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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釆访者（问）：宜昌市夷陵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朱白丹。 被访者（答）：宜昌市作协原常务副主席甘茂华。
1：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从开始尝试写作，到最后找到方向，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答：读书时，特别喜欢语文课，作文也常作范文，参加朗诵比赛、作文比赛都得过奖，引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记得小时候，大爹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当作家，当鲁迅。”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这就是我最初的梦。无知者无畏，也真是敢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在江西高安和山西长治，当了六年农民。知青期间，没有放弃读书，有了一点生活积累和文学素养。1974年进工厂当工人后，才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向当地报刊投稿，发表“豆腐块”文章。1978年山西省作协开办“文学读书会”，从全省各地选调了20多名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脱产集中四个月在太原进行读书和写作培训。在此期间，我尝试着写散文和短篇小说，都在省作协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由此初涉文坛，有了一点写作的自信。1988年，我从山西回到湖北，在恩施自治州文联做编辑。著名作家叶梅当时读过我的小说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美，有唯美的倾向。但很飘，缺少一种根脉的东西。”文人直言相助弥足珍贵。我自己明白，这跟我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有关，我的根脉在恩施、在三峡。她的话我听进去了，回恩施后我就基本不写小说而专攻民族风情散文。走过了一段弯路，后来就知道怎样扎根生活，怎样融入田野，懂得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 2：您的处女作发表于何时、何报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故事吗？ 答：我的处女作是一篇散文《老顶山上访丁玲》，发表于1979年9月《山西文学》前身《汾水》杂志上。同年12月，在《汾水》又发表短篇小说处女处《最美丽的》，并被评为当年山西省优秀短篇小说二等奖。第一次有作品登上省级文学杂志，我很激动，连续几夜辗转难眠。44年后重读旧文，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我那时还是个工人，在山西省太行锯条厂带锯车间做热处理工。丁玲那时还未平反，生活在严寒的日子里，下放在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上一个村子里。我约了几个贴心朋友去拜访这样一个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多少还有一点政治风险。同去的朋友都是文学爱好者，郝晓峰、尚鲁宁、李晓晨，我们骑着自行车，从颠簸的山路上寻访而上。多少年后我们回忆这件事，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但与丁玲见面交谈的亲切氛围和请教文学写作的这一主题，依然留存心底并写在了这篇散文中，成为一种人生的纪念。 3：您的祖籍地、现居何地？您对祖籍地、现居地的评价？ 答：我的祖籍是江西省高安市清湖甘村，我自己是在湖北恩施市出生长大的，后来高中毕业当知青时，以投亲靠友的名义回到江西。清湖甘村属于赣中平原，算得上是个鱼米之乡，产粮产棉，离县城不过十里路。但这里劳动量很大，双季稻，每到“双抢”季节，人要脱一层皮。我对恩施的感情是最深的，那是我的“血地”，埋胞衣的地方，父母去世后都埋在那里，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恩施给父母上坟。我从山西调回恩施工作5年后，我又选择湖北宜昌市作为定居地。宜昌青山绿水、开放包容、人情滋润、藏龙卧虎，是个适宜写诗和散文的地方。我爱上宜昌，将在此终老。 4：故乡是许多写作家绕不开的话题，您笔下的故乡是怎样的？ 答：我的故乡恩施是边远山区和土家族苗族聚居地，下里巴人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是一块文学富矿。故乡是我文学写作的母题，我笔下的故乡具有原乡的色彩，青草的童年，梦中的天地，那里就是我的诗和远方。关于故乡的一切——山水、风物、老街、老屋、老巷、老树、老人、老故事、新变迁、新景致、新人物、新生活等等，以及乡恋、乡愁、乡梦、离乡、怀乡、思乡、望乡、还乡等等，在我的散文中都有山歌般的回响。情之所至，不吐不快。从生写到死，故乡永远活在笔下。 5；对您影响最大的中外作家及其作品有哪些？ 答：几十年读书学习中，很多中外作家及其作品，都给予我文学和思想的启迪与教益。现在想起来，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和贾平凹，他们的小说和散文，都很切合我的心思，换句话说，对胃口。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好像就是写的我的故乡，水一样的文字，山一样的情怀，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又绵里有骨，思想的火花在其中闪烁。贾平凹的《秦腔》《暂坐》《商州三录》，那种古典笔记的韵致，那种素描人物的手法，尤其针脚绵密的细节，对写作者都是典范。我在写作初期，模仿过沈从文、贾平凹的文笔，但没有成功。至于外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司汤达的长篇《红与黑》，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长达六部的《生活的故事》，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贵族女人》等等，打开了一扇扇窗户，浸润心灵，受益匪浅。 6：您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写作的关系？ 答：按照鲁迅先生《伤逝》的旨意：“先谋生，再谋爱”。文学是我的爱好，生存是第一需要。当工人、当编辑、当银行职员，我都是先把本职工作做好，业余时间再去写作。我始终是一个基层的业余作家。上班写公文、下班写散文，基本如此。我不赞成那种连家都养不活，为了写作倾家荡产的作法，除非你是天才，要么就离开体制做一个自由撰稿人。既然端了职业的饭碗，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沈从文解放后是故宫的讲解员，他在业余时间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专著，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7：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年轻人征婚都有“本人爱好文学”表述，现在文学走向小众，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起步的，感触很深。十年浩劫结束，人们思想解放，冲破了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也打破了文学的各种禁区，国外的各种文学思潮也纷至沓来，文学如开闸放水，一下子就火了。许多小说表达了人们想说的话，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在我看来，当年的文学辉煌，实质上是“时代效应”。现在时代不同了，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从一元文化走向了多元文化，人们的选择也多样化了。因此文学走向小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没必要叹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文学创作处于思想活跃的上升期，虽然受众范围小了，但仍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的看法是，文学不会死，她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将永远伴随我们的人生旅程。 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您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怎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如何正确保护、传承和发扬？ 答：对文学写作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完整的审美体系。诗、书、画、音乐、戏曲等各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乃至完全“打通”，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于人格美的追求。在这方面优秀的作家很多，在我看来，最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阿城、莫言。贾平凹的人物塑造基本上属于古典传统写实主义的范围。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代表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传承和发扬。莫言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一股深蓄着的阳气，传统文化认为“气”主要是指一种生命的内在律动。他们都爱中国书法，字写得不错。贾平凹与秦腔，莫言与猫腔与聊斋故事，阿城与绘画，洋溢着东方文化神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得到保护、传承和发扬，但对一些糟粕性的东西要警惕“鱼目混珠”。有人主张重新全面恢复儒家文化，这个观点我不赞成。儒家文化的“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根本伦理观念，只会加深以血缘家族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准则的剩余影响，往往会导致畸形的价值趋向。当然，这是一篇大文章，我就不展开说了。 9：文学对人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答；搞文学，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有所寄托，以真善美的形象传达和感染读者。所以我认为，文学对人生最大的意义是八个字：寄托灵魂，温暖人心。写小说、写散文，都是为精神找到一个可以安妥的地方。我经常为读者题写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停止学习与积累、思考与创造，为了一个稍有价值的灵魂。” 10：您阅读文学以外的书籍吗？如有，请介绍。 答：我的阅读范围在文、史、哲之内，冯友兰、刘小枫、邓晓芒的哲学著作，李泽厚的美学著作，我都喜欢，读过多本。文学以外的书籍，音乐方面的书读得较多。比如《中国民歌》《中国民间舞蹈》（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民乐》（华夏出版社），《世界摇滚乐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等等。古人说，功夫在诗外。读点文学以外的书，对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还是多多益善。 11；除了文学创作，您还有哪些爱好？ 答：读书与写作，是我的最大爱好。除此之外，喜欢听音乐、看画展、旅游、喝咖啡、打乒乓球、散步、美食、与朋友聊天等等。不喝酒，抽烟。常常发呆，一个人坐在那里东想西想。发呆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孤独感。 12：请您谈谈对传统文学、科幻小说、影视文学、非虚构等体裁的看法？ 答：传统文学大概是指传统手法所写的叙事文学吧？它的好处是有故事、有人物、有生活，不合适宜的是节奏太慢、套子太俗、语言太旧。科幻小说我看得极少，偶尔读到一部科幻小说集《光》，来自宜昌市高新金小1602班，班主任吴大伟老师和33个同学集体创作的。读完全书，我感到惊喜、震撼，脑洞大开。各种空间、各种维度的故事，让我看到广阔宇宙中探索奥秘、解开谜团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我承认我老了，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为此书写了一篇读后感《追光者在天上人间翱翔》，他们把它作为书序。影视文学我不参与，精力有限，“不触电”，努力做好一件事情。非虚构文学这几年蓬勃兴起，是因为假的东西太多了。假药、假酒、假烟、假奶粉、假论文、假文凭等等，人们对社会和人生需要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层的认识和了解，读者便看好非虚构文学，我也看好这种体裁，期待它有纵深出新的更大发展。 13：与您最投缘文友、作家有哪些？您还保留有与他们通信的手稿吗？你们聚会时谈论文学创作吗？从他（她）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答：我在文学界没有敌人，只有朋友。在创作上我不和别人比，也不屑比，本是个天资平庸的人，走到哪步算哪步吧。回首来路，最投缘的作家朋友也有几个。北京的叶梅，山西的韩石山、毛守仁、赵瑜、葛水平，湖北的刘富道、刘益善、徐鲁、陈应松，已故的诗人曾卓先生，至今未曾谋面的散文家卞毓方先生等等，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们通信的手稿，珍藏了少部分，那是我的“家珍”。我们偶尔相逢一聚，不谈什么“文学”，只谈生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勤奋、坚韧、执着、创新的文学精神，善良、宽容、低调、朴素、助人为乐的人格力量。 14：有一个成语叫“文人相轻”，您认为作家们、作者们应该怎样做到精诚团结、抱团取暖、共同进步？ 答：很多年前，我在恩施自治州文联工作时，在恩施城栖凤桥边的州图书馆，参加一个文学写作培训班。在讲课时，我说了一个观点，受到热烈反响。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有人沉思不语。我说，我曾经思考，偏远地区的作者，有一种惯性思维，我把它概括为“三孤现象”。这种惯性思维，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妨碍了我们的写作，阻碍了我们的文学进步。它带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一种通病，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改正。一是孤芳自赏，关起门来称霸王，自恋自美，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天下最好的。别人在大报大刊上发表了作品，总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小菜一碟，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你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收获、湖北日报等地方发一篇试试，有那么容易吗？有人奋斗了一生也难以如愿。二是孤陋寡闻，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走到哪里了一无所知，对本地本省本国的文学现状也是毫无了解，埋头拉车不看路，因此总是此路不通，只好在原地踏步。比如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现代主义以及先锋文学、非虚构写作等等，知道一点总比盲人摸象好。特别是对文体的把握与创新，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以往的经验。三是孤军奋战，不愿与文朋诗友沟通交流，老死不相往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生自灭。文学写作当然是个体行为，但在同行切磋碰撞中也能产生灵感的火花。低调做人，多向别人学习，善于读书汲取文学营养，借以丰富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正是这个道理吗？我说的“三孤现象”，只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并不准确，仅供参考。我只是衷心希望各位朋友在文学写作上彻底抛弃文人相轻的陋习，抛弃偏见、嫉妒和虚荣心，抱团取暖，不断进取，提高文化素养，走向诗和远方。 15：您与夷陵的缘份。您对初学者有什么建议？ 答：我与夷陵的缘份很深，十几年前，我就受夷陵区文化局之邀，创作了夷陵区区歌《这是一个好地方》和夷陵区旅游形象歌曲《请你走进我的家》。还为百里荒景区创作了《情系百里荒》主题歌、为官庄创作了村歌和夷陵区医院院歌。这些歌曲至今仍传唱不衰，还编成了广场舞。对邓村的茶叶和太平溪等几个乡镇的山水风光，我用散文表达了自己的挚爱之情。尤其是对夷陵作家群，我特别关注和推介。几十年来，先后为杜鸿、黄荣久、元辰、朱白丹兄弟、吕孝春、彭定新、刘艳等人的书和文章写过序和评论。从文学艺术两个方面，加深了我与夷陵的深厚感情，好几次我想卖掉房子搬到夷陵区，锁定在黄柏河边的丁家坝，房子都看好了，因为家人不同意而留下遗憾。这种缘份叫作不是家乡而胜似家乡。夷陵，文学艺术的好地方，称得上是灵魂的缅想之地。我对初学写作者的建议只有一句话：“为了最初的梦，把文学进行到底。”最后，谢谢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访谈平台，谢谢该栏目主持人朱白丹的精心采访！ 2023年3月8日于宜昌市格子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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