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揭秘 【本文摘编自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栏目，如果想收听原节目，请下载app“云听”，档案揭秘第12期《军阀覆灭记》】 1928年12月29号，辽宁沈阳大帅府前的五色旗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同一天，奉军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东北易帜。 尽管国号还叫中华民国，但是本质上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个以五色旗作为国旗的北洋中华民国从此走进了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略我国东北地区，随后不断扩大进攻步伐，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面对日本进一步蚕食中国的企图，那些北洋时代的失意军阀和政客们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和结局？ 1.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试图出山不成，南下养老，宣言抗日，最终在上海逝世。 2.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皈依佛门，后在佛堂被仇人所杀。 3.前大总统曹锟，四夫人不让他与日本人接触。 4.直系军阀齐燮元，军事、政治生涯屡屡失败，投靠日本人。战后审判上如同跳梁小丑。 5.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首个中国人，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与日本人纠缠不清，莫名病逝。 段祺瑞 先来说说段祺瑞，1924年到1926年，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曾经风光一时。下台后，他退居天津，每天吃斋念佛、下棋打麻将，日子看似清闲，但是那颗热衷于政治的心却始终没能真正清静下来。  当时，曾经追随段祺瑞的旧部，一直在四处运作，为他重新上台铺路。北洋政权濒临崩溃时，旧部们甚至还建议阎锡山出面领衔通电，主张由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阎锡山拒绝，此事也唯有作罢。 1927年4月到9月之间，段祺瑞应山东督军田中玉的邀请，到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居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外界有传言，说段祺瑞跟日本人将有新的动作。 其实除了北洋旧人，段祺瑞跟国民革命军阵营的首领蒋介石也有联系，如果一定要按辈分来算的话，他还算是蒋介石的老师。 1928年7月，刚刚完成北伐的蒋介石曾经在北京饭店与段祺瑞会面，对段祺瑞也是毕恭毕敬，以老师称之。后来蒋介石也不时会派人到天津去探望他，并且送去生活费。 有意思的是，顿祺瑞在天津竟然还跟溥仪去拉关系。不过，两个人都放不下架子亲自到对方寓所拜访，于是相约在溥仪的生父载沣家里见面。 但是这一次见面，双方是不欢而散，据说因为溥仪态度非常傲慢，根本不把这个什么段祺瑞放在眼里。结果段祺瑞也生气了，认为自己好歹曾经是国家元首，没过多久，溥仪就出逃到东北去当傀儡，而段祺瑞自然也就跟溥仪断了联系。 伪满建立不久后，日本关东军开始展开对段祺瑞的策反工作。当时土肥原贤二数次到天津秘密地会晤段祺瑞，请他出山组织华北政府，还表示：“日本会全力支持你。”  【甲级战犯 土肥原贤二】 对热衷权力与政治的段祺瑞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诱惑。当时段祺瑞的老部下王一堂已经暗投了日军，三番五次前来试探段祺瑞的态度，但是都没得到明确答复。 而此时日军的动作，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他深知一旦段祺瑞出山辅逆，必然造成华北分离的后果。 所以1933年1月19号，国民政府的密使钱永明秘密抵达天津，也跟段祺瑞见面，并且当面交给他蒋介石的亲笔邀请信。干嘛呢？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天年。 段祺瑞读过信之后，就琢磨：这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干脆南下躲躲日本人的纠缠。于是22号，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携家人抵达了南京。 当天，蒋介石命令南京少将以上的军官都穿上军服，到浦口车站欢迎段祺瑞，而蒋介石自己也亲自在下关码头迎接，还在当天晚上设宴招待，那真的是非常高规格了。 尽管段祺瑞南下了，日军还不死心，跟段祺瑞的旧部王一堂等人勾结，在天津成立了所谓的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是会长，汉奸王一堂等人更是借着段的名义四处活动。 当时身在上海的段祺瑞知道后，在1933年5月20号致电王一堂等人，表明了自己态度，还严加制止，说：“别打着老子的幌子到处干活。” 另外，段祺瑞还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此后，无论日军和北洋旧部使出什么样的诱惑，段祺瑞再也没有动过北上的念头，在上海度过了余生。 孙传芳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华北，由于中国军队在军事上遭遇失败，不得不签订耻辱的《塘沽协定》。 后来，日军一方面成功驱逐了华北的国民党势力，另一方面在冀东设置特务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作为机关长，到处策动失意政客，密谋以效仿，炮制伪满政权的方式制造一个所谓的华北国。在运作对象中，自然少不了在北洋政权后期异军突起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  孙传芳跟日本还颇有渊源，1907年，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孙传芳东赴日本。当时他进入了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陆士的第六期生。而当时担任他们区队长的正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这是第一层关系。 第二层最直接的关系还是孙传芳崛起之后，他身边的那些日本顾问们。孙传芳担任五省联军统帅时，冈村宁次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任职。因为日本陆军事关学校的关系，孙传芳聘请了这位老师当自己的顾问。当然了，孙川芳对日本顾问虽然敬重有加，但是却没有真正从内心信任过他们。 北洋政权覆灭后，孙传芳同样隐居天津，不过这种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老熟人冈村宁次上门拜访。冈村宁次跟孙传芳也算是亦师亦友，在孙传芳人生低谷期前来看望，倒也算是情理当中。  【天津孙传芳故居】 但是冈村却别有用心，三番五次动员孙传芳：“你出山，我们日本人会全力支持你。”孙传芳跟日本人的频繁来往，国民党方面也担心他会附逆，派人对他进行监视。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孙传芳拒绝了日方请其出山的要求。不久，他皈依了佛门，做了一个居士，法号智圆。等于告知世人：我孙传芳从此不问世事，远离政治。 1933年中秋，孙公馆捉住了一个响马（即盗贼），押到孙传芳面前，听后发落。没想到孙传芳不但没有责罚，反而送给了响马一袋米，这与他当年嗜杀的形象相去甚远，以至于成了当时的新闻。 这桩小事也在告诉外界，孙传芳已经一心向佛，不问世事。尽管孙传芳守住了底线，却终究是放下了屠刀，却未能立地成佛。1935年，他被为父报仇的施剑翘所杀，血溅佛堂。  曹锟 在天津被日本人拜访的，还有直系军阀大佬曹坤。往前推十年，曹锟一度登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但是不久后却因为贿选而声名狼藉。北京政变后，他更是惨遭囚禁。  九一八事变时，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大军阀在野已久，寓居天津。负责策反曹锟的还是土肥元贤二，他曾经几次派人登门拜访，都遭到拒绝。 关于这件事情，还有一段传闻，说当时日本人前来拜访，曹锟本来是想开门迎接的，但是被他的四夫人刘凤玮拦住了。这位刘夫人还真是挺厉害的，她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指桑骂槐，日本人自讨没趣，只好走了。 据说刘夫人始终反对曹锟出山，她曾经说：“曹锟！就算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所以有观点认为，曹锟晚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跟夫人刘凤玮有很大关系。 这样看来，日军在策动华北分离的阴谋中，比炮制伪满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他们锁定的对象要么南下跑了，要么被杀，还有就是拒绝出山。 搞到最后虽然炮制了冀东北政权，但是只能请到殷汝耕这样的二三流角色出来主持工作，殷汝耕是谁？他的成分比较复杂。 殷汝耕，早年加入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中都担任过职务。 因为精通日语，了解日本，有日本通之称，但是没想到这通着通着就成精日了，他投伪附逆，最终在抗战胜利后被处以极刑。 齐燮元 直系军阀当中也不乏附逆者，齐燮元就是典型代表。齐燮元，毕业于北洋陆军学堂炮科。北洋政府时期曾经担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干巡阅副使等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反对，与执掌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爆发了冲突。 1924年，双方因为争夺上海发生了江浙战争，这一仗，由于孙传芳出兵配合齐燮元，加上卢军的内部发生了兵变，齐军成功击败卢军。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北京政变爆发，直系首领曹琨被软禁，吴佩孚败逃，齐燮元也被段祺瑞免了职务。 北洋政权覆灭后，齐燮元一度投靠过阎锡山，但很快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上屡屡失败，却不甘心的齐燮元最终上了日本人这条贼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华北负责扶植新政权的日军特务部开始活跃，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命令他的部下投入扶植伪政权的活动。 在他们运作下，北平在1937年12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没过多久将北平再次改称为北京。齐燮元等公开投日的大汉奸就开始大为活跃，争相为太君积极效力。 他出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等职务。在日军对抗日志士进行扫荡的过程中，齐燮元始终充当着帮凶。汪伪政府成立后，他又改任为华北晋绥军总司令。 这样一个巨奸，在抗战胜利后，自然逃脱不了被逮捕的命运。令人瞠目的是，在审判台上，齐燮元竟然毫无悔意，反而强行狡辩说：“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也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我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 当然了，这一番话只是徒增笑料，齐燮元在 1946 年被以汉奸罪处决。 吴佩孚 生活在日军铁蹄下的北洋军阀中，情况最复杂的当属吴佩孚了。 首先，他生前名气极大，作为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有儒将之称。1924年，他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并被认为是将来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政治家。  其次，他死后备极哀容。吴佩孚去世后，国民政府对其评价极高，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且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都亲自前往致哀。 可是如果仔细考察吴佩孚生前最后几年的作为，又存在种种矛盾和疑云。吴佩孚自从北伐战争中被北伐军击溃后，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几次计划复出均无果而终，晚年隐居于北平。 七七事变后，他也没有南下。 吴佩孚没有像段祺瑞那样选择南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认输，即使北洋政权早已覆灭，他仍然以北洋之人自居，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仇敌，这正好为日方所利用，使得他与日本方面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早在华北危机时，日本特务就曾经与吴佩孚的秘书长陈廷杰勾结，希望策动吴佩孚出面联系旧部奉军以及土匪搞武装政变，费用由日方支付。 但是这事儿不久被北平当局侦查到，参与者大多被捕，倒是日方提供的十几万经费，被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补贴了家用。 冀东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关怀备至，一年三节和吴的生日都馈赠5000元。七七事变后成立的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请吴佩孚做特高顾问，每个月光车马费就给他4000元。 也就是说，吴佩孚虽然没有和日军有过实际的合作，但是的确拿过日伪的钱。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失去了可以断然实施正规作战的余力，对非军事手段的期待开始高涨，政治手段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当时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这两个伪政权已显颓势，日方就希望能启用有声望、有势力的政客，作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政府首脑，具体工作还是由老特务土肥原贤二负责。  土肥原贤二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唐绍仪，另外一位就是吴佩孚。不过没过多久，唐绍仪被军统特工暗杀了，土肥原贤二的行动目标就只能集中到吴佩孚身上。 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按照日本陆军的构想，他们希望将来的新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政治，吴佩孚指挥军事。但是要实现这个构想并不容易，被土肥原贤二指派与吴佩孚交涉的是日军少将大迫通贞。 在跟日军接触中，吴佩孚也并非是断然拒绝，而是一再提出自己出山要讲条件。他宣称：我要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并在华北征招杂牌军。” 还具体开出了五项条件，分别是第一，割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九省作为势力范围。第二，由吴练兵50万。第三，枪械经费日本人给。第四，签订中日防共协定。第五，日军退出上述9省。单从这些条件看，并没有拒绝合作之意，只是吴佩孚不愿意当傀儡，而是想要实权。这自然跟日方的设想是相矛盾的，双方没有谈拢。不过从结果来看，倒像是大迫通贞少将被吴佩孚愚弄了一番。 吴佩孚跟日方的接触，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军统和中统的档案中都能查到关于对吴佩孚工作的信息，只是因为吴佩孚没有公开发表过投敌倾向的言论，才没有迎来像唐绍仪那样的下场。 1939年12月4号，吴佩孚在北平病逝，关于他的死，当时重庆方面的媒体说是日本人害的。原因是吴佩孚断然拒绝与日方合作，这个说法长期成为了定论，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吴佩孚确实是日方杀害的。 吴佩孚死于汪精卫附逆之际，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塑造一个与汪精卫形成鲜明对比的榜样，故而对吴佩孚也进行了神话，将他定性为民族英雄。 然而，我们回顾吴佩孚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北平与日方的种种交涉，究竟是虚与委蛇，愚弄日方，还是待价而沽，想博取更高的出山筹码，外人不得而知。 不过，吴佩孚与日方接触的过程中，被日方作为宣传材料所利用，客观上对抗战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吴佩孚的晚节跟段祺瑞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吴佩孚最终没有突破底线附逆，这是他与齐燮元、殷汝耕等这些投敌侍伪的旧北洋军阀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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