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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宗教战争，发生在1562和1598年之间，大约有三百万人在此期间因暴力或者饥荒丧生，是欧洲历史上伤亡仅次于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导致超过八百万人丧命）。新教思想首次引入法国时，法国已经因为与西班牙的常年战争而兵困马乏，民力凋敝。在位的法国国王是弗朗西斯一世，在他统治期间，平民对天主教的改革的希冀越来越大，新教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弗朗西斯一世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控制路德宗传播，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异端思想”都和新兴的人文主义相联系，因此并没有直接被定为异端。  弗朗西斯本想在改革和保守中保持中立，但标语事件（1534年10月，一些城镇公开展示了宗教改革者对天主教教义的攻击）的爆发带来了很可能是由巴黎最高法院煽动起的迫害浪潮。此时，法国内部的新教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瑞士改革家茨温礼的影响，这些人对路德的克制已经厌倦，寻求更激进的攻势。而瑞士由于和法国文化上的联系，也成为了新教徒避难和向法国输出观点的基地。标语事件，顾名思义，就是大字报，贴标语。这一套可以说是法国人民的特长，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国的各种反天主教分子可谓是甚嚣尘上，各种贴海报，说教廷坏，教皇蠢，教会没有救了。法国人民的这些做法就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法国就被贴上了反教会的大本营，策源地这样的标签，而法国国王则有着世界上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的称号，这样下去怎么了得，于是欧洲天主教国家纷纷谴责法国瞎搞，没有底线。弗朗西斯一世原本是准备做好宗教引导，弥合法国宗教的裂痕，但本来动力就不大，这么一来，也就没了继续弥合的兴趣，此时的他还要谋划和奥斯曼帝国的结盟来缓解被哈布斯堡包围的压力，到时候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宗教舆论影响，所以干脆这时候就拿国内的反天主教分子开刀，缓解一下法国越来越臭的国际名声。说起来国内的新教徒本来对标语事件参与不深，但是势力最大，要整顿肯定是优先拿他们开刀，结果就是法国新教徒迎面而来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1534年年末，奥斯曼帝国驻法国大使随弗朗西斯前往巴黎。1535年1月21日，因标语事件而被捕的犯人们，在两人的注视下，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被施以火刑致死。有人说，标语事件将法国的新教变成了“反抗者的宗教”，这样的说法或许稍显夸张，但这一事件确实被视为对国王权威的反抗，也让王家加强了对“异端”的镇压。巴黎议会对新教的起诉数量迅速上升，在法国北方新教陷入低谷，但在南方宗教危机却以惊人速度发展，并且受到了来自约翰·加尔文的深深影响。晚年的弗朗西斯从此就一直秉承全力打压国内新教徒的政策，甚至在十年后，还因此爆发过梅兰多大屠杀，1545年，因梅兰多居民多成为加尔文宗信徒，弗朗西斯下令对梅兰多进行屠杀。据不严谨估计，普罗旺斯军在梅兰多屠杀了上千居民，并在摧毁了附近的二十多个村庄，并将抓获的数百男子贬为法国船奴，永世不得上岸。但这不是法国新教徒最惨痛的时候，他们还有更多要面临的问题，两年后，弗朗西斯于1547年3月31日去世，其子亨利二世继承王位，亨利二世对新教徒的暴政与他父亲如出一辙。但更要命的是，弗朗西斯好歹还存在过弥合两教分歧的心思，而亨利二世是真的相信新教徒就是异端，他并不觉得异教徒是本国国民。在1551年6月27日，亨利二世颁布了夏多布里昂法令，限制新教徒在工作场所、田间甚至吃饭时进行礼拜，也不允许有新教集会，哪怕对宗教进行讨论也是禁止的。即使进行着高强度的压迫，但是新教徒的扩张仍然是无法遏止的，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新教教会，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持续发展提供了领导。四十年代时，法国国内新教徒势力薄弱，面对迫害新教徒只能秘密聚集进行礼拜。但到五十年代，法国的宗教形式已经焕然一新，不仅新教的信徒数量显著增加，最重要的是大量贵族投向加尔文宗的怀抱，这给法国的新教运动带来了质的变化。亨利二世因比武而意外逝世后，作为摄政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主张和加尔文宗和解。瑞士的牧师被大量派遣到法国境内，加尔文牧师开始联络各个支持新教的国内外诸侯，尝试渗透法国的法院甚至宫廷。到了六十年代，法国已经有过半贵族是胡格诺派，并建立了大约一千二百个加尔文教会; 到1562年战争爆发时，法国已有两百万胡格诺分子。贵族皈依新教对国王的权力构成了重大威胁，而更可怕的是，这两百万人遍布全国，而不是聚集于一地。他们来自各个阶级，从工匠到贵族，只有宗教能将如此广泛的群体联系起来。在军事贵族的保护下，胡格诺教徒已经可以违抗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的权威，建立起遍布全国的组织。开始于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在路过瓦西镇附近时，发现新教徒违反国王的禁令在城内做新教仪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公然挑战，立即下令对犯禁的新教徒进行攻击，死伤近200人。“瓦西镇屠杀”成为持续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双方的兵力不多，在战争中都依靠外国列强，天主教派依靠西班牙，教皇和意大利城邦；加尔文派依靠英国、德意志公爵和荷兰教友。1562年4月，新教贵族开始组织攻势。5号，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落入胡格诺派之手。凯瑟琳试图和谈却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双方控制区上的异端都遭到屠杀。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试图以援助新教徒交换法国北部的领地，但这激发了法国人的同仇敌忾，天主教军队阻挡了胡格诺派在向图卢兹的进军，并试图拦截北上同英军汇合的新教军队。1562年12月德勒一战天主教派的将领蒙莫朗西被俘，圣安德烈元帅战死，由于吉斯公爵最后一刻赶到支援，天主教军队惨胜。1563年2月，吉斯公爵在围攻奥尔良时被一位新教徒暗杀。孔代也在德勒被俘，纳瓦拉国王安托万死于鲁昂之围。1563年3月，太后凯瑟琳·德·梅第奇发布安布瓦斯敕令，给予新教徒信仰自由和在指定地区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在她看来，自己的政治对手似乎已经伤亡惨重，混乱应当被平息，但她不知这仅仅是个开始。作为对西班牙人镇压尼德兰起义的回应，担心太后寻找西班牙盟友清剿自己的胡格诺派选择先发制人。1567年9月，孔代和科利尼率新教军队劫持太后和查理九世未遂，太后和国王在瑞士士兵的包围下逃到了巴黎，痛斥胡格诺派的背叛。这可以视为王室对新教政策的转折点。新教军队包围了巴黎。11月10日，在巴黎北郊圣德尼一战，皇家军队惨胜，蒙莫朗西元帅战死，但巴黎之围解除。。1567年11月，德意志普法尔茨选侯派兵驰援胡格诺派，而王室已经无法凑足军队两个月的军饷。最终，天主教徒和宫廷屈服。1568年，双方签订《隆朱莫条约》，重申安布瓦斯敕令。胡格诺派军队同样缺乏补给，而他们寄予厚望的尼德兰人也在那慕尔遭遇惨败。他们彼此结为同盟，希望可以“清除君主身边的邪恶”。1568年9月，查理九世在天主教派的压力下撤销先前发布的宗教宽容敕令，禁止胡格诺教徒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一切官吏和法官都必须宣誓效忠天主教会，新教牧师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法国，双方的第三次战争由此爆发。孔代和科利尼带着上百骑兵抵达拉罗谢尔，路途上许多新教徒加入了他们。拉罗谢尔位于大西洋沿岸，可以很方便地同尼德兰人与英国人取得联系。孔代改变了方针，将力量集中于西部的堡垒区，试图借助这片区域维持同南方的交通，同时寄希望于德意志的援军。随着战争模式的变化，围城占比越来越多，而火炮更多的王室军队也因此占据优势。1569年3月，亨利·德·安茹的王家军队同孔代遭遇，孔代被一位上尉杀死。理论上胡格诺派的指挥权交给了纳瓦拉国王亨利，但实际指挥权给了海军上将科利尼。6月开始，科利尼开始围攻普瓦捷的吉斯公爵，而王家军队则得到了教皇，佛罗伦萨和西班牙的援助，至6月下旬，王家军队大约有8000骑兵和16000步兵，而胡格诺派军力大致相当，但步兵占比更多。7月，科利尼向国王提出和解，主张国家的分裂是西班牙人的阴谋，目的就是分散国家的注意力，还提出可以入侵弗兰德斯。但查理王反应冷淡。10月3日，安茹的军队击败了科利尼，但科利尼利用王家军队陷入围城战的机会重新集结了一支军队。胡格诺派教徒似乎无法被击败，双方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1570年8月，太后凯瑟琳签署圣日耳曼敕令，使新教徒获得礼拜自由和在几个设防安全区自派总督的权力。所有大学，学校和医院也允许胡格诺教徒入学，他们还享有一定司法特权，免得被议会不公正地量刑，所有没收的胡格诺派资产都要归还。第四次(1572–1573) 随着八十年战争形式的焦灼，法国内部也陷入了是否干涉的讨论中。科利尼力主法国援助尼德兰，减少西班牙的影响，而凯瑟琳以及众多议会成员担忧新教徒的胜利会让法国被胡格诺派控制，不愿意同西班牙决裂。查理九世在其间摇摆不定，最终议会决定不发兵参战。与此同时，瓦卢瓦家族和纳瓦拉的亨利正在准备联姻。众多胡格诺派贵族也因此聚集巴黎。在众多天主教教士和煽动者的宣传，以及以及累年战争和冲突影响下，巴黎市民对胡格诺派的仇视已经难以控制。8月22日，科利尼在回家时遭到枪击，国王探望了他，其他胡格诺派贵族也聚集到领袖身边，科利尼选择留在巴黎，国王派遣了50个士兵守护他。科利尼并没有表现出报复的想法，但8月23日，国王和御前议会成员在卢浮宫召开回忆，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最好在巴黎赢得战斗”。对胡格诺派报复性叛乱的恐惧让天主教徒选择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巴黎市长被传唤来，国王命令他采取一切手段保卫首都：关闭城门，封锁船只，向民兵分发武器，并且将炮兵部署于城外。 1572年8月23—24日夜间，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正聚集巴黎，庆祝其领袖纳瓦拉的亨利的婚礼。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近卫军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教徒2000多人，科利尼被砍下了脑袋，天主教徒将其无头尸肢解，拖在街上行走，最后绑在绞架上。许多天主教徒相信这是国王许可的净化，对自己的胡格诺派邻居发起了攻击，屠杀席卷整个巴黎。由于24日正值圣巴托罗缪节，因此这一血腥的夜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由此对抗激化。屠杀并不止于巴黎，包括波尔多，鲁昂和图卢兹在内的十几座城市在收到巴黎大屠杀的消息后也立刻发生了暴力事件，有些是官方有计划地进行，有些是自下而上。那些杀人者相信，自己是在执行国王的意愿。这次大屠杀之后，法国再次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一些幸免遇难的胡格诺派下级贵族首先在南部和西部组成联邦共和国，对抗中央政权。从路德开始，包括加尔文在内，新教本不愿将矛头对准国王，他们更相信是一些“奸臣”，如洛林主教或凯瑟琳皇后蛊惑了国王。但这次屠杀让这样的说辞和心理安慰难以为继。新教徒们主张国王违背了和上帝与人民的契约，而自己应该审判国王的罪行。随着安茹公爵被选为波兰国王，并且对拉罗谢尔城的进攻以失败告终，1573年6月，查理九世签署《拉罗谢尔和约》，准许新教徒在拉罗竭尔、尼姆和蒙托邦举行教仪，给予这些城市信仰自由。第五次(1574–1576) 1574年5月30日，查理九世去世，原波兰国王，安茹公爵亨利继承了法国王位，即亨利三世。1576年2月，纳瓦拉的亨利逃离了巴黎，恢复了新教信仰。以他为首的新教势力联合起来，向亨利三世上书，请求洗刷冤屈。1576年5月，亨利三世签署了博利厄敕令，谴责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同意为死难者昭雪，除巴黎和王室住地外，一切法国城市都有权举行新教仪式。敕令还给予胡格诺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准许他们占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居于优势的8个城市，在城市里建立混合司法机构，高等法院也设立特别法庭，以保证进行公正的辩论。博利厄敕令实际上承认了胡格诺教徒占领的地区为“国中之国”。这一决议在天主教徒中引起了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向新教徒屈膝投降。第六次(1576–1577) 博利厄敕令引起天主教派的强烈不满。1576年，吉斯在北方组织“天主教神圣同盟”，自行征税、招募军队，要求恢复王国的宗教统一，拒绝执行敕令。战争中，胡格诺派遭受重大挫折，中部的拉夏里戴和西部的布鲁日落入天主教同盟手中。1577年9月，两派缔结《贝日拉克和约》，规定解散天主教同盟，限制博利厄敕令给予新教徒的自由和权利。新教徒只能在每个区的一个城市和自己的安全区内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对安全区只有6年的支配权。 第七次（1579-1580） 毫无疑问，没有人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满意。亨利三世的妹妹，代表瓦卢瓦家族嫁给纳瓦拉的亨利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的风流韵事以及国王的嘲笑给了冲突的契机。被称为“情人之战”的第七次战争于1579年11日爆发。新教徒在北方和南方都开始进攻，但新教徒中依然是和平的主张占主导，国王也不愿意让战争打乱他对尼德兰的计划。1580年11月，《勒弗莱和约》签订，新教徒保留之前的特权，但必须归还第七次战争中占领的卡奥尔城。 第八次(1584–1593) 1585年开始，法国国内开始了“三亨利之战”。各方首领分别是国王亨利三世、吉斯公爵亨利、波旁家族的亨利。1585年，吉斯公爵亨利取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支持，在南特重组天主教同盟，巴黎、里昂、波尔多、马赛、第戎等城市纷纷归附。同时，法王亨利三世又撤销了两次和解的敕令。胡格诺教徒只得在波旁家族的纳瓦拉国王亨利的旗帜下应战，并得到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1587年10月20日，新教军队在库特拉击败天主教同盟军。吉斯兄弟不久也重创胡格诺派军队。1588年5月，天主教同盟控制下的巴黎迎接吉斯公爵入城，包围王室住地卢浮宫，国王亨利逃出巴黎，并在鲁昂签署联盟敕令，满足了天主教派的一切要求。同年12月，国王的近卫军暗杀了第三代吉斯公爵亨利一世·德·洛林和他的兄弟第二代吉斯枢机主教路易二世·德·吉斯。巴黎闻讯后发生暴乱，并成立以第四代吉斯公爵为首的新政权。受到新旧教派夹攻的亨利三世同纳瓦拉国王结盟。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暗杀者是个狂热的教士，纳瓦拉国王亨利成为法王亨利四世。但天主教派拒不承认，内战战火继续燃烧。亨利四世连续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无法攻入巴黎。鉴于法国90%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亨利四世于1593年7月25日在圣德尼大教堂改信天主教。巴黎的大门由此而为他打开。6天之后，新旧教两派势力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议。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凯旋进入巴黎，受到隆重欢迎。此后的四年中，各地纷纷归附，亨利四世还赶走了混战之中攻入法国的西班牙军队，通过收复亚眠，占领布列塔尼，他迫使西班牙承认了和平协议。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赦令，最终结束了这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战争。在这份精疲力竭才换来的和平协议中，天主教依然是法国的国教，而胡格诺教徒的政治特权与军事独立也被承认。新教牧师可以举行自己的仪式，国家还会发放补助，而胡格诺教徒也可以自费建立一定数量的堡垒并维持驻军。双方的妥协让步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很少有人对此完全满意。新教徒认为自己被亨利四世抛弃了，而天主教徒也对胡格诺派的特权耿耿于怀。虽然胡格诺派看似享有极高的独立性，但他们的影响力只限于少数被承认为胡格诺派区域的地方，在其他地区，胡格诺派依然受到严格的监视和审查，资金也依赖于王室的补助，缺乏独立的收入来源。总的来说，这份法令让双方的战争从热战变成了冷战。外国雇佣兵和宗教叛军被刺杀和起诉取代，一定意义上让法国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亨利四世最终被天主教狂热分子刺杀——他一共遭遇了19次这样的刺杀，因为没有人认为国王站在自己这一边。路易十三攻陷了胡格诺派的堡垒，终结了新教徒的军事特权，而路易十四则宣布中止了南特敕令，这带来了新的冲击和问题，直到1797年的《宽容新教徒法案》真正实行，法国的宗教冲突才真正意义上解决。（内战期间双方的大致控制地区，灰色为天主教地区，斜纹为胡格诺派地区）当宗教冲突爆发时，以体量而言，天主教无疑是具有优势的那一方。它的分裂，混乱和士气低迷让胡格诺派有机可乘。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吉斯家族作为一个有外地色彩的贵族家族与法国天主教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天主教联盟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同改革势力和解，利用西班牙深陷于战争泥沼而进行扩张，而另一派却力主和西班牙签订和约，以牺牲民族为代价，利用西班牙的枪炮实现宗教的统一。吉斯家族的领地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交界处，又有临近海洋的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以纵横于多方势力之间，一边以法国封臣自居，另一边又可以反抗国王，并联络德意志的雇佣军。但这种便利也势必带来弱点。法国本地的贵族厌恶吉斯家族，甚至连天主教徒也对他们怀疑颇多。这使得许多贵族加入到了胡格诺派一方，也让天主教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天主教联盟虽然拥有更多的人力（天主教的信奉者依然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却难以像胡格诺派那样动员下层人民参与到战争中。邻近瑞士的法国在受到其宗教影响的同时也难免对其联邦政体的影响产生警惕。贵族们担心一旦用武器武装平民，那么平民的军队在击败胡格诺派的同时也会推翻自己，甚至效仿瑞士人那样建立一个没有税租和领主的新体制。他们不敢广泛动员农民，而他们的对手胡格诺派则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他们甚至可以以瑞士式的理想号召农民。这也导致胡格诺派虽然在支持者上远远少于天主教联盟，但却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同其厮杀得难解难分。最终，无论是吉斯家族为首的天主教联盟还是胡格诺派都没有取得胜利。决定了胜负的是法国的天主教徒，他们将胜利的桂冠给了国王，并且国王必须信仰天主教。群众和教会的财产被恢复，胡格诺派被排除出了天主教的狂热地区之外，天主教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国教。即使新教的军队赢得了战争，更保守的那方依然获得了胜利。战争带来的首要影响便是王权的衰弱，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加以弥补。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王家领土的扩张，国王的合法性和强势似乎已经毋庸置疑，在1484年到1560年间，法国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但这一形式在亨利二世逝世，幼主上位后便很快改变 这一时期的法国王权依然维系军事贵族的支持。贵族控制着军队，并且追求战争带来的荣耀，刺激与物质回报。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这样的君主深受他们欢迎，因为这些君主可以率领军队投入战争。但和西班牙的和平，亨利之死与15岁男孩的继位让他们大失所望。弗朗西斯二世的年龄足以进行统治，但他缺乏足够的经验，依靠其亲族吉斯家族管理王国，而吉斯家族的出身与强硬维持天主教地位的政策激起了许多贵族的怨恨。来自意大利的凯瑟琳王后更是让贵族对王家的尊重下降，他们开始试图控制国王本人，击退外国的影响。宗教信条的支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让贵族开始支持新教，这也让军事叛乱的威胁大大上升。1588年的叛乱导致了亨利三世本人被刺杀，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大革命前法国王权的最低点，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法国国王是被自己的臣民谋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以及税收能力也陷入了低谷，地方总督拥兵自重，自行决定政策乃至自行控制税收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加以缓解。同一时期法国的农业发展也受到了重创，这其中当然有战争带来的破坏，但不能否认的是，农业技术的停滞和气候的变化也带来了很大影响。通货膨胀——在某些时候也被称作价格革命，同人口增长一起进一步使得民众生活质量降低。寒冬，瘟疫和饥荒带走了许多生命，据较为可靠的估算，战争期间法国的人口减少了200万-400万不等。宗教战争是时代变化下欧洲的必经之路。他的起源或许是对天主教会的反抗，但在流传开后便变成了各个国家适应本国国情后进行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在那些不了解宗教的现代人眼中，往往很难相信一个近代国家会被宗教撕成两半。人们往往会寻找其他原因，诸如政治，经济和社会，将其作为宗教外衣下的矛盾内核。但16世纪和21世纪完全不同，宗教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给他们获得救赎的希望。内战和革命很少是因为单一的原因，但在这场决定了法国命运的战争中，宗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为法国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都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因此，在我们看待历史事件时也必须跳出“现代”的刻板定式，用时人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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