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与哲学

今早快递送来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首次把英文“hmorous”译成“幽默”，这个翻译如此成功，以至我们已经忘记了“幽默”是外来语，这对于所谓“汉语哲学”，是极好的启示与教训。他和鲁迅是“两极”中国人，鲁迅激进，林语堂悠闲。鲁迅因为中国人不争气而生气进而奋笔疾书，林语堂活出自己的个人价值。我们不能只读鲁迅不读林语堂，我们不能只识一种中国人而不识另一种中国人。

鲁迅在《秋夜》中这样写道，“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如果用这话与人交谈，就是幽默的废话，但写成文字发表，就有神秘的优雅。同样道理，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中国人，异质的。林语堂曾经与鲁迅关系极好，但以关系破裂告终，只有肤浅的人才追究分手的具体原因，深入的探讨应该将这分手视为私人关系往来的“心理学”，即宽容到什么程度？以往我们过于相信革命或改变社会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它完全不适用人心最暗处。

这最晦暗的地方，与国人生活于100年前还是今天，与职业、性别、有无文化，几乎无甚关系，说它是道德问题，似乎也说浅了，因为当我们谴责某种想法不道德的时候，忽视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林语堂还著有《吾国与吾民》，他的好友赛珍珠给该书作序。赛珍珠是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人，十分喜爱中国，她以描写中国人生活的小说《大地》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她在《序言》中不乏对国人心理现象的描述（写于1935年），摘抄几段：

“现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就生长在这个大变革的社会环境里头，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点，倾身于顽固而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知识分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这些游移不定的青年，自然很容易接受许多革命领袖的宣传，认为所谓中国之落伍，乃出于外国的政治和物质底势力伸入之缘故，中国底守旧，却把世界拿来了做了替罪羊，倘不承认中国自身前进之迟缓，那很容易大声疾呼：倘非外国的侵略，中国在物质条件上早已跟列强并驾齐驱了呢。”

“倘西洋能继续其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像狠着劲儿地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第2-3页）

以上，她有些话说得很重，联想到她这些话是1935年说的，现在呢？过时了吗？现在不是有人把心里话这样说出来了吗：世界上就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这明显的井底之蛙心理，认为天就只是从井底所看见的那样大，甚至以为离开了自己，地球就不转了。严峻的现实是，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即使没有人类，地球也照样转。

以上的重点，在于国人的心理现象本身，我并不想反驳她说中国人并不都像她说的那样，其实她还停留在泛泛而谈。在这一点上，鲁迅比她，比林语堂深刻多了。鲁迅看到国人对于恶行已经麻木，于是放弃手术刀，弃医从文，以笔作为精神手术刀警醒国人已经麻木的神经。但现在改变了吗？如果我们说，时至今日，仍旧对同胞的嫉妒心强，只宽容外国人，不宽容本国国民，如果这些都是心理事实，就不应该算说得过激。

我觉得好奇，人心的想法之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德里达说他对神秘的心理感到好奇，但他并不曾真正在中国生活过，他也写不出一本关于中国人心理生活的书，林语堂倒是写了《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但他在书中坦白，说自己从来不读哲学书。你不读哲学书，就不会往德里达那个方向想问题，包括不会去解构国人的心理生活——这没人写过，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写。只是临时想到，觉得是个真问题。

我们周围不乏从来不读哲学书的聪明人，或者他们读了，其实没有读进去，他们赞同林语堂先生的想法：去读“人生”这本大书，混迹于各类人等之中，以朴实眼光看人民之朴实。所谓“人民”者，词或字眼是容易骗人的，当你深入接触真实的个人，你最终学会的是与人打交道的经历与经验，它肯定不朴实，而是“圆滑”。“圆滑”不是贬义词，不圆滑几乎无法生存。有各种各样的圆滑，比如有的圆滑，以很朴实的样子，呈现出来。只读人生，太强调生活经验，出不来哲学思考，因为哲学是“非同凡想”，圆滑是哲学的“敌人”，而真正的哲学家几乎不圆滑。我说“几乎”是说哲学家的圆滑因素，与其思想创造性无关。海德格尔的圆滑根本就赶不上我们时下学者的圆滑。如果我们哲学界的学者著书和为人是两张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精神性格以圆滑为主，我们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最珍贵的品质是天真，而不是圆滑。

以往有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之说也。我们嘲笑书生气。如果从来不读哲学书，无论你多么聪明，你的智慧，只是生活经验的某些变形，这些变形无论有多复杂，都不会是曾经的生活中不曾存在过的心理生活。以上赛珍珠的话，主要是针对30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其中不乏革命的学生或知识分子，左倾，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自己在年轻时所反对的那种人。如果地位的变化果真能改变一个人内心的信念，那么他对于自己当初信念的理解程度、质量，成熟与否，都是有待我们重新思考的。也就是说，从年轻时候起，他们所在乎的，就非常有可能是自己嘴里说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即使对此，他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他们的身体最诚实，没有欺骗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混淆了“相信”与“信念”，他们其实只相信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心之所往，但嘴上却说另外一套空话，这空话原本也是他们相信的，就像他们曾经相信恨人是为了将来爱人，相信自己是好人而别人是坏蛋——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心理，尚属于幼稚阶段，因为这也算是一种理想，空的理想毕竟也是理想。换句话说，他们真信，即使是自欺。后来，发生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就是自欺没有了，他们开始说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只是装着很相信，而且他们也知道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这种情形，借用经济学词汇，我称它是心理生活的“通缩”，它在经济学中的原义是人们不敢消费，商品卖不出去，市场暗淡。但人们的交流成为无效交流或者虚假交流的时候，就相当于说出的话没有落实，没有被听到这些话的人真实地消费。换句话说，“话”就像钱一样，没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