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从江苏省镇江一中（简称大学山）走出去的莘莘学子，人才辈出，群星闪耀。 既有李岚清副总理、辛国华少将，也有孙家广院士、印青作曲家，还有…… 这些人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大学山人对他们经常赞颂和宣扬。毋庸置疑，这些杰出人士是大学山的骄傲，是大学山的光荣。 还有一些同学，如吴修琪、葛乃明、花可畏等等，他们又是另一种人生，很难从我记忆中抹去。  他“找到三角形底边” 上世纪九十年代，盛夏的一天清晨。我因公出差，在镇江火车站买了张去南京的火车票，然后，跨进车站东边的车站饭店。 六点未到，饭店里冷冷清清，顾客稀少。有位顾客用餐完毕起身，一位男子猛然快步上前，端起桌上的半碗残汤，一饮而尽。接着他转身，抬头，正巧和我四目相对。  好熟啊，这不是高三丙班同学吴修琪吗？我不由地流露出惊诧的神色。他似乎没有认出我，面部没有任何异样表情，就像碰到陌生人一样。我也佯装素不相识，如同没有看到刚刚发生的一幕。
 看得出来，在常人认为匪夷所思的东西，他却认为是重大发明而洋洋得意，犹如牛顿发现重心引力、阿基米德发现液体浮力，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从他演示的熟练程度和扑克牌污损情况，可以猜测这样的表演，他已演示过无数次，如同祥林嫂见人就讲“阿毛死了”的故事一样，乐此不疲。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革前，吴修琪同学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尖子班中的优秀学生。1968年6月，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吴修琪，听到“停课闹革命”和“大学不招生”的通知，郁闷，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上不了大学，是他一辈子的痛。 1968年10月18日，大学山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首批452名学生带着行李，登上十几部卡车，被送往丹阳县司徒、河阳、全州、延陵四个公社插队落户。 第一批同学率先插队落户后，还有60％同学，其中少部分初二、初三同学继续高中学业，也有少数同学通过征兵进入部队，其余绝大多数同学只有华山一条道——上山下乡。 形势逼人，大家都行动起来，各自组成小组，挑选要去的公社。1968年11月，高三丙班吴修琪同学，与黄庆秋、陆懋同商定，准备三人组成小组，到丹阳全州去插队落户。 吴修琪回家向父母谈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打算。吴妈妈一听，便语重心长地对吴修琪说：“如果你到农村插队落户，就是农村户口，将来儿子、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都是农村户口。你考虑过没有？你不要一时冲动，将来后悔一辈子。” 吴修琪不以为然，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已经跟大秋、懋同商量好了，一同到丹阳全州公社。我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再说迟走不如早走。先走一步，算一步嘛。以后情况也许会有变化。” 吴妈妈没有料到儿子如此坚决。联想到吴家书香门第，十世单传，小康人家。现在，儿子下乡，由书香门第直降为农耕人家。就此吴家在我手中败落，我对不起吴家啊！ 吴妈妈越想越难过，呜咽起来，左一声：“我对不起吴家啊！”右一声：“我家儿子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啦！”声音悲切，泪如雨下。 吴爸爸在旁听着，泪水浸湿了双眼，心里五味杂陈，但是，嘴巴紧闭，一声不吭。心里嘀咕：“我能表什么态呢？如果支持儿子上山下乡，必然会引起夫人的恼怒，于事无补；如果赞同夫人意见，正在接受造反派审查监督的我，必将会罪加一等。” 深更半夜，欲哭无泪的吴妈妈也渐渐冷静下来，突然想到插队落户与否的关键，是迁户口。我何尝不把户口本收藏起来呢？随即，瞒着丈夫和儿子，蹑手蹑脚把户口本藏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吴修琪到老地方拿户口本时，已不见踪影。问父母，回答都是三个字：不晓得。 户口迁不成，上山下乡成为空谈。黄庆秋、陆懋同不便再等，迁户口，到全州。 吴修琪的突然变卦，让负责上山下乡的工宣队十分恼火，指责吴修琪搞阴谋诡计，是对抗上山下乡运动。吴修琪没有办法，只好向工宣队坦白：户口本被母亲收藏起来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工宣队登门做吴母的工作。讲政策，吴母不听；动之以情，吴母不理；讲后果，吴母不怕；要她交出户口本，不可能。 吴母自称大文盲，身体多病，如果儿子不在身边，万万不能。当时，在伟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鼓舞下，工宣队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上门越来越频繁。吴母不胜其烦，所以，每当听到工宣队登门的脚步声，吴母便坐上马桶，声称“拉稀”，呻吟声不断，久久不起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工宣队员都是男青年，拿吴母毫无办法。 对吴母久攻不下，工宣队便调转方向，指向吴父。工宣队了解到，吴父是位中医，对针灸颇有研究。解放前，曾有数篇学术论文，在日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为此文革初期被打成“汉奸”，关进“牛棚”。目前尚未定性，天天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工宣队决定从吴父身上打开缺口，于是，将吴父押到学校，并通知吴修琪将衣被等物送到学校。吴修琪携带物品，刚到学校大门口，看到父亲挂着“汉奸特务”的牌子，低头示众。吴修琪见状大惊失色，感觉是奇耻大辱，无地之容。回家后沉默不语，不思饮食，头脑中乱草一团，恼怒、自责、纠结…… 深夜时分，吴修琪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挂牌示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失去自控，蓦然手持门闩，口喊“抓特务”，夺门而出。一路狂奔，到青云门时，看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工人，吴恍惚中，认定此人就是“特务”，口喊“抓特务”，手中的门闩便打了上去。这位工人毫无防备，人仰马翻，跌倒在地。 吃此闷棍之人，正是东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纠察员。随即在路人协助下，将吴修琪抓到指挥部，并认为有“阶级报复”嫌疑，整理材料上报军管会公检法查办。 事有凑巧，军管会负责此案的是赵玉珂教导员，他曾在镇江市第一中学负责过高三年级同学军训，对吴修琪知根知底。  赵认真分析案情后，决定将吴修琪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 ，吴修琪处于精神分裂症发作期。赵指导员尊重事实，未予追究。从此，吴修琪开始了精神病人的生活，终身服药。病情时好时坏，间隙性发作。  冲动一时，煎熬一世 文革中，在一次小型批斗会上，吴修琪出于对时任镇江一中副校长张耀“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反感，加上对他解放战争时期“叛变革命”（实为莫须有）的憎恨， 一时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对张耀动了粗。 张耀是位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扛过枪受过伤的老革命，也是位喜怒于形、爱憎分明的斗士。 一次，在无锡街头，张耀骑自行车与一辆外事大巴相遇。司机按喇叭请他让行，张耀爱理不理。司机探出头来对他吼道：“里面都是美国客人，不要给外国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你考虑影响外事活动的后果！”张耀一听“美国客人”，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大巴车说：“美国兵，我让他？二十年前，我和他们真刀真枪干过。你问问他，谁怕谁？现在，居然到中国来胡作非为。”司机一看，这位老者来头不小。抓住手柄一把拉到倒车档，快速后退，给自行车让道。 几年来，张耀一直没有忘却吴修琪的那记重拳。每到阴雨天，他胸口便酸痛难耐，眼前就会浮现吴修琪挥拳的动作和狰狞的面孔。他一直对这位“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耿耿于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某日，张耀因神经衰弱，到江滨医院就医。冤家路窄，他在医院碰到仇人吴修琪。当时，吴修琪病情稳定，被街道作为赤脚医生培养，派到江滨医院接受培训。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一人主动道歉，一人宽宏大量，两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碰到张耀这样性格的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瞬间张耀浑身颤抖，怒不可遏，拎起屁股下的方凳，就朝吴修琪摔了过去。 吴修琪自知理亏，见势不妙，逃之夭夭。这件事就张耀而言，一吐胸中怨气；对于吴修琪而言，受刺激后病情加重，并断送了“赤脚医生”培训。 谁之过？还是那场“浩劫”惹的祸。 否则，同样还是吴修琪 ，哪会有营救原一中党支部书记唐坚华的善举呢？ 1968年4月23日凌晨。镇江两派发生了空前大规模的“四二三”武斗。当天上午，吴修琪来到学校时，校园内空无一人。当时，原镇江一中书记唐坚华被作为“特务”关押在校，此时，看管人员也不知去向。已近中午，未吃早饭饥肠辘辘的唐坚华不停地呼救。吴修琪见状，买了烧饼和油条，用绳子从北面气窗吊送给他。然后与军管会分管学校的解放军毛家昌联系，经毛请示上级后，将唐坚华送到军管会“军管”。 同样的吴修琪，对待同样落难的老革命，反差天壤之别。人性乎？派性乎？  天生我材必有用 去年年底，与中营老邻居王老四在高资农家乐不期而遇，无意中聊到吴修琪。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王老四和吴修琪同在镇江市橡胶厂工作。王老四是车间主任，吴修琪担任仓库保管员，工作上经常联系。 王老四看到吴修琪笔下几个字，刚健柔美，十分佩服。又听说他毕业于镇江一中，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对他更加崇拜。只是感觉吴修琪做仓库保管员有点屈才了，做个厂长副厂长绰绰有余。 橡胶厂有位青工陶亮，勤奋好学。名义初中毕业，实际上大多是“学工学农学军”，数理化仅仅触及皮毛。那年，正值国家恢复高考，陶亮想上大学深造， 时不时的向吴修琪请教。对于解数学难题，吴修琪兴趣特浓。在他眼里，没有解不了的题目。上夜班时，即便抽上三包香烟，也要把难题解决得妥妥的。看陶亮勤奋好学，似乎看到自己年青的影子，对他备加关心。有时还举一反三，给陶亮讲述解题思路和类似题型。陶亮没有辜负吴老师的辛勤付出，第二年以高分考取了浙江大学。 为此，陶亮特地在“观海楼大酒店”举办“谢师宴”，感谢吴修琪老师和厂里好友。那天，是吴修琪的高光时刻。他当场即兴发言，回忆自己“大学梦”的夭折，庆贺陶亮金榜题名，高中名校。让在座不少人感动得流泪。从此，吴修琪美名远扬，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也顺水推舟做点有偿服务，贴补自己的生活。 由于身体状况较差，除了终身吃药，精神分裂症随着环境和心情，时好时坏，常有发作，所以一直孤身一人。 随着年龄增大，父母陆续离世。据说，老年吴修琪已被安排进了某家福利院，与同学失联多年。 近几年，高三丙同学每次班聚，组织者总想方设法联系他，但是，石沉大海，未能如愿。 吴修琪同学，你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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