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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24岁“一步登天”,背后贵人是谁?挡不住的3个好运气

 兵说 2023-07-24 发布于云南

作者:胡显达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博古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物。其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排挤主席,对“军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瞎指挥导致军事失败。

那么,博士为什么会倚重李德呢?从博古的角度讲,也是有苦衷的。他年仅24岁就被扶上了总负责人的高位,担负着领导革命的重任,来得太突然,自己也觉得难以服众。从上海来到苏区,面对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他能怎么办?他不仰仗所谓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又能仰仗谁呢?

李德

对于初来乍到的博古而言,他急切地想通过李德的帮助,来提升他这个负责人的威望。只是,李德在苏区以及长征初期糟糕的军事策略和指挥,而让他在总负责人的位置上昙花一现,就迅速凋谢了。

红军被迫从苏区撤离,博古固然负重大责任,但共产国际选人失当,也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共产国际怎么会将一个没有多少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博古,如此插手,冒失地推上总负责人的位置呢?

陈独秀、向忠发等人之后,主席已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无论是其资历、实际斗争经验还是能力素质,都很适合担起总负责人的担子,按理说轮不到博古上位。然而,博古也有很好的运气。

第一个好运气:对理论的熟知

在上海临时负责人的选拔上,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革命无论后来多么波澜壮阔,但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理所当然要优先考虑那些留学苏俄、熟知理论的人了。

1926年,博古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博古天资聪颖,专心学习理论,书本读得特别多,几乎张口马列、闭口马列,从书本中引经据典是家常便饭。博古对马列经典词句的熟知程度,张闻天、凯丰、王稼祥等人也是不能比的。

谈论理论,博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遵义会议后,在被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后,博古幡然醒悟,觉得自己头上扣上这顶帽子也不冤屈。因为在指导中国革命上,他总是动不动就用理论说事,俨然一副自己是正统、居高临下、不可反驳的架势。

博古在回忆留苏生活时,说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会使人染上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留苏时期的博古和王明】

鉴于博古对理论的熟知,王明、米夫和周公1931年9月遴选上海临时负责人时,他就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这也埋下了重大隐患。

好运气出乎意料地降临,博古本人还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急急忙忙推上了高位。没有多少革命斗争经验的博古,面对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只能严重依赖他的教条了。他拿起书本上的语言和从苏俄留学来的洋教条这些万能的尚方宝剑,判断一切、指导一切。

第二个好运气: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直接干预

博古回国后,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急于求成,生搬苏俄革命经验,执意要在全国发起工人总暴动,以夺占大城市为中心目标。李立三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起革命高潮、依托苏俄的背后支持,迅速建立一个类似苏俄的红色中国。

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眼中的“大红人”王明,满怀信心地来到上海,本指望能够得到李立三的“重用”,没想到李立三不给米夫面子,只让王明当了一个宣传部秘书。李立三的这一态度,让一腔热血的王明很不满。李立三大肆推行盲动主义,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背道而驰,王明以其敏感的嗅觉,认为李立三这样干下去,肯定长不了。私下里,博古对王明也流露了他对立三路线的不满情绪。有了身边这个好帮手,王明不失时机地拉上博古,大做朱毛红军攻占赣州等大城市的军事行动失利的文章,向四处碰壁的“立三路线”发难,出乎意料地成为“反立三路线”的功臣。

李立三

李立三的路线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迅速进行了干预,米夫亲临上海,指导改组,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因反对“立三路线”立下大功,都得到了重用。王明进入了核心局,博古则成了团宣传部长。

第三个好运气:顾顺章的叛变和王明的极力推荐

立三路线被共产国际打压后,留在上海的领导人还有向忠发、周公等人。按照共产国际加强各地苏区工作的指示,他们中80%的人都离开了上海,分赴艰苦的闽浙赣、鄂豫皖、湘西等苏区。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贪生怕死,经不起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了革命,几乎全盘供出了上海的地下组织,特务按照顾顺章供出的名单疯狂抓捕。没过多久,向忠发也被捕变节,在上海露面比较多的干部不得不转入地下。这样一来,上海总部一下子瘫痪下来。

1931年9月,为了离开上海这个险恶危险的地方,王明极力向米夫争取,获得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而本来更有资格当代表的周公则被安排到苏区工作。

【米夫】

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变节、周公前往苏区工作、王明赴莫斯科任职,上海总部也就难以像过去一样运行了。但考虑到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后还要联系,王明、周公在走之前,与远东局的米夫秘密协商,决定在上海设立临时总部。

什么人可以留下来?王明向米夫推荐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他们都是刚回国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徒也不大认识他们,由他们组成一个临时机构,负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日常联络,比较稳妥,也比较安全。

为什么王明要推荐博古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分析一下,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路线斗争中,无条件地拥护上级的做法,给王明和米夫都留下了好印象,能够很好地秉承上级的意旨办事,用起来比较放心;二是在对“立三路线”的发难中,王明与博古曾经并肩战斗过,博古比较听话,对老大哥王明更是言听计从;三是博古熟读理论,俄文也好,无人能比,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沟通。

博古(左二)、王明(左三)

后来,王明在194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公开承认,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公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的米夫三人商定的。当时在负责人的人选上,卢福坦曾表示自己愿意留在上海,当这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但王明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背叛之后,王明认为,如果再让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当负责人不妥当,共产国际也未必会同意,还是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人员中选出一个负责人更好一些。由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人员的资历较浅,王明说临时总部暂时可以不设书记,但要指定一个总的负责人。对王明的这个提议,米夫和周公都没有意见。

【周公】

从一个普通干部,一下当上了临时总部的总负责人,博古本人曾经这样回忆:“在交接任务时,王明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博古同志可多管些一般工作。”这一强调暗示了博古的特殊地位。毕竟,临时总部的成员都非常清楚王明与米夫乃至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有了王明对“博古同志多管些一般工作”的强调,博古的总负责人角色也就相当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

就这样,岁数最小,甚至连委员也不是的博古,在王明的一再暗示和强调下,阴差阳错地成为总负责人,开始了一段我们都知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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