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那个年代 (七)

     十一月初冬，北京市为修地铁，要拆除北京外城墙。

     北京城是在元代基础上修建的都城。1403年，明成祖朱棣升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即由此始。1406年，朱棣下诏从南京迁都北京，随后开始营建北京城宫殿和坛庙，其中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外城墙周长24公里，墙基宽24米，墙通高12-14米，初建有九座城楼。后又扩建南城，形成凸字型的北京城结构。

     在民国后，北京已陆续拆掉几个城楼的瓮城，修建了环城铁路。

     从1952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扒开豁口，修建通道，便于人们通行。十几年中，北京的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和永定门城楼箭楼，以及天安门前的中华门都被拆除掉了。

     将城墙扒开几个豁口，已改善了市内交通。此次是拆除整个北京外城墙和城楼，要修建环城地铁，由当时工程兵负责，得到了上边的批准。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对反对拆墙的梁思成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了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北京古城墙被拆时，梁思成先生阻挡不住，痛哭流涕一番，他讲到：“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当时人们可能不理解，但几十年后，事实证明这就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而我们学生根本不清楚这些事，上边指示让拆，就是命令下达，人们必须执行。

     在一天下午接到通知，晚上6点到学校集合去安定门拆城墙。这是第一次安排我们学校的学生行动，之前在安定门城墙，已有工程兵和其他人员开始动手拆除了。我和李排长及另一位胡同学在6点前到达学校，但见校内无灯光，也没有人员集合。犹豫了一会儿，认为也许是6点到安定门，是我们记错了地方，便从外馆斜街向安定门走去。在冰窖附近，见到八排(班)的一个同学，便相约一起去集合地。6:25分左右我们到达安定门城楼东侧，找到当时的副校长，他说通知是6:30分在箭楼城门处集合，是我们原来听错了地方和时间。

     城楼上已搭上脚手架，要从上边拆除，楼边有巨大的探照灯，照向东西两边的城墙，远近处已有其他单位人员在拆运城砖。我们一起来到城墙开挖处，这里离城楼东大约百米左右，外墙城砖已经被挖到半截了，露出里边的内夯土。城墙上面平台上的城砖早就拆走了，但平台砖下边约15厘米厚的糯米浆三合土，像水泥一样，仍在上边压着城墙内夯土层，据说工程兵上午在上边用大锤敲打，仍未震碎三合土，他们准备明天上机械破拆。

     分配给我们这个地方正是他们要破拆的下方，城墙在左边部分城砖已拆下四米多，因浮土太多，形成一个战壕沟，人必须往下挖出城砖，抬到半人高的壕沟边沿，沿斜坡将砖推下去。城墙在右边部分才拆下三米多，拆下城砖用脚就可以推下斜坡。副校长和一位校工友拿来工具，将左侧壕沟位置安排校工友和八排(班)的同学，我和胡同学在中间，副校长和李排长在我们右侧。开拆没几分钟，大约6:40分左右，在壕沟上方城墙土层突然塌方，大量城土下泻，将我和胡同学大头冲下掀飞了下去。在斜坡中部，我仰在斜坡上，胡同学趴在我腿上，浮土已盖住我们身体，我见城墙上方有个大裂缝，突然裂缝处扩大，城墙土层再次下泻，将我们全部埋住。我用手护住脸，但感到喘不过气来，手在鼻嘴间的空间很小。心想这回就完蛋了，要死在这里了。也就在一二分钟的时间，头顶突然亮了，有人用手将我脸上浮土抹去，我长喘一口气，便叫他们快扒开我身下浮土，胡同学还趴在那儿未动。身边人很多，不长时间我和胡同学被解救出来。听到人群外边，女声的尖叫声和哨子声。有人大喊'探照灯'，只见箭楼上探照灯光射向塌方地。身边是工程兵的士兵，一位军官问道:'你们一共几个人？'我看到副校长和李排长挤了过来，但左侧无人在，便告诉他们，左边还有两个人。士兵们一听，拿起铁锹挖起来，不一会儿，挖到有人在浮土下，他们怕伤到人，用手扒开浮土，是校员工的头部先出来，他还活着，告诉说他脚下还有一个人。士兵们将校员工挖出送往医院，他全身骨折，但活了下来。那位八排(班)的同学，在半个多小时后才挖出来，人已经没有气了，也被送往近处的市立六院抢救去了。

     我们三个坐在不远处，感到一片茫然，大脑好像静止不动了。校领导和同学们过来劝解，我们也有些呆傻。工程停止下来，所有人撤离了现场。埋在土里的外衣和帽子，也没法取出来，我们三个人决定去医院看看。在六院抢救室外，见到八排(班)的老师和同学，告诉我们已经抢救结束，没有救过来，他们已经进去辨认了。我们心情很沮丧，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他去学校时，没有见到我们，也许就不会死在城墙下。

     第二天，学校处理结果未出，消息对外封锁。直到几天后，我上初一的妹妹来班里，见到我说:'才知道是你们几个人，你出事回家也不说。'当时我们三个人分手时说，先不告诉家人，怕家里人受惊。

     八排(班)的同学已经是体检合格，要去青岛当海军了，这次事故，部队特招他弟弟参军，也算给家里一个补偿。学校将副校长撤职查办，十三分指挥部通报下属各学校。其实事情也不赖副校长，他怎能预防塌方，只是职责所在罢了。十三分指挥部下令学校整顿，我们完全被排除在拆挖城墙之列。

　　我们又恢复正常上课，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干扰。但上课的老师经常缺席，我们只好上自习课。学校清查阶级队伍运动已到后期，除少数几个人未定性外，其他被审查的都已放出来。在我们排(班)的隔壁有一个小房间，里边关押一位老师，他姓吴，是教物理课的，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而且议论文革被人告发，关押很长时间了，但也查不出其他反动言论。一次我们上物理课，老师请假未到。我和李排长商量，想让吴老师上课。我敲开关押房间的门，让他们放老师出来，我做担保。吴老师见到我很惊讶，没想到让他讲课。他原来教高中的，给我们上课小菜一碟。四十多分钟课，他滔滔不绝，专业本事显露不凡。下课后在他的房间里，他讲了他的经历，关于家庭和海外关系是早已确认，反动言论一说，查无实据，我看了他的交待材料，也没发现什么。课后去校工宣队王师傅办公室，询问吴老师的问题。王师傅说正在审查，很快就会定性的。后来吴老师放出来，定性为错误言论，不予追究。他在文革后，国内留不下，去美国读书工作了。

     学校红委会很少有活动，各班正常上课。纠察队仍然实施巡查，主要集中在整治新年级的毛头小子们，也许是新入校，在外边疯野惯了，将课堂当成了战场。老师们不敢管，将情况报上来。纠察队在指定时间统一行动，将一批捣乱分子带到操场训话，而后安排人员看管，每天来校到学习班报到，然后去修防空洞，表现好了才能回去上课。一段时间后，上课纪律稳定，老师们也很高兴。

　　1970年寒假后，按照计划年级学生在4月初去工厂学工，我们是去首钢。在准备好行装后，年级同学在操场集合，工宣队师傅在给大家做动员。我看着台上讲活的师傅，突然感到头晕，倒在操场上。同学和老师将我送到校医所，打针后我清醒过来。来接同学的车已到校园，同学们上车离去，我只好回家休息，待稳定后再说。回家后发烧，吃感冒药后，仍然发低烧盗汗。家人陪同去医院检查，医院也混乱不堪，查不出个所以然。

     几天后我自已坐车去首钢，想参加学工活动，在宿舍晚上仍然发烧，老师和工厂领导不同意我留下去，只好再次回家休养。及至4月20日邻居家的一位阿姨说，得去医院检查，要不容易出大问题，让我们去蒋宅口渣子坡医院化验照片子，她是那个医院的护士。第二天母亲陪我去检查。在医院提到邻居家阿姨名字时，医院一帮人板着脸质问我们与阿姨是什么关系？原来那位阿姨家庭出身不好，但挨着我们什么事？那时的人们都是神经质，让运动弄得精神紧张。在照片子后才知我患了胸膜炎，胸水已快满了。我未同意住院，那位部队转业的医生见我年小，也未按常规抽胸液打激素，只是保守疗法，每天来医院打针，按时吃抗结核药和消炎药。也正是这位好心医生的意见和治疗，使我的身体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晚上八点，收音机里播报重大消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播放出东方红音乐。人们都出去观看星空，寻找那颗流星。我只能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播报。

　　四月底学工结束，同学们都回校上课，我因病休学。沙老师来家探望时，告诉我70届学生要开始分配，可能不用上山下乡了。上级要学校先推荐几个学生，去保定培训，然后去当小学老师。因我身体不好，这次没有推荐我，让排(班)里其他同学去了。

     这是令人很震惊的消息，我们原以为以后也要下乡，家里都做准备了，现在要留北京，让人们很兴奋。

     消息传递越来越快，第二批推荐去国际列车员，也抽调了年级几位学生。及至六月初，大批分配开始，70届几乎全部分配到北京市区。这也是前后几届毕业生，分配最好的一届。在后几届分配时，仍有很多人上山下乡去插队。我排(班)男同学大部分到顺义工厂，女同学分配到纺织厂。

     年级各排(班)只剩下少数同学，因家庭问题等未分配。六月中旬，见我身体渐好，沙老师让我去学校。王师傅给一个任务，让我将未分配的几十个同学管理起来，每天上午学习，等待下一步分配计划。于是每天到校点卯，读读报纸，谈天说地，等侯新的安排。

     7月8日下午，有同学传信让我到校。在学校王师傅办公室，见王师傅在填写表格，然后将表格和介绍信交给我，说道:'分配你到东郊工厂，立刻去交道口十三分指挥部报道。''那剩下的同学怎么办？'我问道，王师傅点起支烟，吸了一口，'他们很快也会分配，留在北京。' 我告辞出来坐车去交道口，办好了分配手续。至此，结束了我中学生涯。

     学校内尚未分配的同学，一周后全部分配到燕山石化厂。

　　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无法掌握自已的命运。作为70届中学生，相比其他几届中学生，我们又是幸运的。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才是我们写回忆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