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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忧”的丁，解释为“当”，也就是遭遇的意思，所以字面上讲，丁忧就是遭遇忧伤。实际上，这个词不会泛指一般的忧愁伤心，和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多数时候，丁忧是指父母去世，官员就要回家奔丧并守孝三年。 唐宋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朝廷对丁忧的态度，和汉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朝是朝廷不要求官员守丧，但到了东汉，官员常主动要求守丧。唐宋以后是朝廷立法规定，官员需要守丧，但经常有官员想逃避守丧。 从汉朝到清朝，理论上讲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对孔夫子的教诲，态度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赞美的人，说宋以后对孝道的理解越来越精深，所以丁忧制度就严密了；批判的人，则说宋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才会这么强调“三年之丧”这个蠢规矩。 但也可以有个更庸俗的解释：官场资源僧多粥少，借着丁忧，可以趁机要求一批人给另一批人腾位子。  秦汉时代，是中国官僚制度初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僚体系：看缺陷，是有些地方规定得不细，奖惩制度都比较简单粗暴；好处，则是简洁明快，通常是因事设岗，也就是大多数官员都有比较实在的工作，也没有大量的候补官员。这种情况下，有人丁忧离职，怎么找人接替他的工作是个麻烦。 宋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系统不断膨胀，因人设岗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有了科举制度这样稳定的选官体系之后，也就意味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批有当官资格的人。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排队等官做，叫作“补缺”，但朝廷哪有那么多“缺”给他们？今人很容易觉得，三年之丧的很多规定，显得非常多余，但重要是，大多数官员也很多余啊。 要缩短等候补缺的队伍长度，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还有减少科举以外的入仕途径。但这么做的话，显而易见会引爆舆情，骂声一片。但要求官员丁忧就不同了，这件事完全符合儒家的价值导向，说起来义正词严，而又能创造一批的官位空缺。  宋仁宗时代是科举制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丁忧制度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一份文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执事盈庭，各务简见，况无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缺，（夺情）不可习以为例。望自后并依典礼，三年服满，得赴朝请。（《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 大意就是，官员队伍人很多，事儿很少，让他们回家给去世的父母尽孝吧。不便明说的理由大概是：你去守丧，空出来的岗位我可以安排给其他人，反正说实话，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怎么处理行政工作，大多数人都挺业余的，谁干不是干？ 虽不能说各生欢喜，但确乎是一别两宽。 所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对文官丁忧的要求，总是比对武将严格得多，到了明代，甚至明确规定，不许武臣丁忧。一方面，这是偃武修文的文化氛围里，默认对武将的道德要求可以比对文臣低一些； 另一方面，大量过剩的情况也仅存在于文官队伍里，武将更强调专业性，要是前线有战事，突然指挥官要去守丧，引起的麻烦要大得多。事实上，明太祖之所以明文规定不许武将守制，也正是担心他们借亲丧为名，逃避战事。 医官、外交人员、各地方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职事官，这些工作具体，高度依赖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岗位，实际上也都不提倡丁忧。  而对庞大的文官队伍来说，丁忧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要突然中断仕途，固然是重大损失，但是 第一，守丧期间，在职官员的权力你是没有了，但行政级别还在，待遇也还可以领一些（不同时代不一样，官员级别不同不一样，具体说的话非常复杂），翻检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官员们对守丧期间日子的艰难，抱怨是铺天盖地，但抱怨得凶，正说明远不到掀桌的地步； 第二，你丁忧别人也要丁忧，如果看见你讨厌的人丁忧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可以补偿很多损失；更重要的是：如果是更高级的官员丁忧了，对下面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升迁的机会。 所以，丁忧守制，成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由此又可见，一套规矩不管本来多没有意义，但它既然被赋予了神圣性，那就会慢慢附着上错综复杂的利益，于是大家也就越发觉得它神圣不可侵犯了。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7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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