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选摘
探险是件奇妙的事。它就像一部戏，不管持续几周还是几个月，都有固定的剧情和角色。有意思的是探险队员要悉数登场，但是谁也不能预见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所有人必须精诚合作。
——章 永恒的海洋（第3页）
我们站在一块厚实的层状岩石上，海边的地层全都向我们这个方向倾斜，距离越远，年代越久。我们知道，沿着海岸走就是沿着地质年代走，走回遥远的过去，探索更遥远的从前，见证以前的以前。
留下来的完全可以为那些消失的代言，讲述生命演变，讲述气候周而复始的变化，讲述我们善变的世界里不为人知的诗篇。
——章 永恒的海洋（第6页）
假设地球的历史是一张表盘，那么“蓝绿细菌”（蓝藻细菌）大约在凌晨2点出现，无脊椎动物差不多在10点出现，而人类就像灰姑娘突然想起舞会要结束一样，在午夜12点前1分钟匆匆出现。
——章 永恒的海洋（第16页）
地球是由围绕在初生的太阳旁边的碎片形成的，陨石从太空给我们带来了太阳系的消息，它像石头包裹一样携带着他们的元素到达一个蓬勃奋进的年轻星球，其中就包括碳——它是生命的核心，它无处不在，无可替代。
——第二章 从尘埃到生命（第30-31页）
1953年，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发现了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终于让生命基本的结构和原子详见。直到那时，人类才敢幻想尝试女神的游戏，通过再现达尔文的“小池塘”营造环境，创造生命。
——第二章 从尘埃到生命（第39页）
如果生命的道大门槛是携带遗传信息的细菌的形成，那么第二道就是光合作用的前奏，第三道是复杂细胞的出现。我们可以在线春的生物里找到对应每一个门槛的实例。面对生物界那些长寿的生物，我们自称位于进化是多么自不量力啊。
世界从尘土中走来，终有一天伟大神奇的生命也将化作尘土。我们不能死里逃生，就像我们的起源伴着太阳的出生、行星的躁动和陨石的撞击一样，我们和宇宙紧密相连。
——第二章 从尘埃到生命（第71页）
在靠近寒武纪底层岩石的地方，地质学家从海侵时留下的丰富的沉积记录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证据：海水淹没了世界某个地区（比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很多地区）饱经风霜的古老陆地，地址记录在海退时被迫中断，直到海水重新侵入才得以续写。滔滔大水为新生的大型动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毫不夸张地说，无数的机会喷薄欲出，绚丽多彩的生命滚滚而来。
——第四章 我的同类和异族（第111页）
生命史的重要时刻必然和天地万物息息相关，天地万物也必然和生命史牢不可分。生命和环境一脉相通，互相影响。如果不关注海洋里发生了什么，不了解陆地的分布及其对风向和水流的影响，生物体的突破性进展就无从谈起。生命本身为更高级的生命创造了生存环境，由此建立了盘根错节、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第四章 我的同类和异族（第111-112页）
潜入奥陶纪的海洋看到的景色和今天的差不多。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三叶虫和壳体动物跟现存的动物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在海底行进的方式——有些钻进沉积物里，有些忙着吃掉眼前的所有事物——和现在生活在康沃尔海边、楠塔基特岛（Nantucket）、悉尼港的动物没多大区别。海洋是所有节目的演练场，虽然很多喜剧冲突影响了演出效果，但是剧本早已写好。
——第五章 海洋的财富（第141页）
占领陆地的壮举意义深远，比起细胞的进化，这一壮举更容易让人理解，面对的困难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只四足动物蹒跚学步的样子，和它在烈日下滑行进植物潮湿的阴影里的惬意。动物大举登陆的决心我们感同身受，所以情不自禁地在那一刻中加入了人类的价值观……
——第六章 登上陆地（第161页）
你正走在3.3亿年前的石炭纪煤森林里，整个世界就是树和躲在暗处的生命。地球从泥盆纪开始变成绿色，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之前在陆地上暂时落脚的植物现在是耀武扬威的占领者。随处可见与今天热带雨林相似的景观，树木高耸入云，在这个潮湿的环境里，腐烂和新生亲密地交织在一起……
——第七章 寂静的森林，喧嚣的海洋（第175页）
海水吞噬了古代森林，树木和动物只好撤退到干燥的高地。至于为什么海水泛滥，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些肯定和冰盖的涨落有关，有些可能是板块运动过于活跃所致。无论如何，海相夹层再一次证明了地球的喜怒无常。
——第七章 寂静的森林，喧嚣的海洋（第185页）
除了眼力，科学家更需要洞察力。我见过的出色的科学家之一是一位盲人，但是他比任何人“看”得更透彻。G.J.弗梅基（G.J.Vermeij）教授熟悉各种贝壳，他只凭手指的触摸便可以“看”得入木三分，触觉有时比视觉更可靠。
——第九章 畸形的巨兽和应时的渺小（第242页）
恐龙灭绝了，只有少数变成鸟的熬过白垩纪活了下来。死亡突然降临，可是它们并不孤单。大约6500万年前，在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一定发生过大灾难。之前也有过大规模的灭绝事件，但是这次史无前例，完全超乎想象……
——第十章 末日理论（第247页）
统治陆地的爬行动物衰落之后，沉默了1亿年的恒温哺乳动物终于觉醒了。大约在三叠纪，就在恐龙等爬行动物出现的同时，数量众多似哺乳类爬行动物进化出一群新的生物。它们像大户人家的穷亲戚一样，在大庄园的外围艰难度日，除非大家族后继无人，否则它们没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土地……
——第十一章 大功告成：哺乳动物（第273页）
鲸鱼初也是有腿的？你要看证据吗？骨头从来不说谎。化石记录了鲸鱼的历史，也是进化的好证明，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更是哺乳动物的演变史。
——第十一章 大功告成：哺乳动物（第277页）
生命的历史跨过很多道门槛——每一次经历一道门槛，就会获得更大的成长和变化的空间。首先，分子复制产生活细胞——这些细胞合作生成组织和器官——然后，出现性别分化，进而促进了变化的速度。从占领陆地开始，逐渐升入高空，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出现了。后一道门槛是意识，思想挣脱细胞的界限，天马行空地想象未见的情景：自我、理智，我们总是把这些当作人类独有的特性。难道这跟野鸡和天堂鸟的羽毛，或者豹子的斑纹一样是物种的属性吗？这道门槛独一无二，它让我为一个物种说了太多的话：人类是思考者，是有见识的。
——第十二章 人类（第322页）
运气是永恒的主题
综观40亿年的生命史，我只是叙述了无数可能中的沧海一粟。运气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是运气各不相同。那些没有和恐龙一起灭绝的动物和植物也没能繁盛，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它们的基因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变化，却“破坏”了所有可以幸存的条件—另一种运气。小型哺乳动物和鸟，加上昆虫和木兰，挺过了白垩纪末期毁灭恐龙和菊石的灾难，因为它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不是因为在后一分钟随机应变。整个生命史都基于一个事实：寒武纪时出现的动物运气不够好，所以失去了传宗接代的机会。再回忆一下大陆板块：像板材一样随意地漂移、聚散，在动荡的地球表面拼凑出陆地。是运气—只能是运气—决定什么动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登上哪块陆地。当泛大陆破裂，南极洲向南极移动的时候，它托运的动物注定死路一条。很少有化石可以证明哺乳动物出现在冰盖形成之前。毫无疑问，气候恶化的时候有大量的基因突变，一些耐寒的物种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但是，面对不能缓和的冰川和望不到头的寒冬，一切都是徒劳，极寒让血液凝固，这可比停水停电的拉斯维加斯可怕多了。这是坏运气。
地质条件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大洋玄武岩喷发形成的夏威夷岛在年轻的太平洋里是一座孤岛，就像一块等待大自然书写的“白板”。热带气候维持着那里的繁荣，肥沃的火山土壤滋养着每一棵来到这里的植物。很多植物是外来的：有些种子在暴雨中漂来，有些种子轻如鸿毛，背着小巧的降落伞随风而来。距离是一种筛选—只有极少数动物能够安全登陆。到达这个新鲜的绿岛，对于鸟类而言可能更容易些，但事实上岛上鸟的种类也很少。大概有7种昆虫在这场赌博中获胜。好运促使这里的物种进化异彩纷呈—南极地区的荒芜与此有着天壤之别—闯入这个进化伊甸园的少量物种繁衍出了数十种新物种。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没有恶意的、觅食花粉的动物演变成了食肉动物；小型昆虫变大；很多物种专门吃当地新长出来的植物；所有这些独特的物种只有在夏威夷才能看到。好运被圈进这里，与世隔绝。
现在它们和世界建立起联系，好运变成了噩运，这无疑拜人类所赐。人类的创造力出现了可怕的镜面效应：老鼠等被引进的动物对生活在私属伊甸园里的幸运儿大开杀戒。这是命运的逆转。
有袋类动物随着澳大利亚一起南移，我已经描述过它们独立的进化。智人迁徙时有一部分人来到这里，大型有袋类食草动物的数量恰巧也是在那个时候减少的，但终不及贪婪的现代人和猫科动物造成的危害大。不过，在更广阔的全球竞争中，不是所有的澳大利亚特有物种都是弱者，澳大利亚的桉树对树栖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功不可没。澳大利亚有茂密成林的大树，比如铁皮木、抗干旱的桉树矮林、白干桉树，它们是植物界精彩的展示，在世界各地旁若无人地繁荣着。我曾经坐在阿根廷西部的桉树林里休息，桉树在那里算得上高大挺拔，当地的洋槐相形见绌。桉树的叶子在阳光里悬摆着回避热浪的侵袭，芳香的桉树油有效地减缓了蒸发的速度。它们可以忍受在空地上蔓延的大火，火烧火燎之下保持树心的冷却，然后再次发芽，真是举世无双。现在，它们屹立在安达卢西亚的道路两旁，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园里，装点着葡萄牙的城市广场。我认识一位倔强的女性，曾经试图说服我相信桉树出自葡萄牙—被早期的海员带到了澳大利亚—她的根据是桉树和伊比利亚的风景浑然一体。当澳大利亚的胎盘类哺乳动物出来竞争的时候，封闭的环境带给有袋类动物的是噩运，带给树胶的却是好运。树木在水边获得的技能在其他环境同样有用。我们不能简单地给生命史历经40亿年创造的错综复杂的事物贴上标签，也不能做出任何预言。生命总有惊喜。
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博不一样，生命掌握着自己的运气。我的叙述里提到的每一次创新—从为“高级”生命改善原始大气圈的光合作用开始，到占领陆地和天空—都是在重新洗牌，改变运气。世界上的生命如此丰富，既然可以在投石器下安然无恙，自然不必担心粗暴的命运之剑。生命在来自宇宙的可怕的灾难中幸存—火流星没有击垮甲壳虫和藤壶，生命也不止一次地闯过了冰期和海平面的升降，应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简而言之，生命越发强健。
《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
经过研究人员近一个半世纪的努力，恐龙骨骼和真身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曼特尔一开始很自然地把他的动物塑造成一只巨大的短腿四脚蜥蜴。难道仅凭几块残肢和认真的比对，就能计算出真实的比例关系吗？后来理查德·欧文对他的复原模型进行了修正，使它成为伦敦南部水晶宫的常规展品。水晶宫是一座风景优美的花园，里面有一个开阔的湖，湖中有长满松柏的小岛，隐约可以看见树林间有一只和原物大小一样的禽龙模型，它被喷成迷彩绿色，嘴巴微张，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蜥蜴。它的四条腿粗壮无比，稳稳地扎在地上，圈出一个四方形的空地。这只禽龙是沃特豪斯·霍金斯（Waterhouse Hawkins）用多种材料制成的（有一部分已经老化，需要修补）。1853年，水晶宫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十多名嘉宾应邀坐进了还没完工的恐龙肚子里。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被当作美食，感觉肯定非同一般。继续前行，你就会看见霍金斯想象中的斑龙，它也长着四只脚，被重塑成两栖动物的模样，像一只硕大且有着笨拙尾巴的青蛙。这些和实物大小相当的绝迹动物模型立在环湖小路旁，成就了座主题公园。虽然所有的复原模型在细节上无一正确，但是时至今日仍然引人注目。或许这又是一个“泰坦的梦”。
复原的模型同时记录了我们对历史认知的改变过程。1877年，研究人员在比利时的贝尔尼萨尔发现了新材料—完整的禽龙骨骼。以前只能凭借猜测和与现存动物对比才能被描述的碎骨现在有了真正完整的骨骼。肢骨和髋骨相连，每一节脊柱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尾巴越接越长，后才看出来它不但体形结实，而且末端细长。大多数恐龙都长成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早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可是一大新闻。更稀奇的是，它的后腿明显比前腿长很多，似乎霍金斯设计的笨家伙是靠后腿弹跳行走的。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绝迹的爬行动物不是蜥蜴，它们一定已经成为两足动物。同时，牙齿也泄漏了秘密：禽龙真的是巨型食草动物。曼特尔早的模型有一个奇怪的细节，他把禽龙的大拇指放在了鼻子上，这个姿势仿佛寓意着：科学家在证据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态度。
骨架搭建好之后就要填“肉”了，这项工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肉在骨架上无迹可寻，但是爬行动物的躯干基本如实地反映了它们的内部结构。韧带的衔接处清晰可辨；可以通过对现代动物的了解轻而易举地推断出它们关节的运动方式；从腿骨的尺寸和肌肉附着留下的痕迹判断肌肉的大小；通过胸廓确定胸部的位置；至于爪子，必须记住只有中间的骨骼才能石化，它们活着的时候，爪子上可能长着和巨鸟或者龙一样锋利的角鞘。后是皮肤：应该是干燥和坚韧的，关节处富有弹性和褶皱。有人以为皮肤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埃德蒙顿龙（Edmontosaurus）化石就带着皮肤，像鳄鱼皮一样布满精细的小网格。现在只剩颜色了。我认为把大型食草恐龙的颜色说成和现存厚皮类动物，比如大象和犀牛一样的暗褐色或者灰白色是一种偏见。它们的生活方式没有那么招摇，所有暗淡的颜色似乎都合适。也许有的恐龙是鲜红色的，有的长着斑马纹，有的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毕竟，很多蛇的颜色也是光彩夺目的。有些事情需要我们面对，不能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就置之不理，这是非常危险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褪掉的颜色，那将唤醒一个色彩缤纷的白垩纪时代。
复原的工作永无止境。我们以恐龙的尾巴为例体会一下。早期的两足恐龙复原模型中，尾巴像个累赘似的耷拉在地上，让人感觉萎靡不振。大部分恐龙的头部比较小，和庞大的身体不成比例［有点像维尼熊—A. A.米尔恩（A. A. Milne）的小头熊］—一副又迟钝又若有所思的样子。这个整体印象被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加深，有人提出巨型恐龙，比如梁龙（Diplodocus），长有“两个脑袋”—一个长在头上，据说是因为太笨了，所以需要在脊柱上再长一个，反正长出第二个“脑袋”不比鼻子上长出胳膊麻烦多少。辅助“大脑”其实就是恐龙背上的神经节—动物身体后部的神经中枢，也许是它太大了，给人以“头”的感觉。从机械学的角度考虑行走和奔跑的运动原理，尾巴就不再是身后的累赘了，它在动物运动时起到保持身体平衡的作用。那些恐龙用两条腿走路和奔跑的时候，尾巴高傲地摆出各种姿态。很多用四足行走的恐龙，尾巴和脖子正好前后呼应。有人嘲笑恐龙行动迟缓，这也许是个天大的错误，和像坦克一样披着盔甲的种类不同，缓慢是它们的优势。对于恐龙而言，血液从相对较低的心脏运送到高处的身体需要强大且结构复杂的心脏，或许哺乳动物和鸟类特有的两腔室心脏才能够保证肺部的高效运转。对恐龙尾巴的了解，标志着恐龙从神秘走进了现实。
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恐龙的复原模型必须再一次被修正。自曼特尔夫人发现恐龙化石到20世纪90年代的170多年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来没有对主展厅里的展品进行过修复，威严的梁龙骨架一直站在那里。它是巨型食草恐龙，四条粗壮的“象腿”支撑着庞大的身躯。这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巨龙：脊柱大概有25米长，相对这具大骨架而言，脖子细长且优雅；头很小，显得有些另类；牙齿凸出，像一排钉子。多年以来，观众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直奔它而去，既漫不经心又心怀敬畏。因为有了它，博物馆客流不断。我忘不了这个大东西像垂头丧气的灰狗那样拖着尾巴的样子，长尾巴下面竖起很多支架，看起来像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油画作品。对梁龙所属的蜥脚类恐龙的研究证明，它们的结构堪称完美，长尾和长颈遥相呼应；整根脊柱弓起圆润的弧线（各种弧度），并能保持平衡；沉重的身躯像一座吊桥被安置在由圆柱形的四肢搭建的桥墩上；它活着的时候，尾巴一定可以抬起来。的确如此，现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它们的尾巴是悬空的，可以自如地左右摇摆，像鞭子似的，也可以说是得意地摆来摆去。它们的风范完全变了：不再是笨头笨脑的巨怪，而是信心十足、悠闲地啃着嫩叶的动物。随后，它又多了一点现实意义：过去总是有人偷走梁龙的后一截尾骨（当然是塑料的）。博物馆只好在后面藏了一盒子复制品，以便早上在位观众进门之前及时补充。现在，这根来自侏罗纪的尾巴高高在上，终于远离了“智人”游客的骚扰。
1940年，迪士尼推出了大片《幻想曲》，这是当时制作成本的动画片，现在看起来仍然令人震撼。迪士尼的音乐和画面完美融合，稚嫩童真的画外音伴着活泼的背景音乐响起，阴影里管弦乐队的阵容让人心潮澎湃，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真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举起手中的指挥棒，充满魔力的时刻到了！我早的记忆之一便是被带到牛津街看这部电影，我当时激动得无法呼吸，滚烫的双手死死地扣住膝盖（那个时代的小男孩都穿短裤）。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制作的《春之祭》篇精彩，是另一部生命传记的“独家告白”。就像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历史故事一样，从万物初始到恐龙可爱地漫步行走只是弹指一挥间。设计远古世界的动画师一定从斯特拉文斯基跌宕起伏的旋律中受到了启发。我百分之百地确信迪士尼听取了权威有关恐龙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建议—他们肯定为获得科学的建议花了钱—所以，我们看到的恐龙颜色和动作完全符合1940年古生物学家对侏罗纪和白垩纪世界的定义。他们总是讨人喜欢地把动物拟人化，比如梁龙一类的大型动物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沉醉地吃着鲜嫩的水草；鸭嘴龙也差不多，咀嚼着水生植物；从长长的头冠起，副栉龙（Parasaurolophus）的背部扬起一张帆；还有善于奔跑的小型食草恐龙，可能是棱齿龙（Hypsilophodon），三五成群地举着尾巴东蹿西跳；会飞的爬行动物—显然是翼龙—爬上高高的悬崖，像信天翁一样纵身一跃，潜入大海抓鱼。所有这些动物都在逃避可怕的暴龙（Tyrannosaurus），它的猩红大口和锋利的白牙形成鲜明的对比。动作迟缓、披着鳞甲的剑龙（stegosaur）迎战残忍的食肉恐龙注定逃不出死亡的结局，垂死挣扎时它用长钉似的尾巴拍打着地面，仿佛在为自己敲响丧钟。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和这一切珠联璧合。天空从始至终洋溢着粉色的光彩，恐龙全盛时期的环境总是湿漉漉的，草木繁盛，整个世界仿佛都青翠欲滴，大部分恐龙啧啧地吃着草。随着镜头的推移，这个湿漉漉的世界开始干涸。这些可怜的生物蹒跚地穿过可怕的荒漠，绝望地从泥池里捞起后一滴水，无望地延续着生命。幸存的骨架告诉我们它们没有成功。
50多年之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将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改编成电影，红遍世界。与《幻想曲》对比，两者的不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两部电影里的恐龙几乎一模一样，白垩纪时期的恐龙比侏罗纪的多，不过没那么好区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通过逼真的影像使它们复活，活灵活现的恐龙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和曼特尔或迪士尼的一样，都是假想的复原。20世纪90年代的导演在古生物学家，例如鲍勃·巴克尔（Bob Bakker）或杰克·霍纳（Jack Horner，恐怕他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原型）等几十年前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既有新发现的影子，又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梁龙一类的大型食草恐龙在迪士尼的片子里总是埋头在沼泽中觅食，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则昂首阔步地结队在平原上啃咬树尖。这些巨大的蜥脚类动物大概有27吨重，重量级超过了现存的厚皮动物，是它们所处生态圈中的巨象。它们的腿像粗壮的柱子一样支撑着庞大的身躯；脚趾为了更好地受力变得很短。地面在它们的脚下颤抖，尘土在它们的巨掌下翻腾（纷乱的世界在岩石上留下痕迹，并被赋予了一个不太雅致的名字“恐龙的骚乱”！）。它们的生活习性在两部电影里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痴迷的观众似乎全盘接受。人们曾经以为这么笨重的身体必须依靠水的浮力支撑，一旦被水淹没，它的长脖子可以伸出水面自由地呼吸；它的牙齿应该不够锋利，只适合咀嚼糊状的水生植物。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一个一个地纠正：精确的计算表明，水的压力会阻止肺部正常工作；它们像柱子一样的腿、脊柱的结构和保持平衡的尾巴只对陆栖动物具有实际意义；还有，它们的足迹在同一个方向是重叠的，说明这些巨龙肯定是成群结队地出行的。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要将它和大象对比一下。现在看来，它们的长脖子可以令其轻而易举地从树冠取食，和塞伦盖蒂平原上的大象用鼻子从大树取食是同一个套路。不过，对于它们的体形而言，恐龙算是细嚼慢咽的—相比之下它们的牙齿实在太精致了。由此推断，它们的胃已经进化成了一个微生物的“桶”，可以通过发酵帮助消化。另外它们的粪便也可以做证：石化的粪堆被称作粪化石。
就这样，真相总是变来变去：虽然电影和纪录片言之凿凿，但是揭示已逝生命的本来面目只能依靠科学。终，还要回到“识骨寻踪”的路上。
这两部影片里，暴龙的差异不大，不过斯皮尔伯格的暴龙更吓人一些，眼神里带着一丝狡黠和强烈的渴望。只有学究才会注意到迪士尼的暴龙长着三根指头，而不是两根。麦克尼尔·亚历山大（McNeil Alexander）教授对动物身体构造的了解就像车迷熟悉捷豹的每一个零件一样，他告诉我斯皮尔伯格对暴龙追赶摩托车的夸张设计感到内疚：以它的身材，无论是肌肉还是骨骼都不能承担那么快的速度；也许哥斯拉（Godzilla）的步伐与暴龙更般配。有一种像鸵鸟的恐龙（比如似鸡龙）和它们的现生后裔惊人地相似：它们都是不会飞的鸟，大摇大摆地走在草原上，而不是沼泽里。跳跃前行的小恐龙差别小，显然，它们借鉴了瞪羚和其他精力充沛的食草动物的生活习性。斯皮尔伯格把凶猛的掠食者命名为迅猛龙（更准确地说，它们是“恐爪龙”。的一块化石于1964年在蒙大拿州的白垩纪早期岩层里被发现）。它们喜欢集体出击，追赶猎物。看完电影之后，它们穷追不舍的旺盛精力和超常的智慧总是出现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影片甚至设置了它们思考问题的情节，当然，这是制片人的特权，因为没人知道它们到底有多聪明，我们总不能像赶着老鼠和小鸡那样让它们走迷宫吧。如果能看到这一幕，真是太棒了—但是你会信以为真吗？无论真相是什么，总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彻底消除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大型爬行动物在人类不甚了解的世界里既不愚蠢也不迟缓。这些动物结构精密、适应力强、喜欢群居。只有披甲的（甲龙）和长角的（比如被比作白垩纪犀牛的剑龙）恐龙一如既往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寻找植物。在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只能用虚构渲染古生物学家通过骨骼和岩石悉心推导出的结论。这些都限制了剧情的发展。
众所周知，未来的电影会从另一个视角展现历史，我们不能凭借熟悉的现实生活去确定过去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小说，详细阐述了从已知到未知的神秘过程。《侏罗纪公园》永远没有结局。
命运的转盘
我把生命的历史和自传相提并论绝非不知深浅，我把自己的科学生涯穿插在对生物界的描述中也不仅仅是为了调节气氛。年轻时在斯匹次卑尔根岛，运气—幸运，如果你这么想也可以—帮我选择了方向。有的时候，做出决定就像抛硬币一样随意。我们的生命汇聚了很多无法抗拒的因素，包括基因在内，所以否认基因的重要作用是愚蠢的。有人把基因比作一手好牌（或者坏牌）—在玩的过程中可以换牌，但是你不能当它不存在。运气、环境、教养都会影响人的一生：“好运或是霉运总留印记。”人也可以通过意愿自由地选择—争取机会。我在众多人物传记中不仅看到了人类的相似性，比如他们的怪癖、他们遭遇的小挫折和无功而返，我还读出了生命本身的恢宏。斯蒂芬·杰·古尔德通过对偶然事件的研究发现没有哪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人的生活能够被完全复制，这同样可以解释生命史的形成。这好像有点啰唆，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谁的“传记”可以被别人再体验一次。生活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这也是卡尔·波普尔大师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书中提到的观点。但是，生活可以依靠意志的引导，不断地协调怎么做和做什么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上更壮观的生命史则包含了运气、基因和生命在地球以及太空等外力作用下被迫发生的改变和主动自我完善的故事。
一个地面上没有森林、空气中充满了恶臭的硫黄和让人窒息的二氧化碳的星球让人不敢想象。生命对地球的影响改变了岩石被侵蚀的方式，草木茂盛的丘陵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在古生代能够“融化”山坡的能量。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生命的千头万绪，还不知道怎样拆解。我很欣赏歌德对“永恒的织布工”的出色描写：看，她的脚轻轻一踩，牵动千万根丝线—梭子来回往返，一瞬间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我写此书的时候，科学界还在争论生物圈是否延伸进了地球内部，因为据说在地球深部的岩石里发现了活着的细菌。我不知道结论是什么，但是生态圈可以在“一瞬间”扩大，让生命和地质环境原本就亲密的关系更加纠缠不清。
这种复杂关系的后一个环节就是意识。在智人出现的紧要时刻，进化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伯克利主教认为如果没有沉思，世界将不复存在，这个观点可能不太准确，但是意识的确改变了所有以前平等地支配生物进化的规则：因为选择离不开意识。历史的叙述和个体的表达终要在意识里相碰，在未来，无论是改变个人的基因还是改变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都受人类意识的影响。我们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自己，就能够把握世界。人类的良心和意识牢不可分。
我喜欢用“门槛”形容生命经历的一道道关口，但有趣的是很多人喜欢用军事比喻，很多流行的图片书都和“陆地争霸”有关。我一直困惑，这场争霸赛的斗争双方是谁？谁又被征服了呢？我不禁想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描写疾病时斗志昂扬的句子：“向癌症宣战，向艾滋病宣战，为生命而战。”就像忒修斯的搏斗一样，颇有英雄气概。对于生命而言，跨过门槛重大的意义在于突破和创新，“敌人”不是神秘的弥诺陶洛斯，而是新的生理机能。这个比喻比较恰当，因为传统的达尔文主义主张好胜之心是遗传的一部分，言外之意就是：没有竞争就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或许符合普通的进化演变（有些专家并不认同），但是生命在跨过门槛、突破藩篱之后，至少有一段时间迷失在创新之中，就像夏威夷岛的昆虫前辈一样。这个故事的轮廓和节奏完整地代表了人类作为单一物种的历史。我记得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波利罗舞曲》前奏很慢很长，舒缓的变奏曲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主题，然后节奏逐渐加快，各种乐器轮番登场，衔接流畅，合奏的乐器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激昂，后以一阵急促的转调结束。人类的大脑发育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当然，制造工具是一道门槛，但是那些工具不是也延续了一百多万年吗？在熟悉的功能上进行缓慢的改进，逐渐积累经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互动的增长，石制工具的种类、建造技术和养殖栽培技术突然绽放。在地质时间上的转瞬之间，一个具备复杂功能的社会迅速地成长起来。细菌和藻类也很类似，在数亿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悠闲地复制古老的生命，不易察觉地进化—到了近的5亿年，它们突然增加了上千倍。有一类生物，就是我和你同属的那一类，本书用了一个章节才只勾勒出一个轮廓。可想而知，如果把缤纷芜杂的数百万生物复杂的身世一一道来，那么需要把全世界的树都做成纸！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在心里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鹰，在雨林上空自由地翱翔，一切尽收眼底，这里阳光普照，树冠如波涛翻滚。一棵树代表一个现存的物种的历史，整座森林则代表了厚重的生物史。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每一棵树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森林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森林里走近树木。
人类文明开始，史前时代即将融入历史之中，我的故事也该结束了。文明从有记录开始，从朴素的石板和宏伟的纪念碑诉说人类的残暴和虔诚开始，而早期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记载帝王伟业的人物传记。生命的真相取决于对生命事件的选择，文明也是如此，这种非自然的选择为谎言和欺骗制造了机会。虽然大自然里充满了掩饰，但是我们是个欺骗自己的动物。
回顾生命史应该心怀敬畏，胜过一切的敬畏之心。正如歌德所说：“我在这里赞叹。”这里没有迂腐的说教，也没有历史轮回的布道演说，只有对变化的执念，生生不息的变化。人类无疑是变化的诱因之一。我在书中描述了数百个事件，这次不同的是我们应该有能力预测结果。让我们共同期盼着人类的明智之举吧，运气的转盘将一直在我们的命运里旋转。气候一定还会变化，也许还有火流星，也许还有毫无征兆的突发事件。
但是，生命总有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