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岛老师先从“尊王攘夷”在日本的流行引出讲座的话题，在日本“尊王攘夷”不仅出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中，也时常能在日本的漫画、电视剧中见到。实际上，“尊王攘夷”的流行可以已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1850年代后半期，当时西方列强要求与日本进行通商贸易，江户政府（德川幕府）做出了“开国”的决断，遭到主张“攘夷”人士不满与反对。为了压制反抗的声音，政府遂向位于京都的天皇请求允许开国。然而，彼时的天皇（孝明天皇）出于对西洋人的反感而予以拒绝。因此，攘夷派又加入了“尊王”的口号，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政府。此后十几年间，日本国内在“尊王攘夷”的激励下掀起了政府批判运动，国家陷入了动乱。“尊王攘夷”一词源自儒学，它在儒学中是如何诞生、如何发展的？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中叶引起日本武士的强烈共鸣？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1.水户学与尊攘思想 小岛老师援引《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馆刊行）“尊王攘夷论”词条中的内容，指出辞典强调了以下两点。 ①江户时代（1603-1867）的学者们的尊攘论分为四类。 1）熊沢蕃山（1619-1691）、山鹿素行（1622-1685）:使日本接近中国，或是变更准则，则日本也可成“中华”。 2）山崎闇斋（1618-1682）、浅见纲斋（1652-1711）：各国可分别从自身立场思考尊王（如日本的王是天皇）、攘夷（对日本来说中国亦夷狄）为何。 3）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没有易姓革命，天皇以日神（日照大神）为祖先，比中国更具优越性。 4）会沢正志斋（1782-1863）：在代表作《新论》（1825）中指出，应以天皇的国家祭祀为媒介统合国民，军事对抗西方列强，防卫“神州”（“国体”）。这是狭义的攘夷论。 ②1850年代-1860年代，由于尊攘论以“国体”论为基础，故其“封建思想”阻碍了明治维新后近代国家的形成，致使忠君=尊王、爱国=攘夷成为以天皇的神圣性和绝对性为前提的“臣民道德”。 根据词典解说，尊王与攘夷合并为四字熟语首见于《弘道馆记》，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宠臣藤田东湖（1806-1855）执笔。全文以汉语文言文书写，文中使用了尊攘一词。 一般认为，水户学在受到儒学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了“国学”的影响。据吉田俊纯《水户学与明治维新》（吉川弘文馆，2003：135）所说，“采用了本居学说的东湖思想在幽谷以来的水户学系谱中具有异质性”。“本居”即国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本居宣长（1730-1801）。对于东湖《弘道馆记述义》（《弘道馆记》的注解书）的草稿，其他水户学者都批判其“偏向国学”。 然而，正如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说，本居宣长的思想本身也是在儒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儒学和国学思想无法进行严格的区分，特别是尊攘思想来自儒学这一点，从前述《国史大辞典》“尊王攘夷”的词条中宣长被放到其他儒者中一并介绍就可明了。因此以下也同样把东湖的论述置于儒学的范畴内来探讨。 《弘道馆记述义》中“尊王攘夷”的部分在开头道，日本是“天日之嗣”君临的“神州”，“上下内外之分”确定。接着写道： 然后列举德川家康之例，称赞其修筑皇居、镇压妖教之功。再引用《诗经》、《孟子》、《春秋》，该段的后半段论述如下： 今皇朝雖衰、其尊嚴固非東周之比。然履霜之漸、聖人戒之、則春秋之義、不可不講。外夷妖教之毒、不啻戎狄荊舒、則膺懲之典、尤不可不明。而無識之徒、或指幕府曰朝廷、甚則以王稱之。近時又有蘭學者流、或唱說曰、西洋教法、其流非一、今彼之所奉、與國家所禁不同。嗚呼、不惟皇家之罪人、亦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公之罪人也。 这里他阐述了日本的现状，以及对这一现状的担忧。彼时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将德川幕府看作政府。开天辟地以来，“朝廷”一词指位于京都的天皇的政厅，“王”指“天皇”，然而18世纪以后部分儒者开始把这些词套用于幕府和它的控制者（“将军”）。这在东湖看来，违背了尊王的大义。此外，18世纪时“兰学”诞生，“兰”指荷兰，由于在西方各国中日本唯与荷兰进行通商贸易，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荷兰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学术。东湖认为过度尊重幕府的人，以及崇尚西方学术的人，不仅背叛了天皇，而且违反了家康以来的幕府方针——尊攘精神，因此也自然违背了作为其源头的儒学思想。 18世纪末在日本近海，英国、俄罗斯的船只开始出没。1792年，俄罗斯军人拉克斯曼乘船来到北海道的根室，遣返日本漂流民，同时请求展开通商谈判。幕府发出通告，让其绕道前往作为当时国际通商港口的九州长崎。根室和长崎分别位于日本国土的东端和西端，虽然政府本身无意为难拉克斯曼，但在拉克斯曼看来这仍是一个棘手的指示，因此便直接打道回国。1804年，俄罗斯派列扎诺夫去长崎，要求日本按12年前的约定开启通商谈判，但遭幕府拒绝。此后，列扎诺夫的手下赫沃斯托夫于1806年袭击北海道的城镇，击破日本守卫队，彰显了俄方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此幕府极为重视，为了维持一直以来的锁国政策，开始强化自身的国防体制。 然而紧接着1808年，就发生了英国船驶入长崎的事件。1808年，英国的一艘军舰伪装成荷兰船入港，拘捕了停驻于长崎的荷兰商人，并声称不满足要求就展开进攻。虽然最后以军舰的离开而告终，但此次事件也凸显了长崎防备之虚弱。 随后，1824年水户蕃领地内的大津滨驶来了一艘英国船，听说了此事的藤田东湖（当时19岁）在父亲藤田幽谷（1774-1826）的指使下，赶到大津滨要杀掉英国人，但此时英国船早已离开，未能酿成事件。后来东湖还把事情的经过写在自传中（《常陆带》）。事情过了一年后会沢正志斋写成《新论》，之后的水户蕃、特别是幽谷门下攘夷论日渐盛行，《弘道馆记》和《弘道馆记述义》也属于该潮流。宣传尊攘思想的书籍多用汉语写成。当时的下级武士已有能力阅读这些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他们将来自中国的尊攘思想和日本的时事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此后，1853年美国军人佩里率舰队来到江户湾（东京湾），翌年和亲条约签订，1858年通商条约缔结（尽管天皇反对），尊攘运动进入高潮，日本上下不复平静。东湖作为德川齐昭的参谋，是主张攘夷论的强硬派，但1855年因地震去世。尊攘运动的接力棒传到了水户蕃外部的下一代人手上，其代表性人物是吉田松阴（1830-1859）。 2. 吉田松阴和德富苏峰 吉田松阴原名衫虎之助，1830年出生于今天的山口县长州藩，是下级武士衫百合之助的次子。他自幼就成为其亲戚吉田家的养子，易名吉田大次郎，成为兵学教习。讳矩方，号有数个，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松阴。 21岁时他游学九州，翌年身赴江户，后游历东北。中途曾顺道去水户拜访会沢正志斋。据说他原本打算拜访藤田东湖，但因故未能实现。 然而这次游历未得到蕃的正式许可，他被遣送回故乡萩，并被剥夺了武士身份。吉田家的俸禄因为他而被没收，家名受损，可谓是个不孝养子。不过据说藩主毛利敬亲对他寄予厚望，先将其送到老家衫家，翌年又准许其去诸国游学。 1853年，松阴改名寅次郎后再度前往江户。紧接着他迎来了6月4日——佩里来航的日子。“浦贺海出现了四艘黑船”的消息在当天就传到了松阴的耳朵，于是他立刻赶往浦贺。9月，他为了坐上俄罗斯船实现偷渡而赶赴长崎，但错失时机，翌年于伊豆下田试图登上再度来到日本的佩里舰队，遭到拒绝。即他曾两次尝试偷渡国外，观察外国实情，以备攘夷之行，这对精于兵略的松阴来说，似乎是必然的决定。然而两次偷渡都以失败告终，他还将这两次行动主动坦白，导致被捕后关押到了家乡的监狱。 从这里开始，松阴迎来了其短暂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被赦免后，他在家乡的“松下村塾” 指导后进，教授青年们儒学经书和古今历史。然而在幕府取缔攘夷派的“安政大狱”开始后，他再度被捕、押送江户，因坦白针对“老中”（政府首脑）间部诠胜的暗杀计划而遭斩首刑，享年30岁。 关于吉田松阴，曾活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的评论人德富苏峰（1863-1957）著有一本评传——《吉田松阴》（1893），他虽然也将松阴描述为尊攘派，但认为和一般的尊攘派不同，松阴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这一点可从1857年松阴寄给友人（来岛良藏）的书简内容中看出。 “米”指美国。这里松阴不仅主张侵略东亚，还主张侵略世界。对此苏峰予以肯定。 苏峰这篇文章著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可以说他将日本的未来寄托到了松阴的主张中。 德富苏峰借助吉田松阴，道出了日本的对外侵略。翌年，在日本与清朝开战后他又著写一篇《大日本膨胀论》，在“征清之真意”的“第一 为何战乎”中如下说道： 桥本左内（1834-1859）常与吉田松阴并称为尊攘思想的宣扬者，与松阴于同一年被处以极刑，英年早逝。佐久间象山（1811-1864）虽然站在相反的立场，但他主张充实军备，对抗西方列强，同时他也是松阴的老师之一。苏峰认为，要实现从东湖到松阴这四位志士的梦想，其第一步就是与清国开战。此处尤需关注他所谓的“清国之膺懲”。在40年后的十五年战争中，日本又新造了“暴支膺懲”一词，将其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予以正当化。“膺懲”在前面提到的《弘道馆记述义》中也曾出现，来自《诗经》。 3. 中国的尊攘思想 在信奉儒学的人中，尊王思想和攘夷思想被认为是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其微言大义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宗旨是守立本来正确之“王”，驱逐蛮人和异族，在汉代已有用例。毋庸置疑，尊攘思想是在春秋学中发展起来的，只是赵宋之前的春秋学中，尊攘似乎并非最重要的课题。赵宋时代，士大夫们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声嘶力竭地主张他们所拥戴的宋朝皇帝才是中华文明的护持者。尊攘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他们将“华夷之辨”作为课题，讨论“中华何以为中华”。在此背景下，作为儒学伦理的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开始被大加强调。其主因在于夷狄无而中华有，可用以区分自我与他者，此时，作为集大成者的朱子学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朱熹（1130-1200）看来，君臣、男女间的上下关系是和宇宙的运行原理具有整合性的、全世界普遍的伦理规范。换言之，它并非汉族这一民族独有的、特殊的习惯，而是贯穿古今东西之不易的、普遍的规则，无法做到者就不是人，而接近于禽兽。夷狄在事实上无法做到，所以接近禽兽，不仅是夷狄，即便是中华之人，也需要变化自身的气质，以避免违反人伦道德。朱子学的修养论具有将当为与自然结合起来的理论结构。 正是源于这一观点，不仅身为夷狄的日本、高丽（朝鲜）、大理（现在的云南省）、吐蕃（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理所当然地处于宋之下，即便面对辽、金等自诩中华的王朝，“宋才是唯一的中华王朝”这一自我认知就获得了理论依据。 不过朱子学理论并非靠朱熹一人完成，毋宁说，它是此前一百年间宋代新儒学思潮的结晶。下面介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述——宋代春秋学奠基人孙复（992-1057）的《春秋尊王发微》。 4.孙复《春秋尊王发微》 就中国王朝更迭与国都位置之关系，妹尾达彦指出其以唐宋变革为界，发生了从东西轴向南北轴的转换，妹尾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领域的扩大密切相关。唐之前是所谓逐鹿中原的时代，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轴被认为是王权的所在地。与之相对，宋代之后的王朝更替伴随着汉族与北方民族的抗争，故作为汉族王朝的宋、明、民国设都于南方，来自北方民族的辽、金、元、清则定都北方。尤其是北京，因位于农耕定居的汉族与游牧狩猎民族生活圈交接的位置而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妹尾的观点和宋代士大夫们的历史认识有所呼应。一直持续到唐朝的王朝交替原理——所谓的五德始终说是在作为“中国本土”的中原之地内诞生的。虽然五胡十六国进入中原，北方民族在汉族生活圈建立了王权，但这些王权的成立即便并非禅让方式，却都利用了五德始终说。刘渊的汉（后为赵）、符坚的秦是代替晋的水德。最终，鲜卑族的北魏自称水德，被当作晋的继承者，随后北齐、北周（都为木德）、隋（火德）、唐（土德）依次以禅让方式实现了继承。唐之前的北朝王朝的君主们尽管在血统上没有汉族基因，但其王朝更替原理都采用了汉代诞生的五德始终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仍属于汉文明圈。 与之相对，宋辽对立之后的中国史却是以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之间更为尖锐的对立为轴心的。宋朝皇家赵氏是服务于五代王朝的武人家族，因此很可能并非纯粹的汉族，而是北方民族的混血。然而，他们强调自己的汉族身份，认为把辽、以及在辽援助下盘踞于今天山西省的北汉驱逐出去、称霸中原才是自己的使命。于是，其手下的科举官僚们迎合此意，将历史重构成了为守护中华文明的斗争史，宣称宋是优于辽的正统王权。而支撑他们这种优越意识的正是春秋学的尊攘思想。 《春秋尊王发微》全二十卷宣告了宋代春秋学的开始，作者叫孙复，是和范仲淹、欧阳修处于同一时期的人，与其二人交好。 《春秋尊王发微》开卷劈头写道：“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卷一），这是针对春秋为何以隐公开始这一春秋学古来有之的问题提供的一个解答。不同于以往从隐公本人身上寻求答案（例如因为隐公是贤王，或因为隐公被弟弟暗杀了等积极或消极的原因），孙复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的治世是周平王治世的终结。平王是在西方异族入侵、镐京陷落之后东迁到洛邑的中兴之主，但一直到最后都未能收复西边。孙复认为孔子将这件事看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故选择从既有鲁国大事记中的这个时点开始写作《春秋》。 《春秋》以西狩获麟为终篇（仅《左传》以孔子之死终结经文、哀公之死终结传文）。孙复将该篇看作一件悲伤之事予以解释，道“自申之㑹至于獲麟、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然后以如下一段话终结了《春秋尊王发微》整篇。 春秋尊天子、貴中國。貴中國所以貶夷狄也、尊天子所以黜諸侯也。尊天子黜諸侯、始于隠公是也、貴中國貶夷狄、終于獲麟是也。嗚呼、其旨微哉、其旨微哉。（通志堂经解本） 关于孙复修春秋学的经过，魏泰（11世纪后半期-12世纪初）《东轩笔录》卷十四中介绍了如下一则逸话。 据魏泰所述，孙复到35岁时仍穷困潦倒，范仲淹发现其才能，给予经济支持，并传授了《春秋》的知识。孙复不舍昼夜刻苦学习，最终成为春秋学之集大成者，被招至都城。这则逸话在《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中也有介绍，但编者全祖望考虑到范仲淹、孙复二人的年龄关系，怀疑它的真实性。年龄问题纯属全祖望的误解，但他怀疑不是史实的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同样还流传着一则类似的、大概不是历史事实的范仲淹劝张载学易的逸话。 从张载之例可以推测，范仲淹教授孙复春秋学一说也非事实，而是在当事人死后人们虚构出来的故事。然而，我们不能仅因为它不是事实就任其风化作尘埃，这类逸话往往蕴涵着某些不容忽视的真理。在这则逸话中，其主题是孙复之所以能成为宋代春秋学之开山鼻祖，靠的是范仲淹的慧眼识人。它和所谓朱子学中的重要人物张载钻研儒学靠的是范仲淹的指导有着同样的逻辑。范仲淹因庆历改革和先忧后乐的标语被偶像化，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将孙复、张载的成就归功于范仲淹的慧眼识人是这些逸话的共通目的，而孙复在范仲淹的指示下立志于春秋学，则意味着兴起宋代春秋学的其实是范仲淹。虽然这并非史实，但却在宋代人们的叙述中流传、扎根了下来。 一般认为王安石学派有轻视春秋学之嫌，因其在科举考试中，将《春秋》从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中拿掉，用《周礼》替换之。据说王安石曾指责“《春秋》乃断烂朝报”，想必这也不是历史事实，但却被后世学者当作是可总结为“新党不好春秋”的佐证性的逸话。属于新党的魏泰记录、传承了关于孙复和范仲淹的逸话，很是值得玩味。 这则逸话中的孙复绝不是被揶揄为调查“断烂朝报”、修无用之学的对象。而是一位在完美的士大夫范仲淹的熏陶下、立志探明孔子《春秋》中微言大义的正面人物形象。《春秋尊王发微》超越了政治、党派间的对立，获得宋代士大夫们的高度评价。 在宋代的士大夫看来，中华是具有正面价值的、需要守护的文明。为此有必要在现实中把它和夷狄区别开来。当然，被他们指定为夷狄的，不论是辽还是金，都是具有浓厚的非汉族要素的王朝。不过想必在辽、金看来，自己绝不是单纯的夷狄，从对唐文明的继承这点来说，他们丝毫不逊色于宋。宋与辽、金之间的关系，不是坐拥不同原理下的异文明间的对峙，而是对唐文明继承权的争夺关系。宋人在这场战争中，利用自身智慧调制出了新的春秋学，其标语就是“尊王攘夷”。 宋代尊王攘夷思想的普及与渗透，源于他们所抱有的危机意识。正因为“不想承认对方的优势地位”，才飞蛾扑火般地要用理论去证明处于劣势的自己在文明上占据着优势。然而理论无法服务于现实的国际关系，不仅是辽、金，即使在面对高丽、日本等共享儒学价值观的其他国家，宋都无力展开高压式外交，只能在名分上，让其承认自己才是中华的正统王朝，聊以维护自身的尊严。 结语：小攘夷和大攘夷 最后，小岛老师指出日本尊攘运动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将西方列强从日本驱逐出去，不过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延续一直以来的锁国政策，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交流，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攘夷，藤田东湖等水户学秉持该主张；另一种是将日本发展成可以和西方列强匹敌的国家，以防止西方列强的侵略，吉田松阴、其师佐久间象山及德富苏峰站在该立场。如果要将二者进行区别，则可将前者称为小攘夷，后者称为大攘夷。19世纪末在东亚登场的“大日本帝国”从大攘夷的立场出发挑起了侵略战争，今天的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大攘夷主义国家的再次出现。 评议 在小岛老师主讲之后，韩东育老师对小岛老师的演讲内容做了高度评价，并向小岛老师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日本的尊王攘夷和中国的尊王攘夷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其次，《弘道馆记》的最后一句写道“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敎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治教分离，是从何时起治教合一了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小岛老师认为清朝的汉人士大夫们的新儒学面临着困境。在清朝，朱子学当然是国教（官学），新儒学中的“尊攘”也必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一说到“攘夷”，这对清朝来说就成了一种危险的思想。而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攘夷”的对象成了西方列强，在这点上，可以说中国和日本有着内在的联系。 对于第二个问题，小岛老师认为是大日本帝国让二者合在了一起，也就是国家神道。这也促成了日本的对外侵略。 问答 随后的听众提问环节，不少师生就自身感兴趣的内容，与小岛老师进行了互动。有同学就当今国际形势及尊攘思想的当代意义向小岛老师提问，对此小岛老师回答道：这个问题我非常希望大家自己来思考。在今天的演讲中，有几处是我的“微言”，至于如何去解释这些“微言”，就是大家的“春秋学”了。 还有同学请小岛老师评价一下甲午中日战争，对此小岛老师指出：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及所接受的教育中，甲午中日战争和鸦片战争一样被当作是“反帝反侵略战争”。不过当时的日本政府将清朝看作是强于日本的国家，清朝的北洋舰队也比日本的海军更强大。日本当时的政策是“将朝鲜从清朝的属邦地位中解放出来，让朝鲜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罗斯的南下政策”，其目标是实现“大攘夷”。 有同学对宋儒者们的历史认识感兴趣，小岛老师认为：他们信奉儒学，自然是把三代进行了理想化。他们认为春秋时代以后到唐五代之间是黑暗期，自己所处的时代（宋）是盛世，不过这究竟是源于真心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我不得而知。例如他们把仁宗赞为名君，但实际上仁宗只是一个平庸的君主。 针对“尊王”与“尊皇”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小岛老师指出：这是“天皇”和“王”的区别。中国思想认为“三皇五帝”优于夏殷周三代的“王”，在日本也有人认为“皇道”，即天皇的统治要优于霸道和王道。包括藤田东湖在内，正统的儒者都写作“尊王”。 还有同学问江户时代的春秋学如何，对此小岛老师回答：江户时代左传盛行，胡传仅儒者阅读。尊攘思想的传播是水户学（会沢《新论》等）和頼山阳的功劳，一般武士没有学习宋明的春秋学。 最后，就“教育勅语”之思想的问题，小岛老师认为：具有儒学性。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国家神道”，不过我认为“国家神道”不是日本古来固有的土俗信仰，而是朱子学在日本的一种变异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请参看《靖国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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