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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曾提出过一个“同路人”理论，意思是说，有些人虽然参加了革命，入了党，甚至还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但他的奋斗目标，或革命的目的却与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终究会与党“分道扬镳”的“同路人”。对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我们不予置评，但在我党历史上，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而进入共产党后，又因经受不了考验，或自己的一己私利没有满足而最后沦落为“罪人”者倒真的大有人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么一位，他曾经很革命，不仅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同盟会，还参加过中共“一大”，是我国最早觉醒的青年之一，但是，他同时也是第一个被我党开除的党员！最后更是成为著名的“汉奸”——他就是陈公博。 1892年，陈公博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父陈志美曾任过清朝的广西提督，位居一品。但是，陈志美比较另类，虽然深受“浩荡皇恩”，但却愤世嫉俗，对腐朽的社会制度极为不满，不仅积极支持“革命党”，还带头上街“闹事”，和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陈公博不仅很早就饱读四书五经，而且还接受了很多新潮的“革命”思想。所以，17岁时，陈公博便辍学回家跟着父亲“闹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还不到20岁的陈公博便成为了广东省乳源县的议员。由于父亲陈志美比较推崇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真以为未来的中国会走“法制”的道路，便把陈公博送进广州法政学校学习。但没想到，生性浪漫的陈公博对严谨刻板的法律知识毫无兴趣，毕业后便改弦易辙，于1917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一起，成为晚张国焘一年的学弟。 此时，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下，北大汇集了众多名家大师，使得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不断地交汇、碰撞，形成了浓烈的对旧文化、旧体制的批判氛围……而这一年，恰恰又爆发了苏联十月革命，这更使得北大校园成为救亡思想的研讨地、实践地。在浩荡的潮流中，陈公博也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1920年夏，满腔热血，渴望着大展宏图的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在自己的母校广州法政学校任教。而这期间，在孙中山“护法”的旗帜下，广州集聚了众多仁人志士，革命浪潮可谓风起云涌，正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革命理论的极佳时机。于是，陈公博在蔡元培等人的鼓励下，和同样回到了广州，在广东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谭平山、谭植棠一起，仿照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的理念，创办了《广东群报》，以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在广东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0年2月上、中旬，为了避免北洋政府的迫害，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经天津去上海。途中，两人商定，各自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便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佳话的来历。根据陈独秀的意见，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先是在在广州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已于1920年12月份来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了由谭平山任书记的广州共产党支部，其中，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公博与时任广东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结识并熟悉起来。 共产国际一直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在中国已经具备了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遂于1921年6月初，派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前往中国，找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商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召开党的“一大”事宜。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便作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向与之有联系的全国另外7个共产主义小组去信，邀请派代表来“共谋大事”。
然而，陈独秀接到通知后，却显得有些不以为然。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时，他表示，因为要为所兼任校长的广东大学预科学校争取校舍修缮款，所以不能去参会。按理说，既然陈独秀不愿参会，自然就轮到广州支部负责人谭平山了，但怪异的是，陈独秀也阻止谭平山参会，他要谭平山留在广州协助自己筹款！按理说，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并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来说，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不正是梦寐以求的吗？何以将筹款看得比建党更重要？其实，这并不奇怪。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伟业，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这都是在革命胜利后的今天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主义，每天都有大量的社团、政党宣布成立，同样，每天也都有大量的社团、政党宣布解散。那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血雨腥风中一路走下去，并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或许，在陈独秀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学术思想中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也与一个普通的社会团体别无二致，出席“一大”，就如同出席一场研讨会一样，去不去，其实都没多大关系。而如果筹不到款子，学校就没办法搞下去了，所以，陈独秀选择了留下来筹款。 陈独秀心中还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小九九”。接触过陈独秀的人都知道，此人性格孤傲、霸道，作风独断，是一个自尊心相当强的人。共产国际要在中国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不找身为“创始人”的陈独秀，却找了上海小组的李达，而李达在没有向陈独秀“请示”的情况下，就出面召集大家开会……这让陈独秀心中多少有些不爽。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陈独秀的态度便有些“消极”。本来上海方面要求每个小组派两名代表参加，而陈独秀却不仅自己托故不去，还决定广东只派一名代表参加。就这样，“一大代表”的殊荣便落在了了陈公博身上。 时值盛夏，陈公博本也不愿外出，一则因为推脱不掉，二则为了借机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进行蜜月旅行，才勉强接受了这个差使。这样的心态决定了陈公博对待“一大”的敷衍态度。陈公博夫妇没有乘坐只要一两天就能抵达的火车，而是跑到香港转乘轮船，晃晃悠悠了一个星期后，才于7月21日你侬我侬地姗姗来到上海。而此时，其它各位代表早已到齐，正等待着广东代表呢。而陈公博到上海后，更是显得特别自我。本来，上海发起组已经为大家在博文女校统一订好了房间，但陈公博却认为博文女校附近不方便李励庄购物、逛街，而且住宿条件颇为一般，便独自跑出去，在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开了一套房间。 （揭历史真相，写精彩故事。本号希望值得您点开关注、点赞、转发）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本来，陈公博是顶着“代表陈独秀”的光环前来参会，颇受人尊重的，但他给其他代表留下的印象却并不好，被认为不过“是广州政府的漂亮的政客。” 会议才刚刚开始,陈公博的思想便发生了动摇。在24日的会议上，围绕着共产党员能不能在政府里任职的问题，张国焘和陈公博、李汉俊发生了激烈争论。本来，在会上发生争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看惯了风花雪月，讲究温文尔雅的陈公博却对此难以接受，认为还没正式宣布建党，便已“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并因此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这反映出，陈公博对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于共产党更是没有归属感。此前，他之所以组建广东党支部，除了陈独秀的督促之下的一时“热血沸腾”外，很大一部分是缘于“玩”和好奇。所以，他有幸参加“一大”，其实更像一场“历史的误会”。 接下来，7月30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更是成为压垮陈公博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再也不愿“沾”上共产党三个字，以免整天担惊受怕。这天晚上，“一大”会议继续在李苏城的家里举行。8点多，马林正讲着话，忽然，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马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见势不对，决定立即休会，让所有的人迅速分头离开，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 李汉俊和陈公博来到二楼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和密探就蜂拥而至。面对法国人的分别询问，陈公博、李汉俊一口咬定，此前许多人不是开会，而是朋友聚会。由于两人统一过口径，因而对答如流，丝毫不漏，法国人虽然狐疑，但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好翻箱倒柜，希望搜查出一些有用的线索来。有意思的是，李书城家里有很多藏书，但这几位外国人仅认得英文书，其中有马克思的英文原版著作，却不认得中国的经史子集。抽屉里的一张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稿纸也被翻了出来，那是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好在巡捕们不识汉字，而密探们则可能把它当作了一张无关紧要的废草稿，没有引起注意。搜查结束后，那位领头的法国巡捕微笑着对陈公博和李汉俊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通融办理。”说罢，便带着一众喽啰离开了。遇到这么“开明”的巡捕，李汉俊自然是庆幸不已，可陈公博却吓破了胆。他后来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透露，自己当时十分紧张，只能靠不停地用吸烟来掩饰，待巡捕们走后，才发现，就这么一小会，自己居然把整整一听，四十八支“长城”牌烟卷全部吸光了！ 巡捕离开后，陈公博便也和李汉俊道别，准备返回大东旅馆。不过，他还是有些警惕性，出门后，发现附近有人盯梢，便顺手招来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故意在人流量很大的世界游乐场下了车，然后在里面东逛逛，西看看，一会儿听评弹，一回儿又看电影，总算趁着电影散场时的熙熙攘攘摆脱了密探。然后，陈公博再次雇车，赶回了大东旅馆。 走进房间后，惊魂未定的陈公博顾不上和李励庄打招呼，立即关紧了房门，将床底下的皮箱拖出来打开，将放在里面的几份文件取出，放在痰盂里烧掉，然后倒进马桶里冲走后，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回顾着这一天的惊险经历，想着未来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陈公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都快亮了，才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可没多久，隔壁房间便传来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女子尖厉悲惨的呼叫，陈公博夫妇被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外面虽然很快就聚集了很多的人，但惊魂未定的陈公博夫妇却仍然不敢开门出去，相拥着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陈公博一听，担心受到牵连，便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从未有过如此经历的陈公博此时早已被吓破了胆，不仅不敢继续参加会议，而且对革命，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事业也打起了退堂鼓，连最后一天的会议，也是最重要的进行选举、表决的会议都未参加，就带着李励庄跑到杭州“散心”去了…… 所以，陈公博虽然参加了“一大”，但就是来“打酱油”的，对建党伟业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大家对他的评价也都不高。张国焘回忆道：“陈公博对于陈先生（陈独秀）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刘仁静也回忆说：陈公博“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他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
经过这番惊吓，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对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谭天度后来曾回忆说：“陈公博开会回来后牢骚很多。” 就在这时，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为此，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决定“联孙反陈”，并要求广州党组织与陈炯明断绝联系。但陈公博却置若罔闻，仍然发表公开信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央的批评。为此，张太雷受中央的委托，专程前往广东，要陈立即到上海就此向组织澄清。但陈公博却打定了与中共分道扬镳的主意。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明确表示：“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陈公博又在党的支部会议上宣布：不再履行党员义务，并“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从而正式脱离了中共。然后，他就在汪精卫的资助和帮助下，转道日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去了。鉴于陈公博的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遂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于是，陈公博又获得一个“之最”：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开除的党员。 有意思的是，陈公博这个对共产主义不再感兴趣的人，居然在哥大又重新研究上了马克思主义，研读了大量的马、恩著作。但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而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而利用自己的知识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逐一的批判！陈公博192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就是他一系列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这说明，陈公博不仅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也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应廖仲恺之约，陈公博回到广州，并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国民党缺人才，陈公博很快就被任命中央党部的书记，然后又在汪精卫的提携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春风得意的同时，陈公博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了汪精卫的身上，他向汪精卫表忠心说：“这辈子唯汪主席马首是瞻，公博愿肝脑涂地”。 此后，陈公博一路追随着汪精卫，再也没有回过头。1938年，汪精卫叛国逃离重庆，陈公博也跟着他一起逃到香港，并写了一本名为《苦笑录》的书，为自己的汉奸行为寻找心理安慰；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就任立法院院长等职，成为全国第二大汉奸；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还一度上位“接班”。但好景不长，没有几天，日本便投降了，于是陈公博只好又带着李励庄逃到了日本。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陈公博夫妇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被投入苏州监狱。为了能保住陈公博的命，不仅陈公博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万言告白书，为已死亡的汪精卫表白心迹，为自己辩解，李励庄更是爆出一个秘密，说陈公博虽然做过汉奸，但早在1940年就被军统策反了，并一直通过军统特工徐天深和戴笠保持着单线联系，还向蒋介石政府传递了很多秘密情报……李励庄认为，陈公博的行为属于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召，所以，恳请江苏高等法院免除陈公博的死刑。但陈公博仍于1946年4月12日被判处死刑！而李励庄则由于犯罪证据不足，仅仅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 “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负重前行”。陈公博虽然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其折射出的历史经验却值得常思。 （揭历史真相，写精彩故事。本号希望值得您点开关注、点赞、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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