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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4 04:36黄二宁
黄二宁 十三至十四世纪，崛起于草原的蒙古人西征南伐，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元帝国，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得以全面拓通。骆驼作为战利品、交通工具、食材、贡品等，在元代社会普遍出现。斗驼作为一种在西域、阿拉伯地区广泛流行的斗兽活动，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斗驼活动传入元大都宫廷，并引起文人注意、创作专门辞赋，可以说是十三至十四世纪丝绸之路大拓通背景下，东西方体育文化频繁交流的典型例证。骆驼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其本身是中外交流的一个符号，也是一个时代强盛与开放的象征。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元大都宫廷斗驼活动的体育全球史意义就更加凸显了。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驯化了骆驼。《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到了西汉初年，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我国已经开始大量饲养骆驼并用它作为军用和民用的交通运输工具。魏晋以来，随着西北游牧民族的不断内迁，骆驼饲养也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展。北魏是我国养骆驼的高峰时期，仅官养的骆驼就有一百多万峰。唐代国力强盛，丝绸之路交通便利，西域文化大量传入中原，骆驼作为贡品、商品、战利品、交通工具也更多出现在中原，官方和民间的养驼业都有长足发展。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总体上看，在元代以前的汉文文献中，骆驼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飼养的“奇畜”，另一方面还是北方民族进献中原朝廷的贡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文献中有关斗驼的记载较少。元代北方文人许有壬《斗驼赋》云：“尝闻单于祭三龙祠，以是为乐；龟兹观七日戏，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验其说。”所谓“单于祭三龙祠，以是为乐”， 相关记载见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俗，岁有三岁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这个记载说明了骆驼的两个功能，一是作为贡品，二是作为娱乐活动。而从“走马及骆驼为乐”的表述看，应该是骑骆驼赛跑，并非斗骆驼。所谓“龟兹观七日戏，以占耗息”，相关记载出现在唐宋时期。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这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关于斗驼的记载。宋代《太平广记》转录了这条记载：“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这里对斗驼的记载只是一个名目，还将其与牛、羊、马并列，指出了斗驼的目的在于“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 总之，元代以前，史书、笔记中偶有关于骆驼戏、斗驼的记载，只不过是只言片语，且主要将其视为西域龟兹国的奇异民俗，带有猎奇色彩。记录人并没有亲眼见过斗骆驼，而是源于传闻或二手信息，所以记载非常简略。要亲见斗驼，要等到元帝国建立后丝绸之路全线拓通了。 许有壬的《斗驼赋》详细记载了元大都宫廷举行的斗骆驼活动的情况。这是我国古代仅见的关于斗驼活动直接详细的描述，也是中国境内首次出现斗驼活动的文献记载。《斗驼赋》为汉文文献增加了有关斗驼的新信息，并影响到后代笔记的记载。比如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斗驼斗象：《圭塘小藁》有《斗驼赋》，盖蹄角羽毛之属，无不可教斗者。康熙中，驾幸南苑，观象与虎斗，虎竟为象所毙。此又一奇也。”王士禛的记载抛弃了龟兹国的民俗内容，而采用了许有壬《斗驼赋》，并与清代的象虎之斗进行对比。 如果我们将元大都宫廷的斗驼活动放在十三、十四世纪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来看，就会更加凸显《斗驼赋》的体育全球史意义。“体育全球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体育史研究理念。王邵励认为：“'体育全球史’不刻意追求世界各地体育传统的全部再现，而是首先关注历史上各区域与各文明之间体育活动的跨文化互动。'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体育互动’是'体育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所谓'体育互动’不仅是指对于参与体育交往的多元主体力量的尊重与认可，同时强调体育交往的结果与影响是多向度的。”刘迎胜指出：“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国家间此疆彼界的限制。蒙古朝廷的声威与交通条件的改观，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使前往东方。同时蒙古人在遥远的西方立足，使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可以说，《斗驼赋》反映了斗驼从异域民俗到宫廷娱乐的转变，隐含着斗驼活动沿着拓通的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并在元大都出现的历史事实。 许有壬是元代中后期文坛的重要作家。《斗驼赋》的“序”明确记载了写作的时间：“元统甲戌九日，上幸后苑，观斗驼。有壬适有奏对，遂获一观，退而为之赋曰。”元统甲戌，为元顺帝元统二年（一三三四）。据《元史·许有壬传》：“至顺二年二月，召参议中书省事，未几，以丁母忧去。元统元年，复以参议召。明年甲戌，拜治书侍御史，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仍治台事。”可见，《斗驼赋》即作于许有壬转任治书侍御史、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之时。 《斗驼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骆驼的“负重致远”的禀赋和功用，“日三百犹跬步，轻千斤之负驮”，“校他用之凡兽，兹实气禀之尤异者也”。第二部分介绍了骆驼来到中原以后的繁衍情况，“风土既习，字育日丰”，但“历唐及宋，纪述未备”，只有在元王朝治下，骆驼才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所谓“鱼鱼连连，列廊云屯。千乘万骑，滦水岁巡。负鼓先声，服箱后尘。背锦模糊，络珠璘霦。铃铎殷地，旌旓荡云。开辟而下，有国之有驼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第三部分介绍了斗驼活动的“出拔之奇、搏击之精”：“苑草未凋，风日清美。九重几暇，凤辇莅止。俯察品汇，纵观物理。虎贲执缰，两两相睨。腾蹙倾奔，砉歘徙倚。待怒气之既盈，俄侵凌之渐迩。脱羁发纵，势迈角抵。始啮颈而踯躅，复摩肩如委靡。乍分立以伺隙，遽挑衅于。飘忽若风燕，盘旋如磨蚁。划然踊跃，人立对起。波澒土坟，雷轰电。持久跕跕，胜负未决。貂璠声援，陛楯皆裂。余勇虽鼓，虚骄已竭。嗟两雄之相戹，卒不逭乎一蹶。胜者植立，扬扬自慊。主矜调扰，望拜蹩躃。天为嚂嘘，赐沓缯帛。尝闻单于祭三龙祠，以是为乐；龟兹观七日戏，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验其说。”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观看斗驼的感受，所谓“顾瞻震栗，悸定而怿，气塞而释，目隘而豁，足痿而力”。并且曲终奏雅：“然臣有刍荛之言，增渤海以涓滴，大小虽殊，玩物则一。惟吾皇游六艺之圃，征胜负于往昔。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视试卞为期门之徒，亦粗可以备顾问而陈得失也。” 当然，斗驼活动在元宫廷的出现并非偶然事件与个例情况，而是十三至十四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深入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其背后，是骆驼作为草原生活中的交通工具甚至饮食菜品对于元代社会的全面渗透。在很大程度上，駱驼已经从带有异域风情的文化符号，变成了元帝国拥有广阔疆域与世界影响的具体象征，成为元代社会生活中的常见元素。 元朝骆驼数量之多、应用之广，远超前代。“开辟而下，有国之有驼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那么，这些骆驼来自哪里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饲养。《元史》载：“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每匹给刍粟价钞四锭。’从之。”养殖的骆驼主要用作乘舆、供施、军事、食用等。第二个来源是蒙古对外征服战争的战利品。根据《史集》的记载，骆驼是西域、阿拉伯地区战争中经常夺取的重要战利品。一二0五年，“成吉思汗出征又名唐兀惕的河西国，占领了力卜勒乞寨和邻- 罗失城，洗劫了唐兀惕地区。蒙古人带走了许多骆驼”。第三个来源是商贸购买。《元史》中有“市橐驼百、牛三百，充扈从属军之用”的记载。第四个来源是诸侯王进贡。比如伊利汗国最后一任大汗不赛因在位期间，经常遣使进贡马、虎、豹、骆驼等。比如《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二》多次记载不赛因遣使进贡。“（七月）戊午，诸王不赛因献驼马。”“（八月）丁酉，藩王不赛因遣使献玉及独峰驼。” 那么，斗驼活动是如何出现在元宫廷的呢？许有壬《斗驼赋》指出骆驼“生鄯善之绝域，邈流沙而迅过”。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明。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元宫廷斗驼活动很可能是来自伊利汗国。 首先，伊利汗国地区具有饲养骆驼特别是斗骆驼的传统。施拉特《史集》记载了阿拉伯人饲养骆驼的传统。“尤其在那有牧场的多草地区，远离城郊和[ 村] 舍的地方，有许多游牧人，我们在伊朗边境和阿拉伯人地区见到的就是这样，那里是一些长草的无水沙漠；这样的土地对骆驼很合适，因为它们食草多而耗水少。因此，阿拉伯人的各部落和宗支，在从西部边境起到印度洋岸边为止的所有草原和谷地里，大量建立了超过人口所需的游牧地。”凌真《阿拉伯的斗驼》一文认为斗骆驼是阿拉伯地区（即伊利汗国地区）的一项斗兽活动。 其次，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密切，频频遣使进贡，骆驼是其贡物之一。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四大汗国在血统上都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但与元朝存在亲疏远近的关系。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列兀与忽必烈是亲兄弟，且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过程中支持了忽必烈，因此，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密切。元朝曾多次遣使前往伊利汗国。 不赛因（一三0五至一三三五）是伊利汗国第九代汗，一三一七至一三三五在位，其间多次遣使元朝，进贡方物。死后，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傀儡汗，互相攻杀，汗国陷于分裂。《斗驼赋》的写作时间（一三三四）与不赛因进贡骆驼的时间非常接近。换句话说，此前虽然在大都有很多骆驼，但并没有开展斗驼活动。这也是在许有壬之前的元代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的原因。笔者认为，斗驼活动来自伊利汗国，伴随着不赛因在位期间的频繁遣使，元大都宫廷才出现了斗骆驼，继而为许有壬记录。 还有一种可能性，元代宫廷有骆驼已久，却无斗驼活动。游牧民族的骆驼戏，指的是骆驼赛跑比赛。伊利汗国使者的到来，带来了斗骆驼的知识和技艺，才使得斗骆驼活动出现。因此，许有壬《斗驼赋》的出现并非偶然，反映了丝绸之路拓通下官方主导的政治往来与体育文化交流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斗驼活动似乎只是局限在元大都宫廷进行，并没有流向民间。 从体育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斗驼是十三至十四世纪东西方跨地区体育交往与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也是西方体育活动传入中原地区的例证之一，具有重要的体育全球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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