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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 月 31日晚上，也就是熊向晖从武大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回来之后，湖南青年服务团指导员陈大勋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大家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率部从上海战场撤出后，来到了江苏无锡，一边补充新兵，一边部署防御。 部署刚定，日军坦克接踵追至，于是，胡奉命在无锡、常州间，阻击迟滞日军，随后奉命渡江到达扬州。 12月初，胡奉召赴南京，蒋介石原来想叫他担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做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副手，准备守卫南京。 但命令未下，得知日军已分兵一部，正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急进，蒋乃叫胡回到浦口，作阻击日军的准备。 南京陷落后，胡率部退至安徽滁州布防，在百米山一线阻击日军进攻。12 月下旬，胡奉命率部西进，到河南信阳集结待命，他本人于途中转赴武汉，晋蒋复命，同时准备接见服务团成员。 胡宗南的第1 军在武汉设有一个办事处，地点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胡宗南接见服务团成员的地点，就在办事处的二楼上，共分三批接见，接见的时间，熊向晖推算起来，应该在 1938 年 1 月 8 日左右。 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的侍从副官唐西园要熊向晖等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没有想到，胡五短身材，与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胡宗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 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 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这是在“察言观色”。 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 于是，他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熊彙荃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他，问道：贵庚？ 熊说：再过 3 个月零 4 天满 19 周岁。 他又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道：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接着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熊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又问道：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他看了一会，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后，胡的副官唐西园来接熊，说胡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熊：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来到办事处，熊向晖和胡宗南个别谈话时，他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接着问了熊的学历，说他“17 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他进行政治盘查。 胡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 7 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提到“民先”,重复他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他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也是清华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道：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接着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 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接下来，胡同熊握手，转而问他家庭情况。熊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 胡要他写出家庭住址，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这就是熊向晖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熊向晖见了胡宗南两次，大多数人都是只见一次。  洪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洪同在台湾写文章《记第 1 军随军服务团》，也回忆了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过程与熊向晖的记述差不多。 但是，洪同只见了胡宗南一次，他没有参加集体传见，而是被胡直接单独接见。因为洪同是服务团的副团长，胡宗南对他很重视，一开始就安排单独接见。 洪同在文章中说:“不几天，我们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第 1 军办事处的二楼上，见到了胡将军——胡先生。胡将军的部下为尊敬他，都称他为“先生’,我们这一群刚离学校的青年，怀着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也都不愿称呼他的官阶，而尊之为“胡先生’。 和胡先生第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次见面不是集体的，而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的礼貌谒见，而是一种临场面试，对每一个人，在问清楚了家世出身以后，他总以严肃的态度，和蔼的声调，问以:“为什么要到军中来?”“不怕苦?不怕危险吗？”接着，他就各人所攻读的科系，提出一两个问题，要你作答，并且要尽量的发挥。 我还记得，他知道我是经济系的学生以后，曾以有关战时财政筹措和日本经济能否支持作战的两个问题问我。 最后，他告诉我:'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是国家的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要你们去做，太可惜了。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大西北是抗战建国的基地，那儿需要你们。” 这一次谈话，因为是个别的，我们 60 余位费了他两个下午的时间。 胡宗南跟熊向晖单独谈话时,许诺“要专程请令尊来便餐”。第二天，胡果然派唐副官坐车到熊家，请熊向晖的父亲去吃饭。 当天，他回到家里,就告诉熊向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熊向晖说，当时父亲有些夸大，他说胡宗南是大贵之相,天庭饱满,地域方圆。鼻如悬胆，口若血沟。 他站起来比人矮，坐下去比人高，稳如泰山。两道剑眉，一双虎眼，说话中气充沛，声如裂帛。 握手柔软有力，这是驾驭千军万马、掌握天下社稷的手。 他还说，民国以来，我看过的文武百官很多了，还从没有看到过像胡宗南如此谦虚、如此风度的人。他说一眼就相中了你，说明他有非凡的识才眼力。 父亲本来反对熊向晖弃学从军，但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对熊向晖说，胡军长要培养你，我信得过。他不是开玩笑,你放心去吧。 就胡宗南请熊向晖父亲去吃饭的这一天晚上，熊向晖让池际尚、许焕国和他一起，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八路军成立后，先后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武汉、重庆、兰州等地，设立代表机构，负责与国民政府军事专员进行军事情况的交换，同时，还承担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人员等任务，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对外公开机构，统称“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 18 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人们习惯上仍称第 18 集团军为八路军。 因此，后来有的地方把“八路军办事处”改称“'第 18 集团军办事处”,但多数地方，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是 1937 年 10 月下旬设立的，地址在汉口西 1 路安仁里 1号，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2月中旬，南京陷落，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转抵武汉，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驻武汉办事处合并，办事处地址也迁至汉口旧日租界中界 89 号，现在的地名叫江岸区长春街 67 号。 为什么要搬迁呢？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事地址汉口旧日租界大石洋行。这样可以利用中共公开机构的牌子，掩护中共秘密机构开展工作。 合并之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根据郭见恩传达的组织上的指示，熊向晖应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蒋南翔。 其实，蒋南翔并不在八办工作，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之所以说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他，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刚刚成立，组成人员是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另外，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 月 18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武汉。此时，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12 月 21 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向延安派遣联络参谋、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 蒋介石当场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两个机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决定合并办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叶剑英任参谋长、董必武兼民运部长、博古兼组织部长、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主持长江局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并不允许中共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具体事务则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名义开展。 熊向晖他们来到办事处，对值班人员说要找蒋南翔，这天，在武汉八办值班的恰好是熊向晖的清华同学于光远，一番联系之后，他说，蒋南翔同志不在，由董必武负责接见他们。  董必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生于 1886 年,1938 年已届 52岁，党内尊称他为“董老”。 这不仅因为他年纪大，更因为他的革命资格老，董老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在日本又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20 年，还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参加了一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一大结束后，董老回到湖北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一直到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前，他始终在湖北及武汉地区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所以，董老对武汉及湖北的情况都很熟悉，地下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 1932年，董老回国后，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 年，他参加长征,是著名的“长征五老”之一。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抗战爆发后，被派到武汉，筹备湖北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董老是核心成员之一,并兼任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秘密工作这一块，实际上也归他管。 董老让池际尚、许焕国在楼下等着，先把熊向晖叫上楼,与他密谈。 听了熊向晖汇报了胡宗南接见的情况后，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 他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 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他的意见详细告诉你，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6 年 9 月,他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 胡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周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的特点，他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南翔推荐了你，周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很合适。 董老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周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 董老还说，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是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熊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还向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 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 所以，周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他筹划的闲棋冷子。 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周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 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还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老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与清政权、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派，都进行过秘密斗争，所以他具有长期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次，虽说他是代表周恩来同志与熊向晖谈话，但许多谈话内容，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丰富经验在内。所以，这次谈话的水平很高，对熊向晖今后的行动,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使熊终身受益匪浅。 董老与熊向晖谈话结束后，再让池际尚、许焕国他们两个上去谈。与他们就没有谈那么深，只是谈一般的原则，要他们保持中立面目、不左不右。 湖北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武昌停留期间，主要是学习一些战地服务知识，学习打针、种牛痘、救伤兵、扎绷带；同时，许多服务团成员还买来共产党的书，如游击战等。因为服务团的成员中，清华、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民先”队员。 熊向晖在团里没有具体任务，他利用空闲时间，编了一个歌剧，用当时流行的聂耳等作曲家写的革命、抒情歌曲的曲子，穿插一些情节，配上自己编的歌词。 开始时,是一群男子修路,唱《大路歌》。女的种田。然后合唱，是和平的气氛。接下来，上来一个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唱《松花江上》。接着来一个汉奸，又来一个日本兵，日本兵把女的拖到幕后强暴，激起公愤，就这么一个歌剧。 胡宗南在武昌找服务团成员谈话结束之后，李芳兰、洪同等人决定，接受胡宗南的提议，放弃原来去第 1 军战地服务的计划，到远离前线的西北去。因为，胡宗南跟洪同说了,让清华,北大、南开的这些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太可惜了。 于是，大家决定按胡宗南的意思，入关中、到陕西去。同时，他们把番号也改为“第 1 军随军服务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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