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店铺取名有讲究，开店离不开这些字眼

北京的老字号种类繁多，各行各业都有，在取名上都根据店铺特色百花齐放。上周二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老北京饭庄、布店、古玩铺在取名上的特色，除了这些店铺外，书店、杂货铺、小吃店、熟食店、药店等，也在取名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研究与传承。

书店不离斋、堂、阁

北京是书业发达的城市，历史上书店主要集中在琉璃厂和隆福寺街，后来出现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也曾云集大量书摊。书店与古玩店一样，店铺字号也讲文雅、尊贵。如清末民初的藏书铺有崇文斋、会文斋、通学斋、保古斋、朴书斋等等，它们不称书局、书店、书肆，而称藏书铺，更显出其经营古旧书、珍本书的特点。

在琉璃厂也有直接称书局、书铺、书坊、书肆、书店的，字号也有文化味。蔚文堂书肆、文光楼书坊、宝善堂书店、藻玉堂书店、翰文斋书店等等，书店字号离不开堂、斋、阁等字，也有用山房来标榜书店的，如槐荫山房。槐荫山房“于咸丰年间开设，因此处有明代古槐一株，故名槐荫山房”。石渠山房在琉璃厂也有一号，其店主是湖南人，而其他书店店主多为江西人和河北人。

隆福寺街的书肆主要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信义书局、天禄阁书店、带经堂等等。不但字号名称好，充满书香，而且每个书肆几乎都有关于书与人的轶闻趣事。如东雅堂曾收到宋代洪迈所撰《容斋五笔》一部，是《容斋随笔》一书的一部分；鸿文阁曾收到《圆明园图》20幅，对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景观，有极大的作用；带经堂书店从福建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计十四卷，为明代学者陈荐夫撰，后被文物专家郑振铎先生购去。郑振铎曾说：“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托书运不浅也。”

民国之时，“新学”兴起，在离隆福寺街只有咫尺之遥的沙滩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大批学者、学子到隆福寺逛书店，使此地的书市进入“黄金时代”。一些学者还和书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相互交流图书知识，使书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胡适先生曾对他的北大弟子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并不见得比大学生少呢！”

隆福寺的书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当时的庙会。乾隆朝大学士李文藻曾著文说：“城内隆福寺街，遇会期多有卖书者。”但是当时“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时，隆福寺的书肆渐多，出现了“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的可喜局面。尔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出现的书社，名字也雅，如佩珊、瀛贤、文光楼等，与琉璃厂、隆福寺一样古色古香。

杂货铺多用义、顺、隆、兴

旧北京商号并非全喜欢用文雅、古朴的字句做店名，以经营生猪买卖、加工的猪店对此兴趣不大。因为与他们打交道的多为农民养猪户，字号的名称太典雅，反而适得其反，不如因俗就简，起些好识别、好记的字号更妙。旧时，东四西大街（旧称猪市大街）有贩猪行店54家之多，大多以店主姓氏为店名，如蒋二店、杨三店、高八店、邳五店、许大店、郭九店等等，还有靳李店、丁张店、岳王店、辛杨店、史胡店、苏张店等等。不用说，这些是两个姓氏的人合伙开的店。

猪店的伙东往往是一人，或是兄弟店、叔侄店和父子店，不像其他行业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只是一味地做生意，养家糊口而已。猪市大街猪店的经营者多为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他们为人豪爽，不大计较店名的雅俗。经营熟肉的店铺多称为“号”和“局”，有些字号名称虽然不直白，但俗气难免，如永兴号、东兴号、福兴号，并且也有豆蔡局、豆田局等。有些熟肉店因经营卤鸡、卤鸭和酱肉规模大了，被称为盒子铺，也在店铺名称中加入文化色彩，像当年东四的普云楼、正阳楼和庆云斋、宝元斋、天福斋、云香斋等就是例子。

老北京商店铺户在起名时，颇费心机，因而形成了一些规律，像当铺多用当字，京城有大小当铺每家都冠以“当”字，如通盛当、谦和当、长盛当等等。“当”字是行业的统一名称，但“当”字的前二字，则有文章可做，像天丰、同顺、福和、广德、裕民等不断出现在当铺的字号上，殊不知开当铺者绝非是它所标榜的那样“裕民”、“公兴”。

卖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大多是些小本经营者，但追求文化的风气不减，诸如广聚隆、庆丰泰、德盛魁、鼎丰和、和兴公、德恒泰等，都属此例。这些小杂货铺、小副食店的取名，多倾向于义、顺、恒、隆、兴等字样，用这些字句来表达得淋漓尽致。

京城有些店铺的字号起得十分古朴但实在有些怪异，让人一时不知其字号是干什么的。在东华门附近有一家字号叫同泰石的，光看字面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是一家干果杂货店。卖干果杂货者，多为山西人，晋人会经营且颇为精明，故山西人所开的店铺多冠以“晋”字,如，在崇文门外三里河有晋隆泰、安定门大街有晋华春、兴隆街有晋川永、观音寺街有晋义永等等。这种在字号中用自己的省名的，山西人最多，足见晋商的家乡观念之强。

糕点行业在北京是个大行业，它们称糕点铺或饽饽铺，其店名则喜欢用“斋”字，芙蓉斋、九龙斋、瑞芳斋、正明斋、聚庆斋等，都是有名的百年老店。甚至于一些卖豆汁的也用上了“斋”字，“豆汁何”开了月兰斋、“豆汁徐”开了正源斋等，卖酱牛肉的月盛斋用斋字，则不足为奇了。

北京还有一些老店铺名字很特殊，其中不少还有些典故和轶事，如都一处（烧麦馆）、一条龙（羊肉馆）、醉琼林（酒馆）、碎葫芦（饭庄）等等。功德林、居德林，乍一听是佛教内容的名称，而用在店铺名称中，却颇有新意。这两家都是卖素食的。

纵观北京的店铺名称，内容丰富得很，而且影响很大，甚至于在20世纪初有大批洋商来京开店时，取名也用喜闻乐见且有吉祥、兴盛意义的商号名称。像英商的怡和洋行、通济隆洋行、福和洋行；美商的茂生洋行；法商的万隆洋行等，如果去掉洋行二字，会以为是中国人自己的买卖呢！

老字号牌匾乃一绝

北京街头老字号的牌匾，乃中华一绝，因为它多出自名家之手，故被人称为街头书法艺术的瑰宝。

牌匾的字出于何人之手与店的名称一样，标志着店主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和文化意趣，因此，京城的商号特别重视牌匾的书法及书写人。传说历史最久的老牌匾是明代杨椒山所书便宜坊烤鸭店的牌匾。杨椒山是明代爱国志士杨继盛（字仲芳）的号，在嘉靖年间因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而惨遭杀害。

牌匾传闻最多的当属六必居酱园、鹤年堂药店和都一处烧麦馆。按市井传说，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之手。但是，1965年邓拓从六必居旧存档案考证，六必居开业时间是清朝康熙年间，而不是后人传说的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邓拓素以治学严谨而在学界享有盛誉，他的《燕山夜话》即是极好的佐证。如果六必居果真开业于明嘉靖九年，也不会找严嵩写匾，因为当时严嵩在南京供职，而且还是个知名度不高的人。

鹤年堂是家老中药铺，因店址离严嵩府第很近，便有人说这家药铺的匾出自严嵩之子严世蕃之手。也有人说鹤年堂三字出自严嵩之手，原为他家厅堂的匾额等等。鹤年堂药店开业于嘉靖末年，当时严氏父子的罪行已公布于世，药店用奸人写的匾，是不可思议的事。严嵩的书法苍劲厚朴，独具一格，后人多有效仿，基于此因，方有了六必居和鹤年堂的“牌匾公案”。

都一处是家小烧麦馆，它的匾来头更大些，传说是乾隆皇帝所书。当然，这亦是子虚乌有的事。乾隆是个风流皇帝，颇喜舞文弄墨，但他绝不会在祭祖、敬神的年三十之夜“微服私访”，因这不符合清朝皇室的“祖制”。况且，清代从未有过皇帝“微服私访”的事，他们“下江南”都是大张旗鼓、浩浩荡荡。说都一处的匾是乾隆所书，只能当个民间故事听，万万不可当真。

北京文人荟萃，书法家亦多，因而留有的墨宝很多，并未因有皇帝、宰相的介入而减色。北京保留老匾最多，而且书法艺术造诣最高的是琉璃厂这条文化街。《春明古迹小识》一书说：“旧都琉璃厂各商店之匾额，皆系名家所书，字体不一，极尽琳琅壮观之致。”在《琉璃厂小志》中，列举了87家店铺匾额，在清末的《朝市丛载》中，也列举37家之多。其中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写的就有五块，即茹古斋、尊汉阁、宝古斋、赏奇斋、秀文斋。

除翁同龢外，清代著名书法家宝熙（悦古斋匾）、克勤郡王（德宝斋匾）及乾隆朝的梁诗正、潘祖荫、那彦成、阿克敦布等人都曾在琉璃厂留下了墨迹。近代的名家也不甘寂寞，如曾国藩写了龙威阁藏书处匾额；梁启超写了藻玉堂书店匾额；戴月轩笔铺出自徐世昌之手；长兴书局的匾系康有为所书等等。

琉璃厂的牌匾，后人评价极高，称：“尤以茹古斋、松华斋、清秘阁、松古斋等匾额为精彩。”人们称翁同龢写的匾额“浑脱潇洒，老气横秋”，称为松华斋写匾的徐颂阁的字体“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循其笔迹，系宗多宝塔，而运笔浑脱过之”。写清秘阁匾额的是阿克敦布，对他的字，人们评价更高，说他写的匾额“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

琉璃厂饱经沧桑，大多数牌匾也不存在了。令人欣慰的是，当代著名书法家郭沫若、启功、赵朴初、吴作人、李可染等等，又为一些店铺题写了新的匾额，而这些新匾额与老匾额相比，毫不逊色，一样“尤足珍贵绝伦”。

北京街头店铺的牌匾，是我国书法百花苑的一部分，它表现了中国商业文化的特色，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繁多的名人名家牌匾，成为首都重要的街景。

（原标题：老北京店铺取名有讲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