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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袋角”的纺织厂和面粉厂 苏州河流经现在的昌化路桥后，在现在的长寿路桥形成一个急弯，其南岸和西岸就被叫作“叉袋角”，后来，这个“叉袋角”一分为二，一个指现在的静安区淮安路附近，另一个指现在普陀区昌化路至长寿路桥一带。那么，这“叉袋”是什么意思呢？ “叉袋角”形似麻叉袋 “叉袋”实际上是一种麻织的大口袋。从元朝黄道婆在上海传授纺织技术，改进纺织工具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棉花是上海近海地域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采摘、包装、运输棉花要用一种大口袋。 上海农谚：“七月初三月下云，十万蒲包九万陈。”古人以为，七月初三晴，预示今年棉花丰产，大量的蒲包一定热销，装棉花的蒲包是用一种蒲草编织的，形状像筐，要把采摘的棉花运回家，还得使用一种麻织的大口袋，这种口袋与现在的麻袋相似，但袋口上设有“耳朵襻”，像现在使用的“马甲袋”，棉花装满后，将襻打结，就算封袋了，袋上的襻相当于裤子的“开叉”，又用于交叉打结，用扁担挑，这种口袋称之为“叉袋”或“麻叉袋”。所谓的“叉袋角”应该就是这里的河道弯弯曲曲，河岸形似“叉袋”的“耳朵襻”而得名的。  苏州河流经昌化路桥后曲折多弯，形状像旧时使用的“麻叉袋”，沿岸一带被叫作“叉袋角”  清末《图画日报》绘“修叉袋”  1918年地图上的裕源纱厂  1923年地图，裕源纱厂已经变成了日商内外棉工厂  1947年地图上的“中纺四厂” 裕源纱厂和裕通面粉厂 近代以后，西方的洋布洋纱大量倾销到中国，充斥了中国市场，洋布有替代中国传统土布之势。棉花是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古代中国只有闽广以南的地区才有少量种植。上海在宋朝就从福建引种棉花，但是无法克服棉花后期加工的困难，难以推广。元朝，黄道婆从崖州（海南岛）来到上海，改良纺织工具，传授纺织技术，推广棉花种植，使棉花成为上海主要的经济作物，上海的棉花和棉布销往全国各地，有“松郡之布，衣被天下”（以前，上海是松江府下属的县）的说法。上海是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近代以后，上海的棉花还出口到日本及世界各地。1878年，李鸿章提出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用中国自产的棉花仿织洋布，与洋人展开竞争。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2年成立，奏准10年专利，1890年正式投产。官办的企业弊端重重，上海机器织布局只织布，不纺纱，织布的纱必须向外国购买，外国人开价较高，织布的利润所剩无几，投产后效益不佳。1892年7月，盛宣怀上禀李鸿章，提出自己另外开办纱厂，纱厂“新商另行招股”，由谁来做这件事呢，他们想到了朱鸿度。 朱鸿度（1848—1895），名爟成，以字行。原籍安徽泾县黄田村。1860年，为了躲避太平天国兵乱，朱鸿度随父亲朱宗溱离开家乡去了江西，成为盐商而发家致富。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急需军饷，为此着手整顿盐务，朱宗溱奉曾国藩之命承办鄂西盐引。他不负重托，为湘军筹募大量军饷，受到曾国藩的青睐和朝廷嘉奖。朱鸿度协助父亲承办盐务有功，并通过捐纳获户部郎中、浙江候补道官衔，又入李鸿章幕。朱鸿度有商业上的实际经验，又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于是成为李鸿章、盛宣怀首选的合适人才。  裕通路裕通面粉厂旧址 1893年，朱鸿度应招来到上海，其间几次去天津拜会盛宣怀，经商讨，决定集资100股，出资比例由盛宣怀和朱鸿度各承担一半，并由朱鸿度全权负责。不过，好事不长，就在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初十（1893年10月19日），一场大火把上海机器织布局烧为灰烬，估计损失150万两。以后，上海机器织布局恢复重建，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也许官方已经无能为力，盛宣怀思量再三，禀明李鸿章，朝廷遂出台新政策： 准许商人集资办厂，但是须经朝廷批准，获准后朝廷或大官为工厂取名题字。朱鸿度预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立即决定筹款建厂，经批准后，李鸿章给朱鸿度的纱厂取名“裕源纱厂”并题字。1894年，朱鸿度选址沪西苏州河南岸的麦根路（当时的麦根路相当于现在的石门二路、康定路、康定东路、西苏州路和淮安路）创办裕源纱厂，1895年正式投产，裕源纱厂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机器纺织厂。此地俗称“叉袋角”，名不见经传，裕源纱厂的创办，使“叉袋角”在上海名声渐起。 不过，裕源纱厂刚投产，朱鸿度就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95年9月16日）溘然逝世，享年四十七岁。朱鸿度生育六子，次子朱畴（幼鸿）从小随父亲打拼，成了朱鸿度的左右手，就接管了裕源纱厂。20世纪初，朱幼鸿又在裕源纱厂的对岸创办了“裕通面粉厂”，现在与恒丰路相接的“裕通路”就是以这个面粉厂而得名。 由于朱幼鸿是朱家的老二，根据中国的嫡长子世袭制的继承制度，老大才是家族财产的主要继承人，于是朱家的后人陷入一场争夺财产的纷争，裕源纱厂和裕通面粉厂因此经营维艰，20世纪初，裕源纱厂被日商“内外棉”收购，变成了内外棉的第九工厂。1925年，朱幼鸿逝世，朱家析产，叉袋角朱家的辉煌历史基本结束。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里由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接管，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第四纺织厂”，简称“中纺四厂”，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上海第四纺织厂”，改革开放后的企业转型中，第四纺织厂转型停产，该地区列入旧区改造。如今，跨苏州河的“昌平路桥”将这里的“叉袋角”“一桥飞架南北”，苏州河上又会多了一座现代化的桥梁。 说句题外话，已故著名音乐家朱践耳是朱鸿度的曾孙，谱名荣初，从小随父亲居住天津，后来走上音乐之路，因崇拜聂耳而改名朱践耳。 阜丰面粉厂和福新面粉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结束，翌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此之前，中国与列强签订的都是“通商条约”，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居住、置地、造房子、做生意，但是不能投资建厂，直接生产商品，《马关条约》准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直接生产商品，并销往全国各地。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其他国家同时获得此项权利，于是，列强对华的经济政策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外商工厂大量出现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所以，对中国来说，1895 年也成为划时代的一年。 北方种麦，面食为主；南方种稻，饭食为主。1895年后，大量的工厂在上海建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吸引了上海周边地区的城镇居民和农村闲散劳动力进入上海，上海城市人口以每年10万的数量上升，同时，饮食店制作的面条、馄饨、馒头、面包等需要大量的面粉，上海的面粉供不应求，于是，机器面粉厂应运而生。 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字燮臣，号蛰生，谥文正。咸丰九年（1860年）状元。官修撰、湖北学正，屡充阅卷大臣。历任工部、吏部、礼部、户部尚书。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师傅，是朝廷的要臣。长子孙多森（1868—1919），字荫庭。历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1896年，孙多森联络叔父、江西临江知府孙传、兄弟孙多炎、孙多鑫，亲戚何芷舟、龚景张等集资30万两，在今莫干山路苏州河边创办“阜丰面粉厂”，1900年正式投产，日产面粉2500包，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也是旧中国最大的面粉厂之一。 1912年，荣氏企业投资4万元在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光复路创办福新面粉厂（后来称之为福新面粉一厂），生产“兵船牌”面粉，以优异的质量打开和占领中国的面粉市场，到1925年，福新面粉厂先后建立第一至第八厂，除了第五厂在汉口外，其余的工厂全部开设在上海。面粉是产品，原料就是麦子，原料和产品的量很大，主要通过水运进进出出，于是，工厂必须选择在水运方便的地方，福新面粉厂在上海的生产厂大多选择在苏州河边上，其中第二厂就在叉袋角，与阜丰面粉厂贴邻。阜丰面粉厂与福新面粉厂第二厂于1956年合并后改为国营上海面粉厂，这是中国最大的面粉厂。20 世纪末，上海面粉厂转制，旧址就是现在著名的“M50 创意园”，地址为莫干山路120号。 （原载于《苏州河》，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通志馆 主编，薛理勇 著，学林出版社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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