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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宗教、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中国的书法创作与诗歌艺术也呈现出水乳交融、双峰并峙的局面。这个时期，既有崇尚法度的楷书大师欧阳询、颜真卿等人，他们一笔一画，法度森严；也有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草书大师张旭，他的一笔狂草功力深厚，更是将盛唐气象书写得淋漓尽致！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草圣”张旭形象 图据电影海报 张旭以豪放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这一书法流派，被后世尊称为“草圣”。所以在唐代的书坛上张旭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书法粉丝众多，追随他学习书法的弟子也多不胜数，而在这众多的弟子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白了。 说到诗仙李白，大家都不陌生，可以说妇孺皆知也不为过，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能随口背出几句李白的诗来。但要说到李白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那么，作为一代草圣张旭的弟子的李白，他在书法艺术方面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擅长什么书体？是否有书法真迹传世呢？这件国宝级书法《上阳台帖》就是李白的作品。李白的一生创作了10000多首诗歌，流传下来的有1000首左右。而李白的书法墨迹却只有《上阳台帖》流传到现在，而且是唯一的一幅，弥足珍贵，今天这幅墨宝就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么，作为李白唯一一件传世墨迹，《上阳台帖》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又是什么内容呢？ 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邀好友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并寻访阳台观的道长司马承祯，到达阳台观后，得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了。无缘得见老朋友，却看到司马道长留下的巨幅壁画，看着这幅气势雄伟的山水巨作，李白有感而发，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书法绝唱——《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局部） 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上阳台帖》，纵28.5厘米，横38.1厘米。全帖共5行25个字。是李白书写的四言诗，也是他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诗的前两句，李白描绘了司马承祯壁画中的王屋山景象，高山流水，气象万千。后两句就是赞扬司马承祯在绘画方面的修养，李白认为只有道行高深、笔法老辣的画家才能描绘出王屋山的清幽壮美来。《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于苍劲中见挺秀，字的结体也顾盼有情。书法的总体面貌呈现出典型的盛唐气象。 从《上阳台帖》来看，李白和道长司马承祯有着深厚的友谊，那么李白本人是否与道教也有什么联系呢？再有，我们诵读李白，他的诗飘逸洒脱，充满了雄奇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甚至处处带有游仙的味道，这是否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其实可以说李白的这一生，无论从人生阅历还是他的诗歌和书法创作，都与道教密不可分。 李白信奉道教，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有重要联系。唐王朝统治者心胸开阔，儒、释、道三教并行，对这三种宗教都相当尊重，但是最受皇家重视的教派却是道教。为什么呢？大家知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宗教，道家尊奉春秋时期的老子为太上老君，尊其为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所以，唐高祖李渊为了美化唐皇室，巩固自己的统治，给自己脸上贴金，就向天下宣布老子李耳是他的祖先，并把道教尊奉为国教。而且在儒、释、道三教中，道教排在第一位，儒教排第二，佛教排在最后。由此来看，道教在唐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在李白的一生中，是道教主导了他的人生观和诗词创作理念。他云游天下，结交了许多道士和修道之人。这其中有4位道教高人对他影响深远，他们分别是东岩子、元丹丘、司马承祯和玉真公主。 李白祖籍甘肃陇西，公元701年出生于中亚碎叶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李白5岁的时候，随父亲李客迁居到四川江油的青莲乡，所以又号青莲居士。童年李白聪明伶俐，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苦读诗书。李白15岁学习剑术、学写文章并开始接触道教，在他18岁这一年，跟随一位著名的隐士东岩子修炼道术，并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这位东岩子本名赵蕤，号东岩子，是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著有谋略全书《长短经》。东岩子是李白接触到的第一位道教老师。他的道家思想和豪侠仗义的性格也是在东岩子的影响下形成的。 之后，在四川，年轻的李白又结识了另外一位影响他一生的道人元丹丘。元丹丘是谁？李白的著名诗篇《将进酒》曾有名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诗里所说的丹丘生，就是元丹丘。李白这一生光写给元丹丘的诗作就多达十几首，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确实不同寻常。元丹丘是李白交往最密切的一名道士，也是相交一生的好友。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认为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
在江陵（湖北省荆州市），经元丹丘的引荐，李白结识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位道友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河南温县人，出生于647年，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重要传人。司马承祯不仅道行深厚，文采飞扬，而且能书善画、出口成章，先后被武则天、唐睿宗李旦召入宫内讲经。后来更是受到了唐玄宗的礼遇，开元年间，司马承祯已拥有帝王师的至高无上的名位。当须眉皆白的道长司马承祯见到24岁的李白的时候，看他器宇轩昂、举止不凡，又读他的诗文更是才气逼人，不禁连连赞叹李白有“仙根”，并夸奖他：
李白与司马承祯从此结为忘年交，不断有诗赋唱和往来，司马承祯还把李白列为他的“仙宗十友”之一。与道长司马承祯的结识，可以说改变了李白的人生走向，这也引出了第四位道教贵人——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是什么身份？她可是大有来头，是唐玄宗的亲妹妹，笃信道教，唐玄宗时期出家，法号无上真人，持盈法师。后来唐玄宗就让玉真公主跟随司马承祯学道。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下诏在河南济源王屋山为司马承祯建造阳台观，还亲笔为这座道观赐题。 李白自幼就怀有宏大的志向，他精通儒、释、道三家，有经世之能，报国之志。过去的读书人都有“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朴素想法，李白也不例外，他想通过积极入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在唐朝要想做官，都有哪些途径呢？主要有两条途径： 1.科举入仕。 2.由地方政府或社会知名人士推荐。 李白学富五车，在诗歌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比，按说完全可以通过科考一举成名，但他却并没有走这条道路，为什么呢？据推测，这大概和他出身商人之家有极大的关系，李白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的父亲李客应当是一名商人。唐朝重农轻商，商人子弟是不允许通过科举入仕的。所以，李白要想实现政治抱负，也只有走名士举荐这一条路了。李白通过元丹丘和司马承祯结识了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这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推荐人。果然在玉真公主的推举下，742年，唐玄宗在长安召见了李白，授给他“翰林供奉”一职。 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但是他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担任的职务只是陪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供奉”。皇帝用他手中的笔不是来指点江山，而仅仅是用来粉饰太平。这与李白济世报国的初衷显然不同，自己的政治理想看来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慢慢地，他对这份工作失去了新鲜感，再加上李白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和翰林院的同僚们格格不入。比如传闻他醉酒后曾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虽然不一定是史实，但这也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秉性。所以这种性格也使他很难在宫中待下去了。 大约在744年，由于被奸臣诬告，唐玄宗解除了李白翰林供奉的职务，“赐金还山”，也就是让李白退休回家。无限落寞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和他的好友杜甫、高适结伴沿黄河一路东游。当李白三人来到王屋山阳台观的时候，司马承祯已经羽化成仙了，面对着司马道长留下的山水壁画，李白挥笔写下了《上阳台帖》，以表达对道长的思念之情。 那么李白的《上阳台帖》诞生于12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它又是怎样流传到今天的呢？ 到北宋的时候，李白的书法真迹存世还很多。比如北宋的书法家黄庭坚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卷李白的诗稿，对他的书法大加赞扬：
至于李白《上阳台帖》的流传历史，真正见于史书记载，还是宋徽宗时期。徽宗收到《上阳台帖》后，就用瘦金体书写下了“唐李太白上阳台”的题签。在帖后，宋徽宗还写了一段长跋： 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在这段跋语中，宋徽宗提到李白所写的另一件行书《乘兴帖》，徽宗称赞《上阳台帖》和《乘兴帖》一样字迹飘逸，气势雄健，慨叹李白的书法和他的诗一样杰出。《乘兴帖》著录在宋徽宗主编的《宣和书谱》中，《宣和书谱》同时还收录了李白的行书《太华峰》、草书《岁时帖》和《咏酒帖》，可惜这些作品后来都失传了。 北宋灭亡后，《上阳台帖》就传到了南宋的一位骨灰级的收藏家手中，他就是南宋的著名画家、收藏家赵孟坚。 《上阳台帖》没有赵孟坚的题跋，不过却留下他的收藏名章“子固”一枚，这方白文印章就盖在宋徽宗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的左下方。赵孟坚之后，《上阳台帖》又辗转流传到南宋权相贾似道手中，贾似道在帖上留下了“秋壑图书”的收藏印章。 到了元朝，《上阳台帖》又归收藏家张晏所有。张晏是元代的高官，封魏国公，同时又是著名的收藏家，唐朝草书大家怀素的《食鱼帖》和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文稿》都曾经是他的藏品。张晏作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对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是推崇备至。他得到《上阳台帖》后题下长跋：
张晏认为，谪仙李白的《上阳台帖》写得风流潇洒、超凡脱俗，和李白相比，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陆柬之等人都是墨守成规的“书奴”，专门为写字而写字，毫无才气可言。 明朝，《上阳台帖》曾被收藏家项元汴珍藏。进入清代后先后被梁清标和安岐收藏。安岐去世后，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和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多幅作品进入乾隆内府。乾隆皇帝收到《上阳台帖》后，在卷首亲笔题写了“青莲逸翰”，还专门对这件书法做了考证题在画卷上。乾隆认为：“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充分肯定这件书法真实可靠，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假的，并收入《石渠宝笈初编》一书中。就这样，《上阳台帖》在清宫一直传承到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手中。 清朝灭亡，溥仪被赶出皇宫，曾将大批的历代国宝级书画偷盗出宫，偷偷带到天津。溥仪到天津后，继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开支巨大，很快就捉襟见肘，溥仪就把从宫中偷运出来的书画拿出来变卖。包括李白《上阳台帖》等几十件稀世之珍都流落到社会上，后来被一个叫郭葆昌的人买下。郭葆昌早年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为人机警干练，后来给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差，由于情商高，深得袁的信任。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任命郭葆昌担任“陶务总监督”，以袁世凯的年号“洪宪”到景德镇负责烧制“洪宪御瓷”。郭葆昌一共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三四万件“洪宪御瓷”，这些御瓷设计极为精美，并不比历代皇家“官窑”逊色。 1937年春天，张伯驹在郭葆昌家里看到了《中秋帖》《伯远帖》和李白的《上阳台帖》，还有明代画家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等一批珍贵书画。张伯驹有意收藏国宝，这批书画最终以20万大洋成交。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对北京实行金融封锁，张伯驹被困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汇款根本没办法汇过来。再加上他当年购买了陆机的《平复帖》，花了巨款。第二年，张伯驹被迫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这样，余下的李白《上阳台帖》和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等画作就以6万元的价格归了张伯驹。 张伯驹被迫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还给郭家后，还闹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事件，让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宋子文非常难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依然对这两件墨宝念念不忘，郭葆昌已于1942年去世，他的儿子郭昭俊继承了收藏。张伯驹就托人找到郭昭俊，希望他转让。郭昭俊开价1000两黄金，经过双方多次协商，郭昭俊坚持不降价，张伯驹也只能望帖兴叹。 当时，国民党高官宋子文来北京视察，郭昭俊为了在政府里谋个好的职务，他就通过关系，把《中秋帖》和《伯远帖》送给了宋子文。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写了一篇《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记》刊登在《新民晚报》副刊《造型》上，揭露宋子文受贿丑闻。宋子文迫于社会压力，将二帖退还给了郭昭俊。 1949年，郭昭俊把《中秋帖》《伯远帖》带到台湾，后急于用钱，就把两件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张伯驹得到消息后，连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建议由国家收回，因为款项巨大，最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批。1951年，国家文物局以27万人民币的价格最终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得知“二希”回归的消息，激动不已，他专门跟国家文物局写信，要求看一眼这两件失而复得的国宝。当张伯驹于故宫再次见到这两位“老朋友”时感慨万千，同时新政府全力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的态度，也给张伯驹的内心带来很大的震动。20世纪50年代，张伯驹相继把从郭葆昌手中买到的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等多幅国宝捐献给国家。 李白留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带领后人在铿锵的韵律中梦回大唐，去感悟大唐的盛世与繁华，他唯一保存下来的这幅书法真迹《上阳台帖》，也必将和他的诗歌一起流芳万世。（摘自《翰墨传奇：张伯驹与故宫国宝》） 
《翰墨传奇：张伯驹与故宫国宝》 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内容简介】张伯驹收藏的中国顶级书画名迹见于《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7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翰墨传奇：张伯驹与故宫国宝》以张伯驹收藏的国宝级书画为脉络，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张伯驹不惜代价、置生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的爱国热忱。其传奇般的收藏经历，成为艺术史久传不衰的佳话。作者荣宏君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著有《翰墨风骨郑板桥》《千古风雅苏东坡》《徐悲鸿与刘海粟》《张伯驹年谱长编》等。 （原载于2023年7月20日《河南青年时报》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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