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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是南中国极著名的武术之乡。这座唯一获得“中国武术之城”称号的城市，在晚清民国时期便武馆林立，黄飞鸿、叶问、梁赞、李小龙等知名武术界人士，皆在佛山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受尚武传统的影响，今天的佛山仍存在包括蔡李佛拳、洪拳、咏春拳在内的五十余个拳种，有着近三百家注册武馆和超过两百家非注册武术馆。整个佛山以武术为职业的人员约万人，总武术人口规模则多达六十余万人。[1]传统武侠小说中，武术门派大多坐落于远离尘世的名山大川。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不考虑武科举这种特殊因素[2]，那么武馆首先是一门生意，武术也首先是一种商品。生意和商品都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武馆就不能存在壮大，武术也无法传承发展。故此，真正的武术之乡只会存在于人口稠密的繁华之地，不会出现在少林寺与武当山这类地方。事实也确实如此。少林寺虽有武名，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以武术见长。该寺在某些时期颇有田产，为了自卫设置过武僧，但也仅此而已。明朝时，民间传言少林寺有神奇的棍法传世，其僧众依赖棍法，在元末乱世击退过来犯的红巾军。但寺内碑群却记载少林寺于元末乱世被红巾军攻破，僧众流离失所，庙宇遭焚“仅存其半”，连佛像也被“刮金破背”搜刮得干干净净，待到红巾军离去，回寺的僧众已仅剩二十余人。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被民间传言误导，曾前往少林寺交流武术，却发现寺中并无棍法流传，俞大猷遂将自己的棍法传授给了寺中僧人。[3]遗憾的是，武术在少林寺及周边地区没有强大的市场需求，所以俞大猷的棍法也未能传承下来。待到电影《少林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时，真实的少林寺已找不到多少武术的影子。电影编剧薛后向少林僧人询问寺内是否藏有《易筋经》之类的武术典籍，僧人们“都茫然无以应”。[4]武当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民国武术史学者唐豪著有《少林武当考》一书，致力于纠正民间讹传，以严谨的考据指出武当山并非所谓“内家拳法”的发源地，张三丰开创太极拳之说更是无稽之谈。[5]太极拳作为健身拳种真正为世人知晓，是在晚清的道光、咸丰年间，其主要活跃地域不是武当山，而是京城与天津这样的繁华之地。 
明清易代之际，佛山很幸运地免遭大规模战火波及。1650年，清军尚可喜部与耿继茂部围困广州，破城后大肆屠杀掳掠，无辜死难者数万人。随后，尚可喜的部下又屡次请求攻打在经济上支持南明的佛山，却被尚可喜拒绝。理由是佛山乃“四方商旅凑集之区”，若任由大军进入佛山烧杀抢掠，必将导致“商旅裹足，百货不通”，这对志在割据广东、正欲重建统治秩序的尚可喜来说得不偿失。由尚可喜的在意，可知佛山在当时已是一座商业重镇。[6]佛山能够成为商业重镇，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正如《佛山忠义乡志》所言，“地扼两江上游，七省物资皆取道佛山，然后运各省”。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清帝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口岸，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进出口货物多通过北江水系（珠江支流）进出。佛山位于广州上游，是客货自北江水系往来广州的必经之地。这种地理优势让佛山的工商业极为繁荣，与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又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为“天下四聚”。清代乾隆年间，佛山的人口已相当稠密，有“烟火十余万家”[7]。按每户五口计，其常住人口已多达五十余万——要知道，在清末宣统二年，北京内外城(不算郊区)的人口总数也不过是近八十万。佛山镇的这数十万居民大部分是工商业人口，主要从事铸铁业、纺织业、造纸业、药材业、米粮业等行当。到了道光年间，佛山已有商业与服务业行当七十余种、手工行当二百二十余种[8]，街巷一千五百六十五条，铺屋五万二干三百七十六户[9]，南北商会林立，是南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只有这样的繁华所在，才能为武馆与武术提供传承发展的市场。武术毕竟不同于衣食住行，不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硬需求。武术也不是宝马香车山珍海味，其锻炼过程相当辛苦，很难带给人舒适的享受，无法成为达官贵人追求的奢侈品。繁华之地变成武馆林立的所在，往往还需要其他契机。作为商业重镇，佛山自尚可喜时代起便受到统治者的重点关注。清廷后来在佛山设置四大衙门——海防捕务同知署、都司署、千总署与南海县五斗口巡检司署，也可见其重视程度。这种重视的核心目的，是要确保佛山能给朝廷提供可观的税赋收入。这种重视的客观效果，则是给佛山带来了相对稳定的一元化秩序。所谓一元化，指的是秩序由官府单方面制定，主要体现官府的意志，维护的也主要是官府的利益。所谓相对稳定，指的是官府的一元化统治未必公平更未必合理，民间潜藏着许多不满，但民间没有力量与官府抗衡，所以一元化秩序表面上仍然稳定。这种表面稳定的一元化秩序，建立在对民间有组织力量的严厉打压之上。民间禁武，便是这场严厉打压的一部分。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颁布诏书：“外间常有演习拳棒武艺之人，自号教师召诱徒众，甚有害于民生风俗……著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敢于自号教师，以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10]雍正皇帝严禁民间百姓练习武术，是担忧武师在民间设馆收徒，会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有清一代，禁止民间习武是写入《大清律例》的基本政策。康雍乾时代的佛山非常繁华，史料中却几乎见不到武馆与武术的直接记载，主要原因便是这严厉的禁武令。今人追溯佛山武术的源流至康雍乾时代时，常提及天地会等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主要原因也是禁武令——禁武令导致民间几乎不存在公开的武术传承，只能附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第一大变化是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佛山的商业环境急速恶化。鸦片战争前，佛山纺织业有从业人员近七万，炼铁作坊有工人约三万人，炒铁作坊有工人约两万人，铸铜、铸锡作坊有工人约一万人，陶瓷业有工人五六万人。鸦片战争后，机器生产的物美价廉的洋货由通商口岸大量进入中国内陆，对传统手工业造成巨大冲击，佛山的铸铁场与纺织工厂大量倒闭，许多工人也随之失业。而且，五口通商之后，长江流域各省货物的进出口重心转移至上海，佛山作为商业枢纽的地位也大幅下降。第二大变化是英军入侵和太平天国之变，导致清廷在佛山乃至整个广东的统治力急速衰退。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三合会洪顺堂首领陈开率部在佛山起事反清，虽未能站住脚跟，但仍极大削弱了清廷在佛山的控制力，清廷不得不依赖民间士绅的力量来对抗太平军，禁武令也随之形同虚设，武术开始在佛山民间公开传播。佛山武术史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鸿胜武馆，便是创立于咸丰年间。粤剧艺人李文茂也是于道光、咸丰年间开始在剧场琼花会馆中担任武术教师，公开传授武艺。李文茂后来还参与了陈开的反清起义。[11]经济萎缩，官方控制力减弱，佛山的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溃败。《佛山忠义乡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的佛山“游手求食之民来往日以千数，诱拐、赌博之案层出不穷”。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佛山人梁绍献上奏说，佛山官府只对敲诈勒索感兴趣，其他职能已形同虚设，导致民间治安败坏，劫匪丛生：“尤可异者，被劫不报案，可借口为不知，一报案而委员勘验，动索夫马。欲满其所欲，则劫后无余财；不给其所求，又不据实具票。无怪乎被劫之家，苦上加苦，吞声忍气，不肯报官也。”[12] 按梁绍献的观察，佛山当时有种很特别的社会现象，就是民户被匪徒抢劫后不敢报案。因为一旦报案，官府就会以各种理由来勒索报案者，等到他们把劫案查完，报案者的家产也被榨干了。所以被抢劫的的民户宁愿忍气吞声，也不肯向官府求助。如此这般恶性循环，佛山也就成了匪徒的乐园，“佛镇距省四十里，客人买卖来往，日凡数回，今乃视为畏途，裹足不进”，以前商人们在广州与佛山之间频繁往来，如今劫匪猖獗，商人们都害怕走这条传统商道。庙堂失职，官府反作为，佛山百姓只好求助于江湖，黄飞鸿们的故事便是因这样的时代背景而生。黄飞鸿于1847年生于广东佛山镇，幼年时随父亲黄麒英习武，并跟着父亲在佛山、广州、顺德一带卖武献技并兜售跌打药丸。成年后移居广州，由当地铜、铁行工人集资为其在西关设立武馆。黄飞鸿担任教头，向工人传授武艺。后又被当地的三栏（果栏行、菜栏行、鱼栏行）聘请担任行会中的武术教练。[13]黄飞鸿的这段早年履历，已然透露了晚清佛山、广州尚武之风的由来——佛山经济发达，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衰落，也仍是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繁华市镇，有足够的市场可以养活黄麒英这类习武卖艺之人。广州的官方秩序溃败（佛山当然更甚），铜、铁行工人与果栏行、菜栏行、鱼栏行的商贩只能向江湖求助，他们请黄飞鸿做武术教练，看中的不仅是武术，也是希望加入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组织当中。在法制失序之地，原子化的个人太过脆弱，获得组织性庇护至关重要。黄飞鸿及其武馆的出现，正是顺应了民间对“组织化力量”的市场需求。黄飞鸿在佛山、广州留下诸多惩处恶霸的故事，缘故也在这里。图：黄飞鸿之子黄汉熙，据说与其父容貌颇为相似 不独黄飞鸿如此，晚清民国时期的许多广东武术界人物皆与民间对“组织化力量”的需求有关。出身佛山西樵的武师程华、黄飞鸿的弟子梁宽，都曾在工人与商贩群集的“栏”中做过武术教习。[14]叶问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佛山教拳，也是应了当地联昌花纱行老板周清泉的邀请，拳馆便设在联昌花纱行的二楼。在那个社会治安崩溃的时代，佛山的商贩、工人乃至企业主为了自保，常联合起来加入武馆，或直接聘请武师开设武馆。他们通过武馆获得了防身的技艺，也获得了组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避免许多侵害。佛山武术的鼎盛期是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恰也是近代中国秩序崩溃最为严重的阶段。康雍乾时代那种对民间的严厉控制早已不存，民主共和时代的新秩序又尚未建立，整个社会陷入到了一种近似无政府的状态。庙堂失职，民众只好求助于江湖。于是，佛山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系——以蔡李佛拳为主的鸿胜武馆和以咏春拳为主的义字系武馆——同时在民国初年迎来了巅峰。鸿胜武馆创建于晚清，至1921年在佛山已发展至13间，馆主陈盛晚年举办聚会，参与的名下弟子达3000人之多，若再加上鸿胜武馆的外围组织，则其成员可达万人规模——如佛山的铜箔业、鞋业、染纸业等二十多个行业的工人曾组织过一家螺涌社，拥有两三千名社员，他们邀请鸿胜武馆的馆主陈盛担任社长教授武术，于是螺涌社就成了鸿胜武馆的外围组织。义字系出现于清末，因其武馆名为勇义、雄义、群义、聚义、英义等，故称作义字系。义字系的规模略逊于鸿胜馆，但其成员身份复杂，既有一般工人，也有商人与军政界人士。叶问便是义字系的一员。[15]
图：叶问与李小龙 在那个失序的年代里，有组织的武馆成了许多佛山底层人自救的稻草。一位在民国初年加入了鸿胜武馆的工人如此回忆道：“有些工人为了反抗压迫，进行团结互助，或则参加武馆。……我在19岁时进缸瓦栏正合饼店做徒工，不久被老板借口生意不景辞退了，只得将父亲遗下的衣物拿去典当了六元充作本钱，和从香港失业回来的堂兄一起做贩卖煤油的小贩。有次在普君墟㓥狗塘边，碰到两个地痞，硬说那里属他们管辖，要勒收两元“行水”，我们稍为反抗，那两个地痞就把煤油担踢翻，煤油全部倾泻在地，弄得血本无归。我当时气愤得很，因此拜鸿胜武馆教头陈盛为师，苦练技击，想学出本事免受欺凌。”[16] 庙堂失职之地必有江湖。佛山在近代成为武术之乡，缘故便在于此。注释 [1]这是2022年的统计数据。见《佛山：建设“世界功夫之城”，焕发岭南广府文化新活力》，佛山日报2022-10-14。[2]河北沧州因武举而成就武术之乡是个特例。据《沧州武术志》的不完全统计，河北沧州在明清两代共有武进士200余名，武举人1200余名。这背后既存在地域因素（武举出路窄收益小，远不如文科举受重视，故主要是环京畿地域之人参加），也有权力近亲繁殖的因素。[3]俞大猷：《十方禅院碑》。[4]薛后：《少林寺珍闻实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5]可参见唐豪《少林武当考》下编“张三丰与所谓内家拳法”一节，中央国术馆1930年版。[6]张士尊：《尚可喜在广州的日子》，《紫禁城》2004年第5期。[7]吴荣光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志》下。[8]赵东亮：《明清佛山地方治理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9]吴荣光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1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414册：《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1页。[11]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近代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12]转引自赵东亮：《明清佛山地方治理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119页。[13]邓富泉：《黄飞鸿传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页。[14]黎俊忻：《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樵武术》，收录于黄国信、温春来主编《西樵历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15]《陈盛与佛山鸿胜馆的发展》，收录于徐续著《岭南古今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16]陈雄志：《佛山工运的片断回忆（稿）》，收录于《佛山文史资料选辑 佛山历史概述初稿》，佛山市政协文史组佛山市史志编集办公室1982年编，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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