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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四月，剿捻总指挥僧格林沁死于捻军之手。五月，清廷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筹剿捻事宜。九月中旬，曾国藩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追剿西捻张宗愚。下旬，张宗愚被追入河南陕州，欲渡河入晋，受阻，只得西走阌乡。此时，他面临的形势十分危险，后面是追兵，而前面是潼关天险。侥幸的是，虽然潼关有防备，但阌乡西南的太峪口无兵防守。十月初三日，张宗愚绕过潼关，由太峪口进入陕西华阴，摆脱了追兵。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张逆入秦，鄙人已大为物议所讥。”之所以被物议，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本有机会堵住张宗愚入陕之路。九月中旬，曾国藩曾命鲍由南阳径赴鲁山，“本可拦贼不入秦”，而鲍不听。可见，鲍超对张宗愚入陕负有责任，但曾国藩并未追究。第二，是因为张宗愚一入陕，鲍超等军即停止追剿，并说“我军岂可赴秦中受苦”。十月初四日，曾国藩指示鲍超：“凡贼在豫境河南、南阳两府，陕、汝两州，均请跟踪追剿，若贼入秦省，则不必越境剿办矣。”说明鲍超回撤符合曾国藩的意思。因此，张宗愚入陕，难免被局外人解读为是曾国藩有意驱赶的结果。署陕西巡抚刘蓉时已开缺，而新任陕抚乔松年尚未到任，刘蓉故而仍履行巡抚之职。他因没有防守住入陕通道，也受到指责。然而，他并不是不派兵防守，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彼时，甘肃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随时蔓入陕西。刘蓉手下兵力仅一万多人，为了防止甘肃的起义回民窜入陕西，他既使将全部兵力驻扎在陕甘边界，仍然捉襟见肘，况且陕西与鄂、豫交界处的要隘不少。九月下旬，他得知捻军在南阳，遂抽调一部分驻扎陕甘边界的兵力防守武关、竹林关、漫川关等处。十月初，他得到捻军接近潼关的消息，又抽调兵力驰援潼关。后来乔松年说“刘蓉于潼关要隘，不知设一兵以守”，这个说法误导了一些人，让人以为刘蓉有充足兵力而不防守要隘。如薛福成日记就说：“潼关为中原天险,而关旁有禁沟,长三十里。自昔依此设险，每三里一城,谓之十二连城。丙寅之冬,张总愚由此入陕。是时,陕抚刘公霞轩也，乔中丞鹤侪遂以此相诟病，谓为不知守险，而刘公实无以自解云。”十月初七日，刘蓉上奏，报告张宗禹入陕情形。并致书曾国藩和鲍超，请鲍超率所部霆军援陕。十四日，清廷得到刘蓉奏报，命曾国藩迅速催令鲍超一军入关。捻军入陕之初，鲍超从捻军中逃出的难民那里听说张宗愚仍将回窜鄂、豫。遂于十月上旬上奏，谓张宗愚很可能回窜南阳，故拟移师南阳。十三日，曾国藩上奏，谓张宗愚仍将回窜，已命鲍超等军回撤。与此同时，鲍超给刘蓉复信，说准备赴鄂迎击张宗愚，故不能援陕。十月十五日，清廷得到鲍超奏折，命他赶紧入关。十六日，命曾国藩即令鲍超迅速入关。二十日，清廷接到曾国藩十三日奏报，又命他严催鲍超入关。 十月十八、十九日，曾国藩连续致信刘蓉，通报鲍超获得的情报，说“贼苦秦中无食，当往湖北过冬”。为鲍超不入秦提供理由。十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接到清廷命鲍超入关的谕旨，仍命鲍超暂缓入秦。曾国藩这么做，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各军饷项未到，米粮罄尽，陕、阌、商雒，万山之中，初冬苦寒，士卒寒衣未备，万难再进”，且霆军纪律松驰是有名的，上一年发生过闹饷哗变；一是张宗愚会回窜鄂、豫。二十三日后，曾国藩没再接到张宗愚回窜的情报，又连续接到清廷命鲍超入陕的旨意，遂于二十七日令鲍超由荆紫关入秦。同时，写信给刘蓉，告知此事。基于对霆军的了解，曾国藩对鲍超的命令颇为柔和、体恤。后来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臣此次檄调鲍超文内有云，如实无米可办，到万分为难之际，亦可中途折回，并许以兵行至西安省城为止，不再西征，仍奏明专剿捻匪、不剿回匪等语与之约定。臣盖鉴于金口之变，故特参以活笔，预为维系军心之地。”给鲍超发出檄令的次日，曾国藩致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刘崑，说“已檄鲍军由南阳进荆紫关入秦援剿。秦中米粮极艰，而鲍军向颇桀骜，未知能否迅速西援，安靖无扰”。可见，曾国藩很担心鲍超不能听命。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十月二十九日，刘蓉收到曾国藩十八、十九日的信，得知鲍超不愿入关。遂上奏，请清廷命曾国藩改派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三军来陕会剿。对曾国藩来信为鲍超不愿入关进行开脱，刘蓉非常气愤。三十日，复信曾国藩，讥责他轻信鲍超之言：“我公督办军务十馀年矣，其于贼与将卒情伪，积有阅历，亦曾见探卒之报、擒贼之供，果可征信否耶?弟诚愚暗不达军务，然每见贼趋而东，则环东路十馀州县纷纷驰禀以闻，曰:'比据探报，贼将窥吾邑、图吾城、利吾所有之库藏也。’既而贼去不顾，又纷纷驰禀以闻，曰:'擒据落后之贼供称，贼侦知其有备，畏吾之威而不敢来也。’一县然，即十馀州县莫不皆然。贼或北而西、而南，则西、南各州县禀报之词大都相类。盖亦饱闻而饫听之矣。今贼入秦，与陇、蜀、晋、鄂壤地相接，计晋省官吏必走相告，谓贼将渡河而图晋矣。蜀中官吏必惊相语，谓贼谋入山以窥蜀矣。陇中官吏必交骇驰报，谓贼图勾结回逆以踞陇矣。于鄂于豫，莫不皆然。或且录贼探之供以证其说，固不能必其不然，然试执张总愚而拷讯之，彼且茫然未卜何途之从。固无意也，固无必也。听所止而休，伺厥隙以投焉尔。贼意之所未属，彼难民又恶从知之?恶从得之? 前读大疏，谓此贼已成流寇之势。流寇者，东西无定之象也。覆瓮水于庭中，低洼之处、罅隙之所，靡不入矣。至其激而四溢，则舍下以趋高，或避此以就彼，岂有常哉!秦地荒芜日久，民苦乏食，然两年以来，辟草莱，艺黍稷，亦颇得谷。斗升之储，瓮盎之蓄，所在有之。公遽信其无食，将谓此数岁秦民皆食槁壤而饮黄泉耶?殆不然矣。”“十馀年来，大吏多画疆自守，以邻为壑，以驱贼出境为功，殆无出一旅越境灭贼者。弟既饱谙世局，知求人不如求己，在秦三年，未尝求助邻国。比苦东西交哄，不得已而为乞援之举，亦谓公专办捻匪，或当一变此局耳。鹤侪已近秦境，计十日内准可交卸。顾贼方踞华阴，掘长濠，造木城，掠粮积粟，为持久之计。弟与秦民煦濡日久，诚不忍遽舍以行，当勉留两月，以办此贼。公如遂催速三军以来，当谋歼诸崤、函之间。其遂无意于此，亦当为击逐出境，乃谋返棹而南。”刘蓉语气如此严厉，毫不顾及老大哥曾国藩的情面。“画疆自守，以邻为壑，以驱贼出境为功”，更是置疑曾国藩的职业操守。自曾国藩登高位以来，敢直接这么跟他说话的，尚未一见。曾国藩能泰然受之吗？十月三十日，清廷又命曾国藩和时已接替曾国藩钦差大臣一职的李鸿章迅催鲍超等军克期入关。十一月初五日，清廷接刘蓉请改派刘秉璋等军入关之奏，遂要曾国藩、李鸿章命刘松山一军由商州前进，刘秉璋、杨鼎勋两军由潼关前进，鲍超一军扼守阌乡、卢氏及淅川之荆紫关一带。初八日，清廷接曾国藩初二日奏，于是仍然要曾国藩令鲍超一军星夜兼程入陕。曾国藩时驻河南周家口，一般情况下，刘蓉的信十天左右可以到达曾国藩手中。但刘蓉十月初七日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大概到十一月上旬曾国藩才收到。十一日，曾国藩给刘蓉复信，解释鲍超不入秦的原因：“惟闻秦中米粮奇贵，有钱无市，将士视为畏途，而鄙人亦以霆军素乏纪律，入闽者有上杭阙米之哗，赴甘者有金口弃舟之变，恐其偶缺粮食，遽生事端，不欲奏令入秦，反为阁下之累。亦因旬余探报均称贼即回窜，自二十三以后，五日未接回窜之信，二十八乃檄霆军由荆紫关入秦，业经咨达冰案。春霆之不愿赴秦，盖有数端：一则患米粮无出，二则畏剿回匪牵连入甘，三则惧归左帅调度。凡人各有隐衷，不能不曲为体贴。而缺粮尤为切肤之痛，故于公牍中酌参活笔，到万分为难之处，听其中途折回，盖亦不得已而出于此。”他还对刘蓉随信附来的诗作表示赞叹：“承示诗歌诸篇，《苍鹰词》曾由舍弟寄到。读过各篇，风骨遒逸，绝无衰老艰涩之态。东坡谓陈氏精悍见于眉间，岂山中之人哉!”从曾国藩的表达，可以看出他对刘蓉的愧疚。说明他认识到自己对捻军入陕、鲍超未入秦追击是负有责任的。几天后，刘蓉十月三十日的信到达。曾国藩接读，大受打击，心情沮丧，决定与刘蓉绝交。他先后写信给曾纪泽、曾国荃，说刘蓉来信“峻辞诃责”，“此后不复愿与通信矣”。刘蓉在信中“臆断是非”，也是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几个月后，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尝谓晚近讲理学者，论人则苛责君子，包庇小人。论事则私造典故，臆断是非。霞老去冬怨我不派兵援秦，盛气诘责，已不免臆断是非。近责我以保荐乔君，又不免私造典故矣。”曾国藩所称的“臆断是非”，应该指的是刘蓉信中“画疆自守，以邻为壑，以驱贼出境为功”之语。十一月上中旬，鲍超接到曾国藩二十七日发出的命令，遂致信曾国藩，“沥陈入秦之难，反复辩论，所最虑者有三:一在米粮之难办，一在饷银之难解，一在回匪之牵制。兼以口马尚未到齐，拟在南阳陆续操练，一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并奏清廷“请饬下陕西抚臣于入秦处所，接连安设转运局，直抵大营，并多派委员督饬经过地方官，宽备米面料豆。”曾国藩亦奏，说刘松山、刘秉璋、杨鼎勋三军均难调动，仍命鲍超援秦，请选派大员为霆军采办军粮。随后致信鲍超，“阁下务宜迅速启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趋省垣，安慰省城之人心。”十一月十九日，清廷接鲍超奏，遂命官文、曾国荃、李鹤年会商筹办霆军军粮，命乔松年、刘蓉预备粮面，命曾国藩、李鸿章檄令鲍超马上起程入秦，毋再延误。二十三日，清廷下旨，“鲍超西行饷米，均已不患缺乏，该提督自当奋勉立功，将捻股力行扫灭，不得借词迁延。”二十七日，曾国藩命鲍超迅速起行。二十八日，清廷命曾国藩、李鸿章严饬鲍超一军兼程入陕。在这种情况下，鲍超终于决定十二月初拔营入秦。此时，距曾国藩的首次命令已过去一个月。就在鲍超将要启程之时，接到湖北巡抚曾国荃的军情通报。十一月中旬，东捻进入湖北。二十三日，入德安。二十六日，曾国荃致函曾国藩、鲍超等人，请合军夹击东捻。十二月初二日，曾国荃信到达鲍超手中。这对于鲍超而言，犹如大旱之时天降霖雨。次日，鲍超奏清廷，拟赴南阳。而此时的曾国藩，因鲍超仍未启行入秦，正在焦灼之中。十二月初三日，曾国藩致信鲍超，一方面责备他借词拖延入秦：“惟台旆屡言西入，至今迄不果行，前俟饷到即行，今又云须马匹、洋药到乃发，迁延辗转，又届年终，今年行军太缓。九月十五若遵照敝处调度，由南阳径赴鲁山，本可拦贼不入秦，今秦人罹兵业已两月，自不免有拘怨之词。”一方面安排他会剿东捻：“如贼在南阳数十里内，贵军尚未起程，应请就近会剿，即以清贵军之后路。如已起行，则不必返顾。如探明贼势距南阳尚远，即仍请迅速入关，亦不必留待也。”信未发出，曾国藩又接鲍超信，知其定于十二月初启程赴陕。曾国藩心情转好，于信中续写道：“本日奉谕旨严催入关，贵军拟于初四五拔营，不候饷齐，不顾掣肘，毅然前进，具见忠勇奋发，嘉慰实深。霞仙中丞不复办粮之信，或因赴援未速，故尔盼极生怨。譬如主人请客，客不来而先议主人之授餐，则主人或因而负气。客已到而不见主人之设食，则客亦得以有辞。若果拔至三四百里，而秦中米粮一无足恃，停军待饷，则曲直显然，中外亦可共谅其心。”曾国荃、曾国藩对鲍超合剿东捻，只安排他驻守豫、鄂交界一带，并未要求他入鄂追剿。然而，鲍超自作主张，十二月初四日即由新野赴鄂，初九日抵湖北枣阳。鲍超追剿东捻如此主动，显然是为逃避入秦寻找合理借口。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虽然他已决定与刘蓉决裂，但鲍超所为加深了他对刘蓉的歉疚之心。后来，曾国藩给鲍超批示，就说：“本部堂筹画月余，无兵入秦，尤觉无以对秦人。”致信山西按察使陈湜，也说“春霆多此波折，致鄙人失信于秦，殊深忧愧。”得知鲍超入鄂，曾国藩马上采取弥补措施。十二月初十日，致信刘松山，请其率老湘营援陕：“刘霞仙中丞之望贵部亦甚于望鲍军，此时若得阁下与张、李同入潼关,则路近而势易。鲍军虽不西行,鄙人尚不失信于秦。”十六日，刘松山自洛阳拔营援陕。十八日，张宗愚大败官军于灞桥。十二天后，刘松山抵西安。因此，如果不是鲍超逃避援陕，灞桥之败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灞桥之败，官军伤亡惨重，刘蓉因此受到清廷严谴、革职。十二月三十日，清廷连下两旨，谓“前署陕西巡抚刘蓉，以获咎之员特令署理巡抚，嗣后允其开缺，暂留陕西办理军务，倚任不为不专。乃屡谕该前署抚出省督剿，置若罔闻，以致官军挫失，捻势愈张，贻误地方，实堪痛恨。”又谓“曾国藩、李鸿章于捻匪窜陕以后，将及两月，所调各营并未到陕。鲍超一军屡经谕令赴秦，迁延逗留，致令陕省糜烂至于此极......刘蓉在陕有年，一味宽纵，致令将士毫无畏惮。屡奉谕旨出省剿贼，并不亲临前敌督战，以致诸军进止不齐，有此大挫，深堪痛恨。”可见，清廷认为灞桥之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刘蓉不亲自督战，军无统率；二是曾国藩、李鸿章调度不力，鲍超拖延入陕。刘蓉不亲自督战，其中实有隐情。一是他身患重病。七月时，刘蓉就因病奏请开缺。乔松年的奏折也说“刘蓉病体未愈，难胜戎马”。二是官场倾轧使刘蓉不如以前奋勇。陕西布政使林寿图与刘蓉关系很好，对他是很了解的。多年以后，林氏在给阎敬铭的信中说：“乙丑、丙寅间，官常整饬，禁纲疏阔，有乱极思治之象，适不才纠察过当，业集罪戾。霞老构中蜚语，及其事白再涖，志气渐泄，军律以驰，灞浐之役，获咎解官。”“构中蜚语”指的是同治四年被翰林院编修蔡寿祺诬告一事。刘蓉受严谴，与鲍超不入陕有内在关系。因此，曾国藩心中过意不去。这使他改变与刘蓉绝交的想法。十二月二十日，刘蓉为杨岳斌军费事致信曾国藩，请他帮忙。这给曾国藩提供了与刘蓉恢复通信的机会。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复刘蓉信，托曾国荃转寄。他对曾国荃说：“霞仙去官，屡干谕旨严诘，余不能不与之通信”。在复信中，曾国藩对援秦不顺一事，表示了歉意和内疚：“敝处于十月初十接贼窜陕西之报，十余日内州县禀信无不言回窜，逮二十以后五日无回窜之说，乃决计调霆军援秦。未调之前，迟延半月而始能定策。既调之后，迁延月余而迄未成行，仆与春霆皆不能无咎。而秦中米粮极艰，兵勇视为畏途，亦势有不敢遽前者，想亮之也。逮腊月初改调老湘诸军入关，刘寿卿闻命即行，差强人意。乃未入潼关，而秦军有十八日灞桥之败。既抵西安，而张敬堂有正月六日殉难之变，此则事机不顺，天实为之。”刘蓉对曾国藩曾经决定与自己绝交，以及曾国藩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波澜，或许并不知情。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后，刘蓉翻检曾国藩所有来信，读其中同治五年信，遂写下一诗：自注云：“同治乙丑、丙寅间，予在秦中，军事拮据，而公驻师周家口，亦苦捻势披猖，音问梗绝。一日，公以书来曰:'相距未二千里，而音书阔绝殆近两年。昔东坡寄子由诗云:三年磨我费百书。今则百年磨我费三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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