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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率部首次入川，从荆州江陵县出发，向西北走江北陆路至荆州秭归县，再走江北古栈道向西至益州鱼复县，再沿古驿道向西南至益州江州县，再由江州北上溯涪江水道至益州涪县，之后向东北走陆路至益州葭萌县葭萌关；建安二十年（215年）第二次入川，从荆州公安县（孱陵县）出发，向西北走江南夷道至荆州秭归县南岸，北渡长江至秭归城，再走江北古栈道西至益州鱼复县，再沿古驿道向西南至益州江州县；章武二年（222年）第三次入川，自荆州夷道县猇亭西逃，走江南夷道向西北至荆州秭归县南岸，渡江至秭归城，再沿江北古栈道至益州鱼复县白帝城。 关键词：刘备；入川路线；陆路；水道；起点终点 刘备后半生最后的十三年中，一共有三次率部入川的经历：建安十六年（211年）接受刘璋迎请，第一次入川抵御曹操，并乘机夺取了益州；建安二十年（215年）出川与孙权争江南三郡，同年再次入川与曹操争夺汉中；章武二年（222年）再次出川东征伐吴，兵败猇亭被迫第三次入川。刘备三次入川两次出川，皆为重大的军事行动，其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对于刘备三次入川和两次出川行走何种路线？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出发地和终止地在何处？沿途有哪些主要停留地点？陈寿《三国志》等原始史籍记述极为简略，以至于今天许多读者误以为刘备入川、出川均走长江三峡水道。其实，争战激烈的汉末三国时期，刘备大军入川、出川路线绝非如此简单。本文拟就刘备三次入川大致路线略作考察。 一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听闻曹操遣钟繇等率部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内心恐惧曹军夺取汉中之后进一步进攻成都，益州别驾从事张松劝刘璋迎接刘备入川以抵御曹军，先讨伐张鲁夺取汉中以增强益州实力，获得刘璋首肯。《三国志·先主传》载曰：“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先主北到葭萌关，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656《三国志·刘二牧传》亦载曰：“（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明年，先主至葭萌关。”[1]646 由上述两处记载可知：刘备第一次入川先至益州江州县停留，再“北由垫江水诣涪”，即从江州县出发走水路沿垫江北上至垫江县，再沿涪水向西北至涪县等待刘璋相见，会聚欢饮百余日后，刘备率部向东北走驿道前往葭萌关驻扎。东汉江州县，即今重庆市市区，时为益州巴郡郡治。垫江，古代将垫江县以下流入长江的江段称为垫江；垫江县，位于江州县北部，即今重庆市合川区；涪水，即今涪江，涪江在垫江县汇入西汉水（今称嘉陵江），再流至江州县汇入长江。涪县，即今四川绵阳市，位于成都北偏东三百六十里（约今250里），汉末隶属益州广汉郡，后隶属梓潼郡。葭萌关在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境内，东汉为益州广汉郡葭萌县，后被刘备改为汉寿县。 刘备第一次率部入川，从江州县至涪县再至葭萌关这段路线是十分清楚的：从江州出发乘船走水路至涪县，沿途江滨之城垫江县、德阳县（今四川遂宁市）、广汉县（今四川射洪县）应是其临时停靠歇息之地；再行陆路至葭萌关，沿途梓潼县（今四川梓潼县）、汉德县（今四川剑阁县）应是其临时停歇之地。但刘备大军自荆州至益州江州县这段路程走的是怎样的路线？又是从荆州何处出发？中途停歇了哪些重要地方？史籍并无任何记载。笔者根据三峡地理特征和相关史料作出如下判断： 1、刘备率部首次入川出发地为荆州江陵县，目的地为益州葭萌县葭萌关。 江陵县（今湖北荆州市）为荆州南郡郡治，赤壁之战后东吴都督周瑜驻营江陵城，分江南孱陵县等地与刘备集团，刘备驻孱陵县油江口，改孱陵县为公安县。大约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年底或建安十六年（211年）年初，周瑜病逝，主和派鲁肃继任，吴蜀矛盾趋向缓和，加上曹军在淮南地区对东吴集团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孙权同意将荆州江陵、枝江、当阳、夷陵等县借给刘备集团，以便集中精力应对曹军在东部的军事压力。此时刘备集团的主要威胁是据守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宜城（今湖北宜城市）一带的曹军，故而刘备令关羽、诸葛亮驻江陵，蜀军主力布防于江北地区。建安十六年（211年）秋冬时节，刘备决策入川，其军队集结地当为荆州江陵等地，刘备自会前往江陵等地率部出发。《湖广通志》卷九在“石首县”条下记曰：“绣林山：县西南二里。《郡国志》：旧名岐阳山，相传汉昭烈尝泊舟江北，孙夫人于此望之，一名望夫山。……《三国纪略》：孙权以妹妻昭烈，驻绣林山，昭烈入蜀，夫人登此望之，故俗名望夫山。”[2]《四库全书》第531册第279页石首县，东汉孱陵县地，刘备迎娶孙夫人驻足处。这则民间传说也从侧面说明了刘备首次入川是从江南公安县渡江至江陵县再入川的。 益州涪县东南通江州，东北至汉中，西南连成都，北接江油，交通便利，为州治成都的北大门，是刘璋与刘备相见共商大事的最佳去处，故而成为刘备大军重要的停歇地。而葭萌关等险关要隘距离汉中郡不远，进可攻退可守，乃梓潼、涪县、成都之屏障，战略地理十分重要，故而成为刘备大军进驻的目的地。 2、刘备率数万步卒入川，先走江北陆路至香溪，再至秭归县城，再沿江北古栈道西至益州鱼复县。 刘备军队行走的大体路线如下：从江陵县出发，西至南郡枝江县（今湖北枝江市），再向西北经宜都郡（曹操分南郡枝江以西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郡）夷陵县北部山道（今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分乡镇、雾渡河镇、樟村坪镇等地）进入宜都郡秭归县东北部高岚河谷（今湖北兴山县高岚风景区），再向西南至长江北岸支流香溪（今兴山县峡口镇等地），再沿长江北岸西至秭归县城（今湖北秭归县归州镇），再沿江北古栈道西至益州巴郡鱼复县（今重庆市奉节县）。沿途枝江县、秭归县、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等地当是刘备军队停歇之地。 刘备首次入川走江北陆路至鱼复县，虽然不见载于《三国志》等原始史籍，但这种可能性极大： 一是长江三峡地理特征决定了刘备的选择。长江水道自古以来是川鄂之间的主要通道，但出川往往选择走水道顺流而下，而入川则多选择走陆路，运送军队更是如此，因为逆水行舟费时费力。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释《水经》中“东过夷陵县南”一句时云：“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3]792李白《上三峡》诗亦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黄牛，即黄牛峡，西陵峡中的一段峡江。古代长江三峡逆水行舟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三峡滩险浪急，运兵船只稍不留意或缺乏经验，便会出现舟毁人亡的风险。三峡民谣云：“新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刘备选择走陆路，既可避开三峡鬼门关之险，又可节省很多时间。 二是蜀汉集团资源短缺限制了刘备的选择。走长江水道入川需要大量船只运兵，而蜀汉集团当时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建安十六年是魏蜀吴荆州争夺战的第四年，经过赤壁之战、南郡拉锯战、南征四郡等战争，刘备在荆州刚刚站稳脚跟，原刘表军队的战船一部分被东吴水军缴获，一部分毁于赤壁之战，一部分被曹军撤至襄阳，刘备集团除关羽统辖数千水军和数量极其有限的船只负责荆州防务外，实无能力从长江水道运送数万军队入川，虽然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迎接刘备，那不过是负责后勤保障和用于行军向导而已。一年以后诸葛亮、张飞、赵云奉命率部溯江入川，其运兵船只主要是刘备掌控益州丰富资源后提供的。 三是刘备有意通过陆路行军来熟悉荆州、益州的山川地形。《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吴书》记载：刘备入川前，刘璋部下张松、法正等人有心投靠刘备。“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1]656张松等人将益州山川画成地图送给了有心夺取巴蜀的刘备，但对“要害道里远近”要做到了如指掌，还需要通过实地行军来实现。 四是民间多处地名传说亦佐证了刘备首次入川走江北陆路的事实。清同治版《枝江县志》卷之二曰：“拽车庙：在董市东北八里，地名张头岭。相传昭烈入蜀，张桓侯为帝拽车于此。”[4]111董市，即今枝江市董市镇；张头岭位于今枝江市区西北约七里处，西南距董市镇约八里。传说张头岭和岭前的拽车庙均得名于张飞送刘备入川。又今编《湖北省宜昌县地名志》收集的民间传说云：“大王岩，……原名打望岩，传说东汉末年刘备统兵入蜀路过这里，曾派人在山上打望（放哨），后演称大王岩。山势高耸，向西一面悬崖陡壁，在大王岩东侧有一巨石，书有“歇马处”三字，相传是刘备歇马的地方。”[5]173大王岩位于今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东北，附近还有地名叫“打望坪”等，亦传说与刘备入蜀有关。与分乡镇相邻的下堡坪乡、雾渡河镇、樟村坪镇等地也有刘备入蜀踪迹的传说。民间关于刘备、关羽、诸葛亮、张飞、赵云等蜀汉英雄的地名故事常常在忠义智勇以及兵器坐骑等方面做文章，虚构和附会成分很浓，而在刘备入蜀问题上加以附会的必要性不大，因而拽车庙、打望岩等地名具有较高的历史可信度，它们确有可能是刘备当年入蜀时留下的足迹。 从宜昌南津关（西陵峡峡口北岸）至秭归县（今秭归县归州镇）约一百七十里的江岸陡峭险峻，自古唯有纤夫拖船之道，至今仍有若干地方不通公路，只能向西北绕道兴山县（汉秭归县北部），再向西南至秭归城。清乾隆版《东湖县志》卷四载曰：“雾渡铺与兴山县连界，其北路城子头，险峻难行。”[6]57说明明清时期在今宜昌市雾渡河镇至兴山县的山区道路上设有递铺，即邮传站，以铺夫、铺兵背包递送公文。而兴山县与秭归县山水相连，清同治版《兴山县志》卷二载曰：“县南接壤归州，为赴郡出入孔道。”[7]240又郑敬东主编《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亦述及古代归州至宜昌的人行山道：“归宜人行道：由州城向东经香溪、龙马溪、天门垭至宜昌范家冲，全长45公里。”[8]219州城，即古代秭归县城，位于长江北岸，东距香溪口十里；香溪，长江北岸著名支流，位于秭归城东北；龙马溪，在今秭归县屈原镇之北、香溪之东；天门垭，山垭名，位于龙马溪东北；范家冲，又名范家河，在今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南，与雾渡河镇相邻。所谓“归宜人行道”，即从秭归至宜昌的山道，汉末刘备军队轻装入蜀是否走这条山道至秭归？不得而知，但大体方位是不错的。今天湖北省312公路从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分乡镇一带出发，向西北经雾渡河镇进入兴山县水月寺镇，又经高岚风景区再向西南经香溪河畔峡口镇至秭归县归州镇，这条公路与汉末刘备首次入川走的江北山道路线大体吻合。今恩施巴东县在东汉时期隶属秭归县，其西陲与巫县（今重庆巫山县）交界。《三国志·孙桓传》记载刘备惨败于夷陵之战后，从秭归江北古栈道西逃，而吴悍将孙桓“斩上夔道，截其径要，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1]899。刘备脱险的上夔道，后世称石门山，又称蜀口山，在今巴东县官渡口镇境内。刘备首次入川亦应走上夔道经巫县至鱼复县。 3、刘备军队从鱼复县至江州县，主要行走江北古驿道。 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驿传制度，道路上每隔三十里设驿站，提供马车和粮草，接待来往人员、传递信息和运送物资等。从鱼复县至江州县，至少有一条完整的江北古驿道。郑敬东《长江三峡交通文化》述及重庆市古驿道云：“正东路：出朝天门，渡嘉陵江，经头塘北上同兴、一碗水，往东去沙坪，经苟溪桥、旱土、关兴、石船、梅溪、老张关、幺塘等地进入长寿沙溪场，再经长寿、垫江、梁平、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去湖北，这是下川东去湖广的道路，亦称渝万大道。”[8]229此处的头塘、沙坪、梅溪、幺塘等均为今重庆市区小地名；长寿，重庆市区东北长寿区；垫江，今重庆市垫江县（非东汉垫江县），位于长寿区北偏东；梁平，今重庆市梁平区，位于垫江县东北；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位于梁平区东部；云阳、奉节、巫山三县依次位于万州区东部，巫山县与湖北巴东县交界。渝万大道乃明清近代重庆地区的交通干道之一，但它多半是在秦汉古驿道的基础上修建的。汉末刘备军队至鱼复县（今奉节）之后，应是沿着这条江北古驿道至江州（重庆）的。 既然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而船行水道士卒省力，至鱼复县已避开了三峡行舟之风险，刘璋又可提供运兵船只，那么，刘备为什么还是选择走陆路呢？南宋文人范成大作《吴船录》云：“至万州，宿在江滨。……溯江入蜀者，至此舍舟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须十旬。”[2]《四库全书》第460册第863页虽然从鱼复县至江州走水路相对轻松，风险也小，但比走陆路耗时多五倍，故而刘备军队肯定会选择江北古驿道，虽然不能排除刘备本人和部分随从文官乘船去江州的可能性。 然而，刘备军队至江州后为什么又选择乘船走涪江水路呢？因为涪江为长江支流，水流量较长江要小得多，此时又是秋冬季节，逆水行舟较为平缓顺畅，耗时与走陆路差距不大，故而刘备至江州后选择了“由垫江水诣涪”。 二 《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集团夺取益州后实力大增，孙权遣诸葛瑾为使要求刘备将荆州长沙、零陵、桂阳等江南三郡让与东吴集团，遭到刘备拒绝。孙权极为不满，强行设置三郡长吏，结果被关羽予以驱逐，“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1]828《先主传》亦有类似记载：“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1]658这便是著名的吴蜀荆州三郡之争。 刘备此时做了益州牧，坐镇成都，蜀地富裕，资源丰厚，征调船只器械不是难事，加上岷江流经成都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入长江，从成都前往荆州公安县（汉孱陵县）可顺流而下，故而刘备亲率五万大军出川当会选择走水道，经长江三峡直指公安城，一句“下公安”显示了刘备从水路东进速度之轻快。正当吴蜀双方数万大军集结于益阳（今湖南益阳市）剑拔弩张之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吴主传》曰：“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1]828《先主传》曰：“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引军还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破郃等，郃收兵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1]658这便是刘备第二次入川的记录：出发地应为为荆州孱陵县（刘备改曰公安县，今湖北公安县），入川之后坐镇益州巴郡江州县，指挥张飞等进军巴郡宕渠县（今四川达州市渠县）大战魏将张郃，迫使张郃退守汉中。大约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年底，刘备从江州返回成都。 刘备率部第二次从荆州到益州是否溯江而上呢？《先主传》中“引军还江州”五字无法显示究竟是溯江走三峡水道还是走步道入川。既然刘备军队乘船顺流而下至公安，那么返回巴蜀则不缺乏运载船只，溯江入川的条件完全具备。但从公安县至江州（今重庆市区）和从胊忍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至成都的水道距离大体相当，按范成大《吴船录》、郦道元《水经注》等文献所说，从万州至成都溯江而上需费百日，则刘备大军从公安溯江而上至江州，至少需费两三个月之久。如前所述，千里行军讲究速度，何况曹操亲率大军平汉中，张鲁仓皇逃遁，蜀中震恐（《三国志·刘晔传》之裴注引《傅子》云：“蜀中一日数十惊”[1]335），此乃军情所不容，因而刘备一定会选择走陆路入川。那么，刘备大军是否如第一次入川一样走江北山道呢？从当时各方面形势看，刘备第二次入川走江南夷道至秭归县的可能性更大。 第一，建安二十年（215年），吴蜀大军争三郡对峙于益阳，刘备坐镇孱陵县，其主力部署于江南，两家握手言和之后，直接走江南夷道至长江南岸渡江至秭归县城再经江北栈道入川，更为便捷。 汉孱陵县含今湖北公安县、松滋市、监利县、石首市等地，孱陵县西北部（今松滋市）平原丘陵交错，与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紧邻，夷道县东南部同样是平原丘陵交错，地势平缓，秦汉以来两地通连驿道。清同治版《宜都县志》卷二《营建志·营建驿传第四》曰：“驿上达东湖，下递松滋，路各九十里。额设驿马二十匹，马夫十名，排夫三十五名。”[9]79说明明清时期宜都县与相邻郡县的驿传较为发达。排夫，即负责用木排或木船将人员、物资渡过河流的船夫。东汉三国时期夷道县与孱陵县之间的驿传未必有明清时期完善，但两地通驿是没有疑问的。 而夷道县西北地区则以丘陵为主，与高山丘陵交错的佷山县（今湖北长阳县）交界，清江自西向东流经夷道县城附近注入长江。“夷道”，既是县名，亦是道路名。《水经注》卷三十四云：“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3]795是说“夷道”是通往西南少数民族的道路，修建于汉武帝时期，县由此设。但从近三十年来考古出土的文献资料看，秦代便设有夷道县，“《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记有'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表明在《语书》发布时的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年）以前，南郡属县中就已县、道并存。简文记录的时间为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汉初南郡县级行政区划多因秦未改，因此，可推知秦时已置夷道，属南郡辖。”[10]由此可见，早于汉武帝约百年就已在南郡西部修建了通往西南地区的“夷道”。今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地地处清江流域及其周边山谷，清江又名夷水，本名盐水，自古乃蛮夷聚居之地，盛产鱼、盐，崇拜盐神，盐池、盐井、盐阳、盐石等地名均显示了这一区域的出产，实为古代盐业重地。秦汉王朝开建夷道主要是为了经营和掌控盐业，因而尽管山高水深，仍会不遗余力修建通往此地的盐道、驿道以便运盐，“夷道”实为通往西南蛮夷地区各种道路的总称，设置夷道县也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西南地区的经济。夷道县西北与佷山县相连，佷山县又北连秭归县，刘备军队进入夷道县后，完全可以选择一条距离最直接的“夷道”至秭归县江南岸，再渡江至秭归城。 第二，民间地名传说和原始史籍记录同样佐证了刘备第二次入川走江南夷道的事实。 《明一统志》卷六十二云：“走马岭：在松滋县西南十五里，相传汉昭烈入蜀，于此驰马。”[2]《四库全书》第473册第289页《湖广通志》等历史地理著作亦有类似记载。明清时期松滋县县城在今松滋市北部老城镇，走马岭在其西南十五里，即今松滋市陈店镇东北与老城镇交界一带，而今陈店镇西部与今宜都市枝城镇紧邻。清同治版《枝江县志》卷之二云：“紫山，一名着紫山。相传汉昭烈入蜀，着紫衣登山，载木主祀景帝于此。”[4]111同书同卷又云：“紫山，在县南三里，山前有文笔峰。”[4]102明清时期枝江县辖江南枝城镇，县城驻地即在枝城（所谓枝城即枝江城之意），新中国建立后，将枝城镇划入宜都县管辖。紫山在今枝城镇政府驻地南约两公里处，东西走向，海拔100余米，北山坡陡峭，南山坡相当平缓，可轻松登上山顶，刘备路过紫山之南从南山坡登山祭祀汉景帝的可能性极大。紫山位于走马岭之西，两地相距约四十里，紫山西北二十余里便是夷道城，与刘备西行入川方向吻合。这类地名传说故事佐证了刘备军队从江南进入夷道的事实。 刘备大军进入夷道后，是否会沿清江一带西进至清江发源地（今恩施自治州利川市北部），再向北渡江至益州巴郡胊忍县（今重庆万州区、云阳县一带）呢？可能性不大。因为尽管今恩施自治州地区早在周秦时代便有人行山道入川，但直至汉末建安二十年（215年）时尚属人烟稀少、偏僻闭塞之地，未设置任何县级行政机构，其地分别隶属于佷山、夷道、秭归、巫县等县，直至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才单独设置沙渠县（今恩施市）管辖这片方圆千里之地。刘备不会选择这条补给困难、山道更加难行的路线返回江州。很显然，刘备率部进入佷山县之后再向北至秭归县是最便捷、最省时的合理选择。清同治版《宜都县志》卷一在“江南岸红花铺”条下曰：“西讫石柱山与长阳县之甘蔗溪交界，南起机谋洲与长阳之磨石交界。……铺周回二百四十五里，有驿路。”[9]16红花铺，含今宜都市红花套镇、高坝洲镇等地；石柱山、甘蔗溪，具体位置不详，大约在今宜都市红花套镇与长阳县龙舟坪镇交界区域；机谋洲，在今宜都市高坝洲西南；磨石，即今长阳县东南磨市镇，位于清江西南岸，与今宜都市高坝洲镇、五眼泉镇交界。明清时期宜都市红花铺一带有通往长阳县磨石（今磨市镇）的驿道，再从磨石向西可至佷山县（今长阳县都镇湾镇），向西北则可至龙舟坪镇（今长阳县城），这条驿道应是秦汉时期多条“夷道”中的一条。杨华、屈定富在《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一文中认为江南入蜀古道有多条支道，其中之一便是归长古道：“由长阳堡镇向北至滴水岩、板桥、杨林桥（在这里发现有战国青铜虎钮錞于四件、铜釜一件）、芝兰（在槐树坪村发现一处汉晋时期的古遗址）、周坪（在怀抱石村一周代窖藏坑中出土三件铜甬钟）、荒口坪、腰店子、观音阁、窑湾溪，经东门头再向西北渡江至归州城。又从堡镇东南行经大长冲、二五棚、杨家溪，经刘家坪抵达清江北岸鸭子口，这是古代长阳至秭归的主要干道之一。”[11]堡镇，在今长阳县贺家坪镇驻地西约十二里处，它是古代宜施古道（宜昌-恩施）和归长古道（归州-长阳）的重要交汇点之一。鸭子口，位于清江北岸，与南岸佷山县城（今长阳都镇湾镇）隔江相望。可见，从佷山县城北渡清江至鸭子口，再向北可至秭归县。 除了归长古道外，还有一条去归州更为直接的支道，即夷归古道。它是从夷道县出发，向西至长阳县磨石（今磨市镇），向西北至龙舟坪（今长阳县城），又向西北至州府口（今长阳高家堰镇），再向西北经天里铺、白沙驿、芝兰至秭归。清同治版《长阳县志》卷之二曰：“（县）北一百二十里至天里铺，……自天里铺而西二十五里至白沙驿铺，司一兵二；又三十里达归州花桥铺。”[12]513天里铺，在今长阳县贺家坪镇东北与高家堰镇交界一带；白沙驿，即今长阳县高贺家坪镇北偏东白沙驿村，位于天里铺之西；花桥铺，即今秭归县杨林镇花桥场村，由花桥向北偏西走约二十里可至芝兰，再北去秭归。其中，长阳白沙驿是宜施古道与夷归古道的交汇点：“长阳贺家坪镇的天里铺、白沙驿等皆是古代重要驿站，尤其是白沙驿，是古时北通三峡归州、西通恩施的重要驿站。”[11] 由此可见，刘备第二次入川大体路线如下：从今湖北公安县、石首市一带出发，向西北进入今松滋市西北部陈店镇，再向西北进入宜都市东部枝城镇，再向西北行至宜都城西清江一带进入夷道；又从今宜都市红花套镇、高坝洲镇向西至今长阳县磨市镇，再向西北经今长阳县城龙舟坪镇至高家堰镇（州府口），又向西北经白沙驿等地至今秭归县杨林镇（不排除从磨市镇沿清江西至鸭子口，再北行经堡镇至杨林镇），再向北经今秭归县九畹溪镇一带至今秭归县郭家坝镇，再北渡长江至秭归县城（今归州镇），再沿首次入川的旧路返回江州（今重庆市区）。 刘备第二次入川走江南夷道北至秭归城虽然不见载于《三国志》等史籍，但《三国志·先主传》却有刘备第二次出川率部从秭归南渡进入夷道和佷山县的记录：“（章武二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1]663佷山县与武陵郡（今湖南常德市）毗邻， 刘备进入夷道和佷山县后，便可派马良与武陵蛮夷部落建立联系。既然刘备可以从秭归南渡长江南下至清江流域驻营于夷道，那么从江南夷道北至秭归应当是他第二次入川选择的路线。 三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关羽率部发起樊城战役，水淹于禁七军，围困曹仁于樊城，威震华夏，而孙权背弃吴蜀联盟，趁关羽后方空虚，遣吕蒙统率吴军精锐袭击荆州公安、江陵、夷陵等地，从背后对关羽插上一刀。同年年底，关羽毁败，荆州丢失，消息传至成都，刘备震怒。一年半以后即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八月，刘备调集十余万人人马第二次出川，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伐吴之战，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 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称帝，同年六月，开始集结伐吴军队。《三国志·张飞传》曰：“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1]700《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亦载曰：“先主将东征以复关羽之耻，命张飞率巴西万兵，将会江州。”[13]537毫无疑问，刘备本人从成都出发，调集各地包括镇守阆中的张飞所部万人，会合的地点是江州（重庆），江州成为出川、入川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不料张飞临出发前被部下所杀，但张飞的死亡并未让刘备停下伐吴的脚步。秋七月，刘备令将军吴班、冯习等率领四万前锋部队（《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孙权上书曹丕言“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1]59）攻打吴军驻守的巫县和秭归县，大约经过了一两个月的争夺，蜀军一举攻占了这两座城池，吴班、冯习率部进驻秭归城休整。三个多月后，刘备集结主力至秭归，蜀汉前锋部队继续东进。《三国志·先主传》载：“（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距于夷陵道。”[1]663《华阳国志》卷六亦有类似文字记载。 由这些原始史籍记载可知：其一，刘备从调动各路军队集中于秭归城一带大约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其中前锋部队在秭归一带逗留了三四个月之久以等待刘备主力会合。《水经注·江水》云：“（秭归）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3]791“坂”，即斜山坡的意思，即刘备城建在秭归县城外东北方向一个临江的斜山坡上。这个刘备城当是蜀军伐吴前锋部队为刘备修建的临时寝宫。其二，刘备至秭归之后对原有军事部署作过重大调整。刘备征吴原计划应是顺流而下进攻夷陵、夷道，再进而攻占江陵，但蜀汉水军在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奉命攻占夷陵城及江滨两岸后遭到吴军反击。《三国志·吴主传》曰：“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1]832吴黄武元年正月，即蜀汉章武二年正月，即蜀将吴班、陈式奉命率水军顺流而下攻占夷陵城及其江滨两岸区域（长江流至今宜昌南津关后折向南流，大约二十里江段呈南北流向，故有“夹江东西岸”之说）的时间，陆逊趁蜀汉水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局部反击，蜀军损失五营兵力约数千人，沉重打击了蜀军的进攻势头和士气。蜀汉水军本来就远弱于东吴水军，一战损失数千，使蜀军统帅部不能不有所顾忌。《三国志·黄权传》载黄权劝谏刘备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1]773黄权认为东吴水军强悍善战，建议刘备不要亲往夷陵前线，应由他率部顺流而下与吴军拼死一战，由刘备坐镇秭归，视军情变化再定进退之策。但刘备否决了黄权的主张，重新部署，兵分三路：中路由先期攻占夷陵城的水军据守峡口和夷陵城江滨地区，以牵制东吴水军；北路由黄权率江北军顺流而下至夷陵城，再进驻夷陵道（东汉三国时期从夷陵城通往当阳、临沮等地的驿道）一带牵制部分吴军，并监视东北方向魏军的动向；南路则由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南渡长江深入清江流域之夷道，目标直指宜都城，以打破陆逊的夷陵防线。 刘备横跨长江南北兵分三路，实犯兵家之大忌，一旦遭敌拦腰切断则首尾不能相顾，无法起到相互策应、协调作战的作用。五个月后蜀军惨败的事实证明了兵分三路的严重失误，东吴水军击溃蜀汉水军后截断了黄权江北军的退路，逼使黄权率部降魏；而刘备所率江南主力全线溃败，拼命夺路逃向秭归（担心吴水军溯江攻占秭归城截断归路）。《三国志》之《先主传》载：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陆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1]663《陆逊传》载：“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无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1]995可见，蜀汉主力溃败于夷道猇亭（大体范围在今宜都市五眼泉镇、高坝洲镇与长阳县磨市镇交界处），但仍有数万人马逃至马鞍山（今长阳县磨市镇西约3公里处），刘备陈兵环绕马鞍山与吴军对峙，陆逊督促吴军主力围困马鞍山，阻断粮道，蜀军很快土崩瓦解，刘备率残部突围向西北逃到秭归城江南岸，再急急渡江至北岸，毁弃船只，沿江滨古栈道逃回鱼复县白帝城。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 刘备率残部从猇亭、马鞍山等地逃至秭归城，具体路线如何走？中间经过了哪些地方？史籍只字未提。不过，今长阳、秭归等地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刘备逃亡的地名故事，如“叹气沟”说刘备从马鞍山突围出来逃至一条险要山沟里，望着高耸的一线天而连连叹气；叹气沟位于今长阳磨市镇北。“引火坪”说吴军穷追猛打蜀汉残兵败将，将蜀军营帐烧成一片火海；引火坪在今长阳龙舟坪镇境内。“交战头”说刘备为了阻止吴军的迅猛追击，便在一处山口设伏阻击吴军；交战头在今长阳高家堰镇西北。“点军河”说刘备在一条河边点检打散的士卒，重新整合队伍出发；“马回溪”说刘备走进一处深深的溪谷，因无路可走而回马；点军河、马回溪在今长阳贺家坪镇境内。“跌马坡”说刘备率残部冒雨行走在一条坡道上，结果道路泥泞导致几匹战马跌下山坡；跌马坡在今秭归杨林镇境内。这些铭刻着刘备军队落败沮丧的地名，较为完整地勾画了一条刘备西逃入川的路线图，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由此可见，刘备第三次入川大体路线如下：从猇亭（今宜都市五眼泉镇、高坝洲与长阳县磨市镇交界处）向西至马鞍山（今长阳县磨市镇境内），再向西北经今长阳县城龙舟坪镇至州府口（今长阳高家堰镇），再向西至今长阳县贺家坪镇白沙驿，再向北至今秭归县杨林镇花桥场，再向北经芝兰、九畹溪一带至今秭归县江南岸郭家坝镇，然后北渡长江至秭归县城（今秭归县归州镇），再沿江北古栈道至鱼复县（今重庆奉节县）。 《三国志》等原始史籍和许多民间地名故事，记述刘备第三次入川路线是较为明晰的，但由于历史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描写了刘备大军驻营于长江两岸、时而前往江南时而前往江北的情景，以致无数读者甚至一些学者误以为刘备驻营的猇亭位于长江北岸，刘备是从江北溃逃至白帝城的。这是文学想象混淆了历史真相的典型例证。第一，刘备大军从江南进军，驻营于江南夷道猇亭，不大可能再北渡长江至北岸驻营。《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刘备在江南“缘山截岭”，但点明了驻营地点为“夷道猇亭”，无论是作为行政区划的夷道县，还是作为通往西南蛮夷部落的“夷道”，均处于长江之南；而且刘备在江南夷道，才便于遣侍中马良从佷山县城（今长阳县都镇湾）前往武陵联络五溪蛮夷。而《三国志·黄权传》载曰：“（先主）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1]773明确告诉人们，刘备所率主力在江南。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亦明白无误地指出刘备主力走江南前往夷道：“（刘备）自率诸军，自江南缘山截岭。”[14]2200既然刘备主力败于江南夷道猇亭，则溃逃入川始发地亦在江南夷道：“先主征吴，于夷道还。”[13]71自夷陵县西塞坝南端（今宜昌市西陵区镇江阁斜对岸的江中水洲尾端，长江由北向南流至此处折向东南方向）至江陵县百余里长江水道均由东吴水军控制，刘备大军是不可能轻易从江南渡江至北岸古老背（今宜昌猇亭区境内）驻营的。 第二，刘备不可能从江北山道逃至秭归。自明清近代以来，方志和地理著作大多误认为刘备大军败于江北马鞍山，从江北逃至秭归城。如明弘治版《夷陵州志》卷之二云：“马鞍山：在州西北三十里，汉昭烈为陆逊□□□□□□陈兵自绕即此。”[15]7清乾隆版《东湖县志》卷六云：“马鞍山：在罗惹铺，县北八十里。汉昭烈屯猇亭，为陆逊所败，升夷陵之马鞍山，烧铠而断石门，陈兵自绕，即此。”[6]80近人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云：“马鞍山：在湖北宜昌县西北六十里。《三国吴志陆逊传》：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至夷陵界，逊破其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16]767不仅马鞍山与宜昌城的距离不同著作所言颇多差异，而且《东湖县志》将发生于今恩施自治州巴东县境内的“烧铠而断石门”事件搬到两三百里之外的今宜昌夷陵区马鞍山来，以讹传讹，不足信实。更为重要的是，将刘备陈兵自绕的马鞍山等地定位于江北，与史实不符。如果刘备驻营江北，又何必要另设一个黄权“江北军”？按《三国志》之《先主传》和《黄权传》记载，黄权所部部署在“夷陵道”，位于今宜昌市夷陵区至当阳市西北部和远安县西南部一带。《黄权传》载曰：“吴将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1]773《华阳国志》卷六亦曰：“黄权偏军孤绝，遂北降魏。”[11]537如果刘备被困的马鞍山在今宜昌市夷陵区境内，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夷陵道”很近，那么，黄权所部为何不去救刘备？刘备突围走江北山道为何又不带领黄权所部一起撤回秭归？如此定位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既与史籍记录不符，也完全不合古代军事常理。 总之，刘备一生最后十三年中有过三次入川和两次出川的经历，走过了三峡地区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许多多行军征战的足迹，书写了汉末三国时期群雄纷争的天下大势，也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三国地名故事。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清]四库全书[N].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郦道元.水经注[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枝江市档案局、枝江市史志办编.枝江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 [5]宜昌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宜昌县地名志[M].内部刊印资料，1982. [6]宜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校注.东湖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 [7]政协兴山县委员会翻印.兴山县志[M].同治影印本，2017. [8]郑敬东.长江三峡交通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9]宜都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宜都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10]杨建.奏谳书地名札记（四则）[J].江汉考古.2001(4). [11]杨华、屈定富.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J].三峡大学学报.2007(1). [12][清]陈惟模、谭大勋.长阳县志[M].同治影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第5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3]常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1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等整理.夷陵州志[M].弘治九年刻本，鄂内字图字2008（77）. [16]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分馆，1982. 附： 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湖北三国地名文化研究（编号：18D026） 作者简介：王前程（1963-），男，湖北浠水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三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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