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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邻居大多称作街坊，因为都住在街上的缘故。其实，在城市规划的居住结构形式中，不仅仅只有居住小区，还有大街坊、邻里住宅。那么，我们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居住小区模式？  中国最初的城市规划引进的是“邻里住宅”的形式。美国社会学家佩里针对城市化运动带来的人口密集、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等问题，提出了“邻里单位”的概念。他主张以城市干道所包围的区域作为基本单位，建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用地面积的“邻里”。居住区内除住宅建筑外，还要有日常需要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绿地，使居民有一个舒适、方便、安静、优美的居住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进行过邻里单位的尝试，但是很快被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淹没，苏联的“大街坊”成为新的形式。 什么是大街坊呢，当然就是面积大。在苏联莫斯科改建总计划中，规定的是9到15公顷“街坊建设”原则。在斯大林时代，大街坊是苏联的主要结构形式，北京一度学习苏联模式，成街成片建设住宅。随着斯大林去世，这种模式被同样来自苏联的“居民小区”取代。居住小区是城市居住区规划的一种基本结构单元，每个小区又可划分为若干住宅组团。其基本特征是小区有明确的地界划分，不被城市交通干道分割，且城市交通不穿过小区；小区规模以人口密度和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为限度；小区内设置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设施，使日常生活可不出小区；小区内要有一定的公共绿地等。沿用至今，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居住结构形式。 小区并不是中国人天然的居住形式。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也许有一天，你旁边的邻居又变成了你的街坊，而你又可以成为“市井之徒”了。  建湘新村筒子楼，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 长沙最早小区为何不是筒子楼？ 炎热的午后，最适合去老小区。老小区中的樟树枝繁叶茂，老人们搬出自家的小竹凳，摇着蒲扇。恬淡的场景让人在喧嚣的黄昏中变得平静，不那么燥热了。 位于伍家岭的建湘新村和位于韶山中路旁的砂子塘小区，是长沙最早的一批住宅小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建设。三室或两室的单元楼，在当时，属于十分超前的设计。它们有过无限荣光的岁月，虽然这种荣光同样伴随着筒子楼一样的拥挤。在老人的回忆里，拥挤的一地鸡毛已经忘却，时时想起的是邻里间的亲密和温情。 老去的房屋和人们，见证着长沙住房变迁的历史，甚至也奠定了长沙居民小区的格局。 小区与住宅都有苏联的影子 经历过“文夕大火”的长沙，抗战后算得上是满目疮痍。重新回到城里的市民，住房成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有钱者在原址上重新修建公馆，无钱者则沦为江边或者马路边的棚户。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发展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让居住空间变得更加紧张。1953年，长沙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87平方米。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也同样面临着住房紧张的窘境。苏联专注于重工业建设，甚至将住房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二战又让苏联损失了将近一半的房屋，住房需求很大，面对汹汹民意，苏联才开始修建很多的集体公寓。“莫斯科七姐妹”（二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建造了七座摩天大楼）中的重工业部大楼、艺术家公寓和文化人公寓外表看似雄伟，其实内里是简陋的筒子楼。将筒子楼发挥到极致的，是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甚至倡导了一场建筑技术革命：抛弃传统砖瓦建筑，改用预制板装配房屋。由工厂生产墙壁、楼层板、内部隔板的各种预制板构件，将构件在建筑工地拼接一栋房子就大功告成。一栋楼房，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完工，可以算得上是如今盛行轻装别墅的鼻祖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近1/4(约5400万)的苏联人住进了新居。一条长廊串联两侧的房间，厕所、厨房空间被无限压缩的筒子楼，被冠以“赫鲁晓夫楼”的名称。 不过，“赫鲁晓夫楼”并不是赫鲁晓夫的发明与创造，而可能来自于苏联曾经的对手德国人。包豪斯设计学院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的建筑信条是“以大众需求取代奢侈需求”，他在1929年设计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绍的住宅区，就是筒子楼的最初原型。汉斯·迈耶这个左派建筑师，在1930年远走苏联，他的建筑理想在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时代里得以实现。 当时，住房需求量巨大的中国，很快接受了这种经济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容纳住户的建筑方式，一栋栋筒子楼在中国拔地而起。在长沙的老街巷和老小区内，我们依旧不难发现筒子楼，这是一代长沙人的记忆。已经被拆除的长沙重型机器厂的14栋职工宿舍，红瓦红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除了筒子楼，小区的概念也来自于苏联。小区模式最早源于1935年的“莫斯科计划”。斯大林时期，小区模式受尽大街坊模式的排挤，1953年，斯大林去世，小区模式才得以重新出现。1956年，小区概念因一篇俄语译文被引入中国，但是关于小区的系统解释却在六年之后。1962年，建筑学者水亚佑在《建筑学报》上第一次提出了小区的系统概念，“由城市干道所包围，具有较完善的文化生活福利设施的城市住宅居住建设的基本单位”，这与如今小区概念相差无几。 曾经肩负着“居者有其屋”大任的筒子楼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渐渐退出舞台，长沙的筒子楼陆续被拆除。而时代的印记，苏联的影子挥之不去，房地产开发依旧遵循小区模式，而住房似乎依旧难以摆脱火柴盒的窠臼。  建湘新村水塔，是建湘新村的标志性建筑，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最早小区是单元式集合式住宅，设计超前 1958年，长沙市按照六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组织投资、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规划第一批住宅小区。长沙北郊南郊工业区的伍家岭、砂子塘成为试验场。建湘新村和砂子塘小区建成了长沙最早的住宅小区。住宅小区不同于以往的单位大院，虽然分配给附近工厂职工，但是住宅小区与单位是隔离的，小区里集合着来自多个工厂的职工。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两个最早的小区，并不是传统的筒子楼,而是设计超前的单元式集合式住宅。以公共楼梯间为中心入口，“一梯两户”或“一梯三户”甚至“一梯四户”，户内三室或两室，有卫生间、厨房，自来水入户。“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超前的设计，很理想的住宅了。”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说，在他的印象里，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大学的老师还住在筒子楼中。 不过，在实际中，单元楼并不比筒子楼轻松，依旧是每个房间分配一家人。“当时我们是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房，搭个阁楼，四个小孩睡阁楼”，82岁的曹娭毑在建湘新村住了50年，那段拥挤的艰难岁月，在多年后想起，却充满了温情。 那么，为什么没有选择能够容纳更多住户的筒子楼，而选择了更高标准的单元楼？一是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建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设计者乐观地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几户合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很快就可以实现一套住房只住一家人的愿望，这种设计原则叫作“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远近结合、以远为主”。设计者的美好愿望在数十年后才得以实现，上个世纪90年代，不少住户开始陆续搬离。而坚守其中的住户，买下了邻居的房子，实现了一家一套房的愿望。 曾经高标准的小区随着住户们老去，不再拥挤的小区，变得落寞起来。黄昏坐在树下纳凉的老人们，开始怀念起那段拥挤的热闹时光，却又期待着早日拆迁。  湘建新村，曾经的小花美容厅已经无处寻找 长沙最早小区的荣光、沉沦与新生 湖湘地理领队宏哥，是个老长沙，曾经是个出租车司机，对长沙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在脱离出租车行业多年之后，长沙似乎变得陌生起来。熟悉的工厂被拆除成了住宅，曾经的小区成了马路，又或者马路边突然生长起来了高楼。 城市变化太快，有些东西注定会消失，比如已经失去生产机能的老厂，比如那些注定要被淘汰的老小区。它们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消失于钢筋水泥丛林之中，了无痕迹。盛夏，我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探访在将来注定会消失的老小区。挽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房地产开发的楼盘小区不断拓展着长沙城市的边界，或许从住宅小区出发的地方，我们能找到这个城市生长的秘密。
 建湘新村住房楼梯间，狭小，木质扶梯，漏窗，曾是那个年代的标配。 [建湘新村] 上个世纪住宅建筑的博物馆 建湘新村，位于开福区伍家岭街道三一大道和东风路的西南，最初叫作刘家冲小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单位集中共用型的工人新村。按照“六个标准”建造，在靠近工业区和城市中心附近的市郊，分配给附近各个工厂的单位职工。三室的设计，水电入户，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在当时的长沙，显然超出了时代的标准。 “住进来的时候，墙上都不准钉钉子的。”87岁的魏启华是建湘瓷厂的职工，老人记忆力极佳。他清楚记得1945年8月6日进城学徒，“黄兴路的一个纸铺”。也记得1964年3月1日，搬进建湘新村，他在这里度过了55年的时光。曾经被视作珍宝的房子，也随着时光老去了。  魏启华在建湘新村居住了50多年，他说搬走会不习惯。  建湘新村，老人们说，以前在盛夏黄昏的时候，人们都会搬出自家的竹床，在院里睡觉。 魏启华家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个衣柜是母亲的陪嫁，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说，人老了，就不再想添置东西了。生活却过得认真细致，门和窗都装着纱窗，甚至在门上安装了一个滑轮，绳子一头绑着重物，人出入，门自动关上。往前两年老人还每天徒步30华里，“有时候从这里走到猴子石大桥去”。 “房子是1958年由市房地产公司建的，'三年困难时期’停工一段时间。1963年才完工，楼顶采用预制板。”魏启华是第一批入住的工人，“那时候，要住进这里很多是需要关系的。”魏启华足够幸运，他之前的住房在砚瓦池，也是房地产公司的房子，两间土房，刚好赶上房地产公司回收，就把他安排到了这里。“给我安排了两间，一家人算是舒适。每个月的房租7.8元钱，多数职工的工资是33.5元，我们叫作'咪咪嗦’。”直到上世纪90年代，花了几千块钱，把房子买了下来。 魏启华的房子经过了改造，“一楼的可以改，二楼以上的就动不了”。另外一间被隔离出去，铺了地板，卫生间和厨房也有所改动，门窗和门依旧保持着有些斑驳的红色。尽管魏启华仔细地跟我们说明房间之前的格局，我们听起来依旧有些抽象。 于是，他让妻子带着我们去看在二楼的另外一套未经改造的房子：“其中一间是厂里分给我儿子的，不能买，因为一家只能买一套，只能租，一个月100多元房租。”因为厨房屋顶漏水严重，只能空置着。楼梯间，最吸引人的是预制构件大漏窗，在极简主义的建筑中，是难得的装饰。虽然是一梯两户，在最拥挤的岁月里，两户共住着六户人家。进门是一条小长廊，分布着三个房间，两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其中的一个房间有一个阳台，站在斑驳的阳台上望着行人往来，时间变得有些恍惚起来。 1958年，长沙市房地产公司最初在建湘新村建了26栋。后来动力机械厂、铁路局、消防等各个单位陆续在此兴建宿舍。“现在是77栋楼。”魏启华说，年代不同，所以格局和风格各异。三室单元楼、两室单元楼、红砖筒子楼……建湘新村几乎成了上个世纪住宅建筑的博物馆。这里曾经住着13个单位的工人，而最先兴建的那批房子，面对后来者，至今都保持着设计和格局上的某种骄傲。 在最初的建造中，房子都是三层，后来才在三层基础上加了两层。魏启华记得是1969年加的层，在建湘新村度过自己美好童年的陈波却坚持认为是1978年，而在市志上写的却是1990年。 老小区并不是一成不变，也在努力改造、修补。前几年的小区改造，将门前的花坛推平，成了停车位，小区里的路也变得平整起来……不过，改造似乎就意味着在短时间内拆迁已经不再可能，老人们却并不在意，“离开不习惯”。  建湘新村预制构件漏窗图案。 “什么时候能搬迁” 陈波2岁到14岁是在建湘新村度过的。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陈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童年的回忆，总是美好的。1978年他离开建湘新村之后，陈波几乎每个月都会到建湘新村一次。戴着墨镜，没有人认出他来，他也从来不主动介绍自己，有些近乡情怯的味道。有时忍不住打听儿时伙伴的消息。他们或者搬离，或者去世，物是人非的感慨油然而生。 在陈波的记忆里，建湘新村是儿时的天堂。市郊工业区的孩子们，穿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百货商店、菜店、粮店、邮局、电影院都在十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小区后面是一大片农田，春天时油菜花开的时候很漂亮。夏夜里，小区里的小伙伴会三五成群地一起做作业。 建湘新村，树木郁郁葱葱。 陈波是怀旧的，他总希望在建湘新村买一间老房，安静度日，回到过去的童年时光。但是，仍在小区居住的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十分留恋老小区的生活。去年建湘新村旁的商场和菜市场拆除之后，小区成了一座孤岛。“坐公交要么走到伍家岭，要么走到九尾冲，买个菜也要走好远，银行也没有。”小区的老人抱怨，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的样本——建湘新村在市场经济下慢慢被淡忘，也成为商业的死角。 曾经以长远规划的建湘新村，经过六十多年的岁月，无疑老去了。我们在小区就遇到过不少抱怨房顶或者水管漏水的居民。 66岁的陈丽，一般都在清晨出去，黄昏时归来。“家里太热了，受不了，到超市蹭空调去了。”看到我们背着相机，她仿佛看到了某种改变的希望，一定要拉着我们到她的房子去看看。她在十几年前花了几万块钱在这里买了一间房，在顶楼。“你看这房门有时候都打不开。”楼梯间一道已经斑驳的红木门显然已经歪斜，陈丽曾经因为无法打开门被困了好几个小时。一条狭小的走廊，串起两个房间，住着两户人。陈丽的房间在外面，门向外开，两户如果同时出入就要辗转腾挪。房内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空调在更多的时间里是个摆设，陈丽舍不得开。厨房和卫生间是两户的公用空间，“屋顶还漏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迁。”陈丽无望地问。 1958年开始兴建的建湘新村，后来各大工厂陆续在小区内建房，各异房屋见证着住房的时代变迁。 [砂子塘小区] 学区，成了老小区的新魅力 夏天的午后，进入砂子塘小区，蝉鸣显得小区格外宁静。这个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小区，位于东塘、雨花亭的结合部，西临韶山中路，东至运动巷，南到长沙电机厂，北至潇湘电影集团。经历了50多年的岁月，似乎依旧充满活力。斑驳的墙面，漏窗上长出了草。小区在时时更新，或者是居民自己的改造，或者是社区的改造，你很难发现小区本来的样子。 “那变化太大了，以前小区种的是法国梧桐，现在只剩下几棵了。”刘醒（化名）是社区推荐的，他在这里长大。1964年，3岁的刘醒跟随父母入住砂子塘小区，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3平米的房间里。后又在这里成家立业。他从来没有觉得最初的砂子塘小区是个“高端”的小区。他看着周边从郊区的乡村渐渐变成城市，砂子塘的“塘”逐渐被建筑取代，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小区的东边以前是菜地，一条田埂，成了居民丢垃圾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了湖南中医药大学职工宿舍，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看起来比砂子塘的老房“年轻”不少。他带着我在小区走了一圈，哪里曾经是片草地，哪里是个塘，哪里是粮店、煤店……他的脑海里有一张过往砂子塘的地图，虽然抽象，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巨大的变化。 1963年，长沙市房地产公司在此建了29栋三层房屋，现在有老旧住宅61栋。与建湘新村不同，砂子塘的布局是两间房，公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刘醒所在的46栋，属于湖南省建六公司，“听说是省建六公司拿一个石灰厂跟房地产公司换的”。 建筑公司的工人似乎远比其他公司在房屋改造上走得更远，“基本上都统一改了，把阳台推出去，厕所、厨房也都改建了”。1982年，小区房屋加层，他们这一栋加到了六层，“其他的房子都是加到五层”。 经过改造的砂子塘小区住房 经过简单改造，多出租户 住房的自我改造其实时时都在进行，原来的样子变得模糊。45栋唯一一户没有改造的小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红色小门，预制构件半围出一个小小院落。缠绕在花棚上的植物依旧焕发着生机，一条小竹凳摆放在院子里，像是刚刚有人在此歇息。其他精致的小院落都被改造成了厨房，这是个不小的遗憾。在小区道路未改造之前，家家户户门前一个小花坛，配上精致的小院，应该是一种无比惬意的生活。 砂子塘小区50栋，是唯一保持原貌的老屋。老屋整体呈“T”形，从上到下是一个巨大的预制构件漏窗。楼梯间的左右两边和前方各有一户，一条短小的外廊串起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走廊也是阳台，外面是简陋的公共厕所。室内光线昏暗，现多是租户居住。“一个月600元房租，不贵，就是房间太热了。”曾师傅来自湖北，在小区打扫卫生。与妻子二人在此租下两间房，一间当卧室，一间是厨房，倒也显得不那么拥挤。唯一让他有些苦恼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上厕所要排队。 与刘醒住一栋的同事几乎都搬走了，他却舍不得搬走。“这里多好。公交、地铁、超市、医院、学校都有。”现在多是租户，曾经亲密无间的工友加邻居关系，突然间变得陌生起来。“以前冬天下雪了，叫上一声，大家就都出来扫雪了。现在，叫不动，彼此都不认识。”他有些失落地说，老小区熟人社会，在脱离了工业时代之后，已经难以维系。 最初的小区规划中，建湘新村、砂子塘小区的学校并不是针对小区开设的，各单位工人的子女的第一选择是父母所在工厂学校。以小区命名的学校，更多的针对郊区的孩子。“我一年级在单位学校读的，年纪太小。学校又离得太远，父母想办法把我送到了砂子塘小学。离学校近，每天都是上课铃声响了才去上学。”刘醒笑着回忆说。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砂子塘，搜索结果最多的是砂子塘小学。学位，无疑成了这个老旧小区新的魅力。“小区的房好像卖到一万四一平米了吧。”刘醒说。 袁阿姨就是冲着学位在砂子塘小区买了一套房，“十几年前，十多万买的”。她是宁乡人，为了照顾上学的外孙子外孙女，放弃了在郑州的生意，来到这里买了一套房，陪读。 她买的是顶楼，夏天热。在下雨天，又漏雨得厉害，几乎要动用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接雨水，或者索性爬上楼顶想方设法遮挡雨水。“前几天来人修补了，不知道还漏不漏。”对于漏水她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她的外孙女考上了大学，外孙子也上了雅礼中学。“他还不愿意住宿，非得要到这里来跟我住。”袁阿姨一脸骄傲地笑，她并不打算离开这里，似乎十几年与老屋的斗争，让这里成了她无法割舍的家。当楼下音乐响起，她很快下楼加入到广场舞的队伍里。 砂子塘小区 砂子塘小区50栋，没有经过改造，保持了最初的模样 [东瓜山] 第一个棚户集中安置点 长沙天心区东瓜山如今已经成为夜宵圣地，一到黄昏就渐渐热闹起来。在老街的一片喧嚣里，你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长沙第一个棚户集中安置点。 经历战乱的长沙市民和难民，回到满目疮痍的长沙。故园不在，无处栖身，沿江大道和铁路沿线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居所，他们成了城里的棚户。据老人们回忆，棚屋结构极为简陋，四壁用竹筋粉泥，或用破木补丁，或用篾折草席。屋面是稻草树皮覆盖，屋檐高度不足两米。据《长沙市志》记载：1947年1月，沿江大道的棚屋就有2264户，而到了1950年，长沙市政府对沿江棚屋进行拆除时，光是沿江大道中段就拆除棚屋3282户。面对如此多的棚户，安置成了一个难题。大部分棚户给予补助，在市内觅地自建房屋，小部分发给车船费，让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剩余的两百多户成了第一批集中安置的棚民。政府在东瓜山兴建了28套简易公房，以低价格租给棚户居住。 那时的东瓜山是一片荒野，住着十几户棚民。他们挖卖黄泥、捞鱼或者干脆上门乞讨为生。 “1950年的公房，应该是国民党宪兵团的营房改的，一排排的一层房屋。我小时候见过，一家人住一间房子。”我们在裕南街遇到铜铝材厂职工张建国，听名字就知道，他与共和国同岁。张是个历史爱好者，喜欢讲古。“这就是当年宪兵团警卫连的宿舍。”似乎为了强调他说的准确性，他指着一栋两层的瓦房说。 张建国的说法并没有证实，安置棚户的公房已经无处可寻，已被各单位的宿舍取代。“也不是最初的宿舍了。”张建国说，最先进驻东瓜山的是省商业厅。1951年，省商业厅在一片坟场的小东瓜山开荒、平地，兴建职工宿舍，湖南电气公司紧随其后，在第二年在大东瓜山修建了一栋平房的职工宿舍。各单位纷纷进驻东瓜山，1955年，东瓜山已经有了100多栋宿舍。在一张1970年的东瓜山电业新村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当年单位宿舍的模样，一层低矮的瓦房整齐排列。 现在东瓜山社区的建筑多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虽然经过改造，也难掩斑驳。老居民们在日落之后，在社区新建的休闲场地闲聊、散步。夜幕降临，东瓜山鼎沸起来，淹没了那段安置的往事，连同这里曾经火热的单位集体生活。 东瓜山铜铝材厂曾经的宿舍，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 一部长沙建筑的变迁史 1952年，长沙市房地产公司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棚民安置。在复兴街兴建了住宅29栋，建筑面积5198平方米，多为竹壁青瓦式房屋。 黄泥坑，是复兴街与文艺路（现解放中路）之间的区域，如今只剩下黄泥坑巷的地名。但是，关于黄泥坑的记忆并未远去。这里曾是长沙有名的棚户区，城里人把这一片统称为浏阳门外。自古是丧葬之地，产黄泥，所以成了“泥腿子”的聚集地。他们在此挖黄泥，烧泥砖窑，居住的房子就地取材，是黄泥糊的泥屋。据老长沙郑寿山回忆，这里盲人也多。总之，黄泥坑是穷人的居所。 我们在文艺新村遇到了当地居民唐作吉。他在这里成长，对竹壁青瓦的房屋有些许印象。1947年，年幼的唐作吉跟随父母流落至此。据说他们家原本住在韭菜园，赶上一个国民党军官要修建公馆，就把他们赶出了韭菜园。他的父亲以拉板车为业，在黄泥坑能够找到活计。他印象中的“竹壁房”，或许就是长沙房地产公司的安置房。1979年，黄泥坑告别了棚屋的历史，建起了居民楼。 黄泥坑的历史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一墙之隔的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却用建筑留住了历史。“那栋楼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的，我母亲就曾去做过工。”唐作吉指的是有色冶金设计院如今的办公楼，那是曾经的单位单身宿舍。一墙之隔，隔离的不仅仅是空间，“设计院子弟读书上育英小学，黄泥坑里的孩子上育才小学，”唐作吉说。育英小学曾经一度属于干部子弟才能就读的。 办公楼是两栋三层红砖平房成“L”形，典型的苏式建筑。而往里走，有上世纪60年代的筒子楼，上世纪70年代的单元楼，上世纪80年代的高层建筑，上世纪90年代的民居，最里面是一栋规模浩大的红色砖墙宿舍。据院里的老人说，这栋红色大楼，建造时用的是竹钉。设计院小区的建设时间线延绵了几十年，也展示着长沙建筑的变化。 “我们单位以前有苏联专家，所以不少建筑有苏式风格，像办公楼和干部楼就是。”周国炎是设计院的退休职工，腿脚不便，坐着轮椅，在树荫下避暑。他告诉我们，1954年，有色冶金设计院从江西赣州搬到湖南长沙。最初建的是4栋单身宿舍，后来逐渐建设，成了如今的模样。 不过大院里的生活并没有围墙那头的唐作吉想得那般美好。周国炎说：“也是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 设计院大院虽然依旧有围墙、门卫，但是显然已经少了警惕。“现在小区起码有95%是租户。”周国炎笃定地说。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办公楼，建于1953年，曾是单位单身宿舍。 文艺新村黄坭坑巷，曾经是棚户聚集地。 + 与自然时序同呼吸
图片｜倪润仙 微信编辑｜熊文（实习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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