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600~900毫米，光照时间长，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不但有金矿，还是中国四大产煤区之一。1930年代，山东的耕地面积就达到1.1亿亩，小麦平均产量4900万担，1934年更突破了6700万担，成为当时的全国第一，加上杂粮，年产粮食800万吨，供3800万民众吃饭毫无困难。经济作物方面，1931年山东的棉花产量就达到200万担，花生产量约800万担，都是全国第一。  同时，山东半岛南北两岸均有盐场分布，是全国四大产盐地之一。物产丰富、经济能够自给自足、山地和平原交错的山东，是敌后游击战的天堂。当时山东的实际统治者韩复榘，如果依托山东，好好跟鬼子周旋，是有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可惜，这位“向方将军”脑子不清醒，一枪不发就溜了，不但自己落了个枪毙的下场，还把山东完整的丢给了日寇，这下可让鬼子捡到了宝。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就高度重视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到抗战前，在山东的总投资额不下3.2亿日元，涵盖了纺织、烟草、面粉、火柴、制油、铁器加工，甚至连屠宰业也不放过，1932年青岛50多家外国工厂中，日本占48家，而山东民族工业资本只相当于日资的1/10。1938年占领山东后，日寇进一步把掠夺的触角深入农村，对花生、棉花、盐等农产品连征带抢，仅1940年就掠夺花生2.8万吨，花生油1.9万吨、棉花2.2万吨，海盐14.2万吨，运往日本的煤炭更是高达123万吨！这样，日寇一方面以武力为依托，廉价获取工业原料，一方面产出大量初级工业品、特别是各种棉布，实行倾销，在经济战中占有了主动权。 另一方面，抗战期间国统区最紧缺的物资，还就是各种布匹。人每天得穿衣服，军队的军服、给伤员包扎用的纱布，也是消耗的大头。按理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国府搞不了重工业，搞点纺织工业总行吧？ 可惜，国府不管还好，越管越糟。 1943年国统区棉花产量还有295万担，国府一管吧……1944年就降低了一半，只剩下155万担，陕西棉花1943年能出产90万担，国府一插手，1944年跌到50万担，1945年只剩下20万担。  原料缺乏、管理不善，生产自然惨兮兮：后方总人口1.6亿，至少要安装160万个纱锭才能满足需要，但八年时间，国统区的纱锭总共也没超过20万个，只能满足12%的需要，反而把7万多个纱锭放在仓库吃灰。这样，1943年时国统区的土布、机织布还能产1600多万匹，到1944年又跌到700多万匹，市场出现严重短缺，各种纱布简直可以当硬通货使用。  好在国府买办当久了，有路径依赖，1940年5月，蒋公命令戴笠开始从沦陷区抢运物资。  所谓“抢运”，就是从沦陷区向国统区走私紧缺的各类物资。 你说要是走私点先进武器、稀缺矿产吧，倒也可以理解。可惜戴局长只能把80%的经费都用来走私布匹、棉纱，满足后方的日用品需求。  这可把鬼子乐坏了，它们正好一面借助走私，向国统区倾销布匹、日用品等过剩物资，一面获取猪鬃、桐油等战略物资，顺手还能打击国统区的民族工业，一举三得，简直赢麻了。  戴笠 这招既然对国统区有效，山东的鬼子也有样学样，把它照搬来对付八路。 早在1920年代，山东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就被洋布摧毁，而1943年，仅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军服供应，就需要15万匹棉布，整个山东根据地的军、民总需求量在100万匹以上，价值20-30亿元。鬼子的如意算盘，就是用青岛生产的棉布，向抗日根据地大量输出，用缴获的法币来抵偿贸易差额，这样就可以法币挤到根据地，掠走粮食、原料，如果根据地棉布不能自给，就无法禁止这种掠夺贸易，一段时间后，等到根据地买不起洋布，不得不重新发展手工纺织时，他们就突然降价、廉价倾销，再把家庭纺织业摧毁一次，这样反复拉扯，根据地民穷财尽，不用扫荡就要自己垮掉。 而且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50年，劳动生产率比根据地要高得多，先进的工厂化生产，战胜落后、分散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在历史上似乎是一种必然，外加这次日寇还有武力依托，看上去真是怎么都不会输。  早在明治时代，纤维工业就是日本的支柱产业 可惜，时代变了。 我党领导下的农村根据地，就要让日本财阀们都开个大眼儿，见识见视什么是先进生产关系的无穷威力。 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花生油不但能自给自足，还有大量出口，由于解放了大部分海岸线，根据地产的海盐也是经济核武器，沦陷区需求量很大，只剩下棉布这个唯一的漏洞，只要解决了穿衣问题，经济斗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一开始，也有人认为要用工厂打败工厂，搞了一些公营纺织厂。但是，敌人扫荡、生产工具被封锁，这种条件下用工厂化模式生产，相当于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到敌人擅长的领域硬碰硬，不但不适宜敌后斗争，也和八路们落后的生产技术不适应。很快，这些纺织厂就摇身一边，成了纺织科研机构，只负责改良纺车、改进和研究纺织技术，而斗争的重头戏：棉布纺织，就完全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在家庭中的劳动。  虽然是家庭劳动，但组织方法可完全不同。根据地向参与纺织的群众提供了好几种生产模式，任君选择：最初级的叫附属小组，由根据地提供棉花、棉线等原料，群众领回后按标准纺织，根据地则只收回成品，纺线1斤给工资15元，织布1匹给工资40元，相当于政府扶持下的来料加工。第二种叫独立小组，群众自己推选组长，负责棉花、棉线的采购，独立生产、自主销售。这样，缺乏生产资金，对赚钱没有充分把握时，可以先组织附属小组。手艺练好了、行业熟悉了，有了自信心，就可以自己组合，成立独立小组。  发展到独立小组后，又要再次细分。长期以来，织布工的资金都比纺线工雄厚，可以操纵棉线价格，对纺线工搞剥削，因此纺工都不乐意和织工合作。根据地纺织业发展初期也是如此：大部分小组都是全部由纺线工、或者全部由织布工组成，称为纺线小组或织布小组。有了组长代替组员领棉-交线、领线-交布，领取工资；或者买棉-卖线、买线-卖布，商务谈判和生产可以分开，不仅能够节约时间、增加产量。纺工和织工之间的个人交易，也变成了小组之间的集体谈判，避免了直接冲突，时间一长，纺线小组和织布小组之间建立了信任，就重新组合，由一个织工带几个纺工组成的“混合小组”，棉线直接交到织布机上，可以现地发现质量问题、商量改进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质量，加强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到了这一步，又会发展出更完善的组织，这就是纺织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纺工仍在家庭中间劳动，组织起来进行分工，统一进货、纺线织布，不仅能领取工资，盈利的40%也按股份分红，另外40%按织布纺线的成品数分红，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职员奖励金，经济公开、分红办法合理，纺线工和织布工的矛盾完全消除，合作基础进一步稳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为了抓质量，根据地甚至还搞出了ISO标准认证，把棉线定为3等，一等线15元，二等线12元，三等线9元。一般来说，4斤棉花只能织布1匹，但是如果纺工手艺好，全部纺成一等的细线，1匹布就只消耗3.5斤棉花，粗布变成细布，价格也能提高，纺工和织工都能增加收益，在合理的经济刺激下，山东手工纺织的质量不断提高，从1944年开始，根据地的土线已经纺得和洋纱一样又细、又匀，织出来的土布和日本洋布相差不远，而且还结实得多，被老百姓称之为“土洋布”，实现了质量、价格的双超越。 当然，一味强调质量也不行。如果只让市场自己调节，老手们的技术都超过机器水平了，新人们纺织的粗线、粗布肯定卖不出去，新入行的纺织工就不愿意继续学习。对此，根据地就搞政府采购，大量购买粗线、粗布，用它们来做粮食的口袋——在军粮运输中，各类粮袋也是消耗巨大的物资，这样销路就有保障，保证了纺织新手们纺1斤粗线，也能得到五、六块钱的工资，有持续提高技术的动力，只需要扶持他们一两个月，聪明的山东农民们就熟能生巧，可以纺二、三等线了，手工纺织的规模也就能继续扩大、质量继续提高。 同时，为了确保棉花供应数量，1941年9月初，根据地就对沦陷区执行了棉花禁运，规定在根据地内，每人每次购买棉花不得超过20斤；棉商运棉100斤就要办运销证，把青岛等地日本纺织厂的原料来源基本卡死。 逼得他们守着山东这个产棉大省，却不得不从海路运进外地棉花，维持生产，推高了洋布的成本，让它们进一步失去竞争力。从1942年开始，经过1年半的时间，山东根据地的军、民穿衣问题彻底解决。胶东区和鲁中区1943年就实现了布匹自给，1944年开始外销其他根据地，纺织基础薄弱的滨海区，1944年也实现军布的全部自给，民布自给半数以上。敌我争夺激烈的鲁南1944年实现了军布自给。 这时候，轮到鬼子头疼了，1943年前，它们还封锁洋布，想困死根据地，到了1944年，只能降价倾销，试图干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不过这时降价也来不及了——国统区之所以不得不接受走私的日本布匹，是因为自己生产不足，对根据地来说，洋布却只是添头，可有可无，一纸禁令就可以拒之门外，相反，根据地还组织“土洋布”统一运销、集中谈判，既保证销售价格稳定，又持续抢占城市的市场，双管齐下，逼得日本纺织厂苦不堪言。 另外，手工纺织还大大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妇女地位。织布工人每天能织布1匹，可以挣30-40元，山区、滨海的几十万贫苦农民就依靠纺织收入渡过了1944年严重的春荒。妇女每4天纺线1斤-2斤，能得到工资10到20元，可以买10到20斤粮食，不但自己能吃饱，还赚出了一个成年人的口粮，过去，她们经济上不独立，被轻视，被虐待，现在她们也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家里发言权增加，有效的促进了家庭的和睦。由于买棉、卖线、卖布，大部分纺织合作社都是妇女主持，妇女的社会活动大大增加，过去许多老妈妈不准自己的女儿和媳妇参加妇救会，现在反而鼓励她们去参加。 而对于整个山东根据地军民来说，手工纺织业只是开了个头，到1945年底，山东已经发展出了4790个合作社，涵盖手工纺织、花生油、渔业、盐业、运销等各个方面，资金5600万元；在1946年上半年的短暂和平中，山东的合作社发展到8394个，资本两亿元，不仅有村级合作社，很多地区还发展出了区一级的合作社，历史最悠久的宿山区合作社，有多达65个村共同参与，1946年底，山东省已经有250万辆纺车，50万张织布机，年产布匹五百万，纺织收益能养活全省人口的六分之一，经济繁荣、市场活跃，远远胜过持续凋敝的国统区。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难怪蒋公急着发动内战——毕竟，再让八路这么和平建设下去，自己不但军事失败，经济上也要失败，哪里丢得起这个人？ 因此，从敌、我对比来看，山东的日寇和我军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较量，双方都祭出了生产、销售，行政手段，结果敌完败，我完胜。从国、共对比来看，国府守着陕西、河南等产棉大省，还有比根据地更好的工业人才和设备条件，却只能靠走私解决问题，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戴老板的“抢运公司”，还在吭哧吭哧的走私布匹，连这种最初级的轻工业品都搞不定，还指望他们发展什么重工业？ 最近，某些人总爱在网上说什么“国力如此，抗战谁来也打不赢”。在他们眼中，似乎国力对比是线性发展、永远不会变化的，强的越来越强，弱者永远赶不上，面对强者的侵略，弱者要么坐以待毙、只求死得好看，要么找个爸爸帮忙。这种观点，说好听点是机械唯物主义，说难听点就是亡国论在现代网络的具体提现。它们也不想想，如果真是这样，现在统治地球的哪里会是人类？应该是霸王龙嘛！ 要知道，《论持久战》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怎么拖延时间，而是在争取时间的同时，快速逆转敌我力量的对比。而事实正如他所说：穷，是错误的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农村根据地确实经济落后，但在抗战中，我们通过严格控制粮食、棉花、食盐等重要农产品，让敌人难以获得工业原料，而日本又没有庞大的殖民帝国来供应自己的工业，甚至都无法独立养活其巨大的人口。因此，只要我们管住自己的资源，我们依赖敌人少，敌人依赖我们多，在敌我经济斗争中，我们就能常胜不败。经济垮了，任凭日寇有再多的飞机大炮，也只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坐等审判的来临。 正确的道路，必然是人心所向，两相比较，抗战的希望怎么会不在敌后军民一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