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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文津流觞》傅增湘专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萨仁高娃老师授权发布！ ——以明如韦馆本《履斋示儿编》为例 萨仁高娃 书签是为方便书主、管理人员或使用者迅速快捷地提取和按序归架而产生的一种书籍“身份证”。起源于简帛时代的书签，随着书籍形制的发展变化，其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但其目的始终是为一眼便知书籍的名称、卷次等。册页书籍时期的书签，“主要是粘贴在封皮或函套上，被称为'面签’'贴签’或'浮签’”[2]。自古流传下来的为书籍制作书签或函签的习惯，在以书籍为友的藏书家身上尤为突出，其旧藏函套题签，或贴或夹，随着书籍主体收入现藏机构。“在我们书库里，就有一些前辈们做的所谓的书标(书签)，这种书标就比较具体，它粘贴在六合套上。上面反映有书名、册数，共几函，本函是第几函，及本函的册数、卷次及此书的版本内容。”当然，“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文献来源渠道很多，原有文献的所有者，为了方便阅读查找，也在书籍外做了许多标志，写的书签有大有小，字体各异，很不规范。”[3] 国家图书馆藏明潘膺祉如韦馆刊《履斋示儿编》(索书号02147)为傅增湘先生旧藏，凡八册，钤“长春室主”“傅增湘”“双鉴楼”“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江安傅氏洗心室藏”“藏园”“傅沅叔藏书记”“江安傅氏藏园鉴定书籍之记”等印。我们瞻仰藏品实物，发现此部珍籍配有六合套，函套夹有面签，上写该书题名、卷次等，以便翻检取阅。 (一)函签外观 函签底纸为乾隆高丽纸，全纸高约24.7cm，宽约12.0cm。 签正面下端右侧有墨笔题汉文，原本是横向90度放置，夹挂于函套侧面，露出函套部分高约8.6cm。有文字一端的纸张颜色略黑，显然是当年一直裸露在外的缘故。现库房出于保护旧函签的考虑，将旧函签平整地夹在该部书的封面与第一叶间。  背面则在底纸上下各贴一块写有满文的黄色薄纸，二纸粘贴间隔约2.8cm。裁剪时底纸四周留白，上边约留0.6cm，下边约留0.7cm，左右边各约留0.8cm，十分规整。满文上纸高约10.1cm，宽约10.1cm，下纸高约10.1cm，宽约10.1cm，两块纸尺寸大致相同，均为正方形。 上下满文纸上均有朱色大方印的痕迹，上纸印宽约10.0cm，残留高约2.5cm，下纸印尺寸与上纸印尺寸大体相同，而且印上边线恰与满文行首对齐。结合底色纸上残留的痕迹看，整体应为方形大印，钤印时用一空白纸遮住上纸下边缘至下纸满文行首，透过空白纸的印油残留在底纸上。此印章似起骑缝印的作用。 从外观看，底纸部分污渍未漫延至满文黄色纸上，显然是因为现在的函签正面的污渍未能浸透到背面黄色档案纸上。满文上纸的下端约2.0cm与正面汉文内容一同被折，呈现明显的折痕。满文下纸左下角颜色变浅，并已揭开，其下底纸则有水渍，说明该满文档案曾被水浸泡，也许是在内阁大库时所致；右下角底纸稍微缺损，但上面所贴满文黄纸完好无损。整体上，此满文档案是尚未被揭下的档案，与下文傅增湘所提“其未揭者可存数张”的要求吻合。 由以上描述可认为，傅增湘先生所用函签纸，为贴有满文内容的古纸，先生在其背面空白面下端题写所藏珍品的相关信息，当作该书的函签。而裁剪旧纸时，尺寸十分规整，应该是根据满文纸张大小，尽可能地保留了满文的完整内容，故而此签较宽[4]。 (二)函签内容 如外观所描述的那样，此函签正面为傅增湘先生所书题名、卷次等，背面则是两段满文内容。 1.汉文内容 函签正面汉文内容共5行，从右向左竖写(第3—5行均低一格起写)： 明潘膺祉如 韦馆刻本 全函八册 2.满文内容[5] 函签背面为两段满文：上段为14字，分4行书写，字体较大；下段为13行，字体相对较小。据我们释读，满文内容如下： (上纸) erehafandadefumingni/amjidamafagešenifaššaha/hafan/baitaburehafan// (下纸) erehafanserenggehafanilibuhaniyalmaenenlakcafihafanbebanjiha/ahūndeoijuseomosidesirabuhahafantoktobuhakoolide/niruilibuhaniyalmaenenlakcafinirubebanjihaahūndeoijuse/omosidebošobufidamuemugarganteilefuncehenggeocibanjiha/juseomosiinirubošohosongkoiicihiyabukisehebigelibaicacibanjiha/juseomosidebošobuhakoolideniruilibuhaniyalmabanjihajuse/omosiidorgigūwaboonirubošofiorontucikemanggioron/tucikeniyalmaijuseomosibesonjoficohobukiahūnggabooigargani/juseomosiidorgiaikanirubošohomudanbicieregarganidorgici/nirubošohobošohokūbebodorakūbarabumesonjofiadabukifuncehe/nirubošohogarganijuseomosinirubošohokūgarganijuseomosibe/gargantomebarabumesonjifigebufaidabukihafansirarabaitabeinu/eresongkoiicihiyabukisemekoolitoktobuha. 汉译如下： 根据两段满文所用纸张颜色、形制、满文方向、书写风格，以及内容、所残留的官印等，满文内容应上下为一体，并且与《履斋示儿编》无任何关系，充分说明函签是利用废旧的满文档案纸背制作的。可喜的是，裁剪函签时，未将满文内容裁断，而尽量保留了完整的内容，亦显爱书人之风范。 傅增湘先生毕生追书、藏书，以题跋、尺牍等形式为我们留下了其所得、所见书的来龙去脉。然而，在其著述中并无他曾收藏满文档案的确切记录。因此，我们认为，其用满文旧档制作函签，应与满文档案的流散有关。 (一)清满文档案的流散 “古代档案，极易散佚，无传者十之八九。档案的传存，文献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如先秦之孔子，汉之司马迁、班固，宋之宋敏求、赵汝愚，元之马端临，明之杨士奇，民国之罗振玉、傅增湘，均矢志于档案文献的收集与编纂，嘉惠后学甚殷。”[6]八旗世袭谱档是清内阁满汉文档案之一宗，“该档起于康熙朝，止于光绪朝，共计763册。八旗世袭谱档所记内容主要是八旗世职官员的世系和家谱。……内阁的满汉文档案，原存放在紫禁城内东南隅的内阁大库。至清末，年积月累，档案数量越来越多，大库已难容纳，再加库房年久失修，潮湿雨淋，霉烂虫蛀，损坏严重。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经内阁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的上奏，除光绪元年(1875)至二十四年(1898)的正副本，不论是否霉烂，一律保留，以备将来查考外，'其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仍著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暨雨淋虫蛀者，一并运出焚化。’”[7]清内阁档案的命运除自然损坏外，还曾被人为销毁。“1909年，内阁大库因失修而倒塌，迫使库内档案外移。内阁大库档案移出后，因缺乏库房，而堆置于朝廷学部大堂和国子监两处。1912年，清帝退位，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这批档案。不久，他们把这批档案从学部搬运到端门门洞之中。1916年，教育部以国家'教育经费困难’为由，将这批档案公开进行拍卖，首先以4000元大洋的价格卖给北京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共有8000麻袋，重量15万斤。该店买得这批档案后，取去麻袋，渍水之后用芦席捆扎成包，装上卡车，分送唐山、定兴两地造纸厂作纸浆。同时，纸店将这批档案零星卖出了一部分。”[8]此即中国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内阁满汉文档案因此遭受重创。 (二)傅增湘先生与清内阁大库档案 1.傅增湘先生利用清内阁大库档案 1917年12月4日任职中华民国第14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9]，对因教育部处置不当而发生的内阁大库档案“八千麻袋事件”应有所闻悉。而其真正搜捡到内阁大库档案应是民国戊午年(1918)[10]。他于1933年写就《清代殿试考略》，记述编纂缘起时说：“旧制每科殿试，内阁填榜后，原卷即存内阁大库，严加扃。然累年积搁，虫鼠损浥，重以吏役盗窃，零落不完。宣统元年，因库屋渗漏，发帑重修，库存档案书籍，点派侍读中书等十人入库检理，移归学部，此试卷亦随以往。余戊午筦部务时，查询旧存试卷，尚余白木大箱六七。因以簿书之隙，发箧躬自阅视，凡历科达人名士之卷，咸已不存，盖移交时，早为识者取携以去矣。乃降而求康雍世族、乾嘉学人及吾川先达故旧，尚得百十卷，其余数千卷，仍捆载入箧，发交午门历史博物馆。余检出各卷，锁置箱笥，已越十年，惧其久而散轶，复重加董治，区分类别，汇而录之，其仕历可考者，撮注下方。而余之撰著此编，亦缘是而发轫。”[11]傅增湘对内阁大库档案文献的流散痛心疾首的同时，力争最大程度地保护档案，故“检出各卷，锁置箱笥”，“区分类别，汇而录之”。据谭小华《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科举试卷探析》一文介绍，“他曾留心收集到84份科举殿试策，属于原始、珍稀的科举档案，目前完整典藏在重庆图书馆。”[12]而傅增湘先生所提“康雍世族”，或指康熙、雍正时期满族官员的世袭档案。遗憾的是，先生不谙满文，否则，以其敏锐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我们深信他定会利用这些满文档案，编纂出一部与八旗官员世袭有关的巨著，与《清代殿试考略》成姊妹篇。 2.傅增湘先生购得八旗族谱 傅增湘先生获得内阁大库档案，除上述记载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有两条记录更加明确其曾购得八旗族谱。 (1)辛未三月初七日(1931年4月24日) (2)1931年5月8日 以上两条记录说明，1931年时，社会上仍能见到内阁大库流散出的满文档案，并由傅增湘先生等购得过，而且第二条中已透露其用处，“若用机器压光，大可裱册子写经”。傅增湘此时仍能够获得满文档案，不足为怪。内阁大库档案卖给同懋增纸店后，有人拿朱批谕旨和题本之类的档案，要卖给清朝遗老罗振玉。后者深知这批档案的价值，便从该书店以12000元的价格买回尚未运出的档案[15]。1924年，罗振玉将大部分档案以16000元的价格转卖给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16]。后者将其中6万件献给了伪满洲皇帝溥仪，其余部分以18000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7]。至此，内阁大库档案更加广泛地流向社会，流向个人，流向海外。此间，傅增湘先生从社会上购得八旗家谱，便不足为奇了。至于傅增湘先生是否用此厚纸用作裱册，不得而知，也许因“原来多接缝”，只能裁切为函签。 如上所述，藏品实物旧函签上并未落年款，故单从函签信息出发，很难判断其制作时间，只能借助该书相关题跋推断大致。关于《履斋示儿编》，傅增湘先生经眼并跋。《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较简单，并未提及何时得此书，由傅忠谟先生提示：“此书有跋，收入《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18] 《藏园群书题记》见《跋明如韦馆本履斋示儿编》，主要讲述该书版本以及与其余版本间的差异，最后落款为“甲戌六月初六日”[19]，即公历1934年7月17日。显然，此时傅增湘先生已拥有了此部书，而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未提。孙英爱《傅增湘年谱》“1934年7月”条简述“17日，撰《跋明如韦馆本履斋示儿编》”[20]，显然是参考了《藏园群书题记》，除该条记录外，《年谱》再未提及该书，故而也无从得知傅增湘是如何入手该书的。 傅增湘无疑很珍视此书，同年7月20日，傅增湘先生致张元济函，所列“双鉴楼藏书供四部丛刊续编选印目录”中就有《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明潘膺祉如韦堂刊本，鲍氏本以前只有此刻)[21]，然而，相比该选目中部分书籍后注有“张批：借”，此书后无注，显然未被张元济选中。我们看《四部丛刊续编》子部18种和集部29种中[22]，果然无此书，该丛书的初编和三编亦未收此书。 无论如何，1934年7月时，傅增湘已经获得了《履斋示儿编》，而为其制作函签也应在此前后。 国家图书馆的傅增湘旧藏中，此类用满文族谱制作函签者并不稀见，据其纸张颜色、薄厚、形状、文字内容等可知，涉及多种档案，而目前所见制作函签时间最早者为民国庚午年(1930)，最晚者为民国卅十年(1941)，有关详情，可参阅陈虹和刘炳梅的文章[23]。因《履斋示儿编》(索书号02147)函签所用满文档案，未被以上二人的文章收入，故略述一二，以体现馆藏傅增湘旧藏诸书函签中，利用旧满文档案制作函签的独到特色，并由此窥见民国藏书家藏书、护书、用书过程中所发生的逸闻轶事。当我们将前辈旧藏小心捧在手中，触摸那函套、函签时，似乎仍能感受到他们爱抚、赏析所藏珍品时留下的温度和眷恋之情，而他们将毕生珍藏毫不吝惜地交给国家图书馆，无疑是希望以国家总书库为重任的国图能够保护好、利用好它们。我们也相信深怀古籍情结的国图人，能够踏着前人留下的脚步，以敬畏之心爱惜这些古籍，守护这些古籍。 [1]景娴、雷晓庆：《傅增湘的藏书观及藏书实践述略》，《晋图学刊》2019年第1期，第63页。 [2]王甜甜：《书签考》，《图书馆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6页。 [3]刘玉芬：《古籍书籍书标的特点在管理上的利弊——以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为例》，《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13期，第256页。 [4]据刘炳梅：《傅增湘先生与古籍管理》(刘炳梅的文章亦收录在本辑中)，其所见馆藏傅增湘先生旧藏中带有满文的16种函签，宽度多不足12cm，仅明刻本《中说》(索书号00119)的函签宽度为12.2cm，比此文所述函签稍宽。 [5]满文的释读及翻译工作由东北师范大学的秦楚燕博士完成，谨致谢忱！ [6]张骞文、黎新军：《傅增湘对档案文献的贡献》，《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12期，第14页。 [7]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8—31页。 [8]刘金元：《中国档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湖南文史》2000年第5期，第59页。陈明榕则称“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在1921年，见陈明榕：《八千件麻袋事件》，《机电兵船档案》1990年第1期，第44页。 [9]田正平、阎登科：《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2卷第6期，第154页。 [10]据李朝正编著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傅增湘先生“丙午(1906)年主管清理库存档案，遍览昔日会试、殿试、朝考等试卷，著《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于研究清代科举，提供了原始档案材料，具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见李朝正编著：《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 [11]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第2页。 [12]谭小华：《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科举试卷探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85页。 [13]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1页。 [14]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63—264页。 [15]刘金元：《中国档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第59页。 [16]对此事，刘金元在《关于“八千麻袋事件”的思考》一文中描述，“罗将买回的这批档案进行挑选自留后，于1927年送给日本人松崎40箱，1936年，送给当时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件，剩下的又以一万六千元大洋进行公开拍卖。”见刘金元：《关于“八千麻袋事件”的思考》，《档案管理》1999年第1期，第40页。 [17]陈明榕：《八千麻袋事件》，《机电兵船档案》1999年第1期，第44页。 [18]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624页。 [1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3页。 [20]孙英爱：《傅增湘年谱》，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90页。 [21]傅增湘提供选印目录上，《履斋示儿编》在集部文献中。 [22]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23页。 [23]陈虹：《傅增湘旧藏善本古籍所见满文函签初探》，《文津学志》第十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第295—316页。刘炳梅：《傅增湘先生与古籍管理》，收录在本辑中。 【作者简介】 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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