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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唐朝以后，其实很多人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唐朝的强大组成部分中，很多将领和士兵其实都是“胡人”，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游牧民。 那么唐朝著名的将领中，如尉迟敬德，屈突通，他俩被太宗皇帝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位，这俩人是鲜卑人，就是北魏拓跋家的那个母族：鲜卑族。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契丹的李光弼、来自铁勒部的仆固怀恩，他俩和郭子仪一起镇压了安史之乱，而那个晚节不保的“哥舒翰”（突厥人）就不说了。 这些都还是十分著名的，例如还有小众一点的，来自铁勒部的契芯何力（名字像个口号）、契苾明父子。 而安史之乱，安禄山以及其麾下的大量骑兵，就都是游牧民，在这里咱们统称“胡人”，所以安史之乱被称为一场内斗，在我看来安史之乱也算是在唐大一统的背景下，一场民族之间的互相争斗。 
这些人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游牧人已经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代时，完成了民族大融合，这种融合，对于天性凶猛的游牧人来讲，是极具优势的。 在北魏之后，一直到隋朝，甚至再细讲到关陇八族，这些政权或是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越来越多是由“游牧人”组成。就连李唐本身，都是有一定的游牧血统的，所以李唐并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强大的汉人政权”，他的强大，本身就夹杂着游牧的强大，只是在民族融合之后，彪悍的游牧人愿意臣服于中华汉文化（跟着太宗皇帝吃饱穿暖，跟着可汗有上顿没下顿），因此不反对建设汉人政权。 唐末分裂，盛唐破碎失去禁锢胡人的绳索 很多人在实际上并不知道李世民这个“天可汗”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因为隋文帝也被突厥人称为“圣人可汗”，于是便以为凡是征服了游牧民，他们都会给中原皇帝戴上一顶大大“某某可汗”的帽子。 但其实远不仅如此。 就从唐初的士兵组成来讲，从李渊起事起，就已经开始有少数民族（游牧民）的酋长和首领来附和。在唐初，著名的“纳质”制度，就是这些游牧民为了李唐放心，派出家里的人作为人质交给唐朝，这样加快了他们融入大唐的速度。 
例如唐初著名的突厥大臣“史大奈”，他在李渊起事时就“提其众隶麾下”，而史大奈在隋炀帝时期就曾为隋朝所征战过。史大奈是知道隋唐两朝的汉人君子是为“明君”，因此十分之忠诚，《新唐书》中，是如此评价他的： 夷狄性惇固，其能知义所在者，鸷挺不可迁，盖巧不足而谅常有余。 把这便是李唐对胡人的一种魅力。 在之后的秦王、唐太宗两个阶段，李世民更是收集了大量的“蕃蛮”将领和士兵，统领这些士兵，往往就和管理羊群一样，那就是征服他们的首领。 在贞观四年，东突厥被唐朝剿灭，李世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招纳突厥首领。 是的，就是把这些游牧首领（酋长）给招降，让他们“拜将军中郎将”，而在唐贞观年初，这些胡人将领在五品之上就有上百人，更遑论他们麾下的军队有多少。 贞观九年，李靖奉太宗之命去打“吐谷浑”，那么这场战争除了汉人军队之外，还有游牧人的身影： 并突厥、契芯之众击吐谷浑——《资治通鉴》 而在唐太宗生涯中，最典型的就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招降铁勒十三部： 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众——《全唐文》 可见数量之大，可见李唐家族对胡人游牧民的运筹帷幄，除此之外，还有西域以高昌、栗特为主的游牧部的归降，这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而这才是李世民的“天可汗”的分量。 但在唐朝中后期，先是武则天登基时屠戮李唐皇室，导致边疆防御骤减，当年差点连契丹都打不过，还是武则天与突厥合兵才挡住了契丹。再到唐玄宗时，改“募兵制”（等同于雇佣兵），本就晚年昏庸的他，已经意味着李唐对游牧的控制力开始衰弱。 
于是，便有安禄山等人爆发安史之乱，这种暴乱的本质，是李唐开始绑不住这些胡人。而这些胡人们呢？他们占据大量的中原资源，表面附和唐朝，属于大唐臣子，其实在这个阶段，唐朝内的胡人已经占据了武力上风，但事实却又是，晚唐的大部分游牧民要比汉人更加忠诚。 例如在西北响应李唐的“党项族”（西夏前身），他们被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而面对黄巢之乱，原本就被李琢、赫连铎（唐朝吐谷浑官员）赶出去的沙陀人李克用，最后被召回。 李国昌和李克用两父子统领的沙陀骑兵，除了他们谁也指挥不动，就是这样，李克用才有了晚唐救世之功，他本人，本来就是游牧民族。 众所周知，唐末割据，其中最为重要的对峙便是李克用以及朱温，朱温作为汉人，还是曾经黄巢军的一员，他想要模仿曹孟德来挟天子令诸侯，到最后，杀了唐昭宗，打开了五代的暗夜。一时之间，杀主之事络绎不绝。 而对大唐忠心的，反而还是这个听闻唐天子被杀而哭得死去活来的李克用，可是，这个时候套在他头上的道德绳索也已经掉落，五代的故事将由他们续写。 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的领导者都是“沙陀族”。（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 
所以这套逻辑下来以后，大概就会知晓“唐以后的游牧民族越来越难打”这个疑问的意义。他们在北魏之后，一直都很难打了，不像以往一样碾压，不像霍去病封狼居胥，一旦失去了强者的绳索，便是他们铁骑的天下。 而上述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角。因为自五代以后，真正的游牧主角是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这些是茫茫岁月中，大浪淘沙出来的游牧民。 游牧崛起：游牧民也会学习，开始运用中原逻辑 俗话说，就怕流氓有文化。 在唐末，契丹还被刘仁恭打得出不了头，可是随着中原五代混战，契丹和党项这些民族悄咪咪地发展。 其中契丹出了个牛人，那就是耶律阿保机。 为什么说耶律阿保机牛？ 当年契丹有八部，即便是唐朝破灭后，这些主要的首领还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上顿没下顿，而发现了组建封建政权才是带领契丹走向富强的耶律阿保机，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和唐太宗大肆运用胡人一样，耶律阿保机也运用汉人来进行汉化，这才是契丹强盛的根本，不然的话他们再能打，到了冬天也会冷死饿死，玩不过中原王朝。 著名的辽国三氏：耶律、萧、韩，其中萧是耶律皇后的赐姓，而韩却真的是汉人家族，其中以韩德让一脉最为显赫。 他们在辽朝做了什么？ 汉化，高度的汉化，因为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辽国人有了很好的“试验田”，以此来进行汉胡融合，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些都是汉人主导的，到了辽朝发生了逆转。在政治制度上，耶律阿保机模仿唐制，实行合理的权力运作机构，为的就是，防止游牧民内部“弑君之风”，五代中的弑君之风，就是游牧民族一直以来的习惯。 耶律阿保机教化契丹以及其附属的游牧部落，他们开始学习汉文化，也开始懂得儒家是怎么给这些臣民套上绳索，他们逐渐恐惧天子，不再是单纯地以强者为尊。 如此一来，游牧民本身就强的战斗力，还加以制度合理运作，这已经超越了汉人的战斗力，而后周即便拥有抗衡契丹的实力，但到了北宋，这份优势就消失了。 
在北宋之前，辽国皇帝也想入主中原，但可惜的是，他们底蕴太浅薄了，完全不足以驾驭，他们依旧是汉文化的从属者。 可话说回来，一个人开始不如一个人，除了另一个人在变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在变弱。 北宋起，赵匡胤为了根治“五代弑君症”，开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这个国策说得简单一点：深化打压将领的地位，压制他们的凶性，那么在本质上也是在削减他们的战斗力，所以北宋初，以曹彬、潘美、李继隆为首的将领还可以和契丹掰掰手腕，易州的“静塞军”骑马还能偷袭辽国军队，但到了后来就不行了。 澶渊之盟是一个临界分界线，这是宋朝军事开始衰弱的节点，同样的，契丹也在衰落，可是游牧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存在一个战斗力底线，再变弱也会比宋朝强。 而除了契丹之外，在五代乱局中，西北党项也趁着这个打这个，那个打那个，在其中混好处。 
西北党项李家，原本也是姓拓跋，所以他们也同样在学习汉化，可他们和契丹不同，汉化的过程中一直有守旧党项出来搞事情： “我们不要汉化，我们要光头戴耳环”（党项装扮） 所以直到李继迁、李元昊，党项才开始成型。而在庆历之战中，北宋输给李元昊是很冤枉的，因为李元昊为了打北宋，西夏国内部差点都崩溃了（没钱没粮，啥都没有就出去浪），这就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的强大克性：中原王朝可以不赢，只要拖着，游牧一定会输。 可惜自宋朝起，汉人的实力转化在了软实力方面，所以便有了庆历和议。其实西夏是整个游牧政权中，最四不像，战斗力也极差的一个，之所以他能持续存在，便是因为对手是宋朝，其次辽朝也不想灭了他。 游牧在崛起：这不是神话，只是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必然 辽朝搞了汉化了一段时间，也失去了那种你砍我，我砍你的野性，因此，又给东北一个类似于耶律阿保机的小伙盯准了时机，他就是完颜阿骨打。 接下来便是女真的崛起。 金国灭辽，是一场震撼的战争。 金国灭北宋，是一场笑话。 赵宋统领的汉人，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就他们骨子里的转变，已经决定面对游牧他们就硬不起来了。 
但是完颜家族的人也很聪明，他们继承辽国的政治残躯，说白了，也是尊汉文化，搞汉化。所以，游牧民这个时候都学会了发展，如果说游牧民也有一部他们的《资治通鉴》，那么上面肯定写着一句话： “师汉强技以制汉”。 金人残暴，但搞出靖康之难的不是汉化派的那批人。而我们要专注的是例如小尧舜金世宗，而不是被废的海陵王完颜亮。 在金朝的崛起中，其实完颜亮就是代表过去的游牧民族风格，坚信强者定律，谁能打谁够狠谁就当酋长，注意，这里信奉的是奴隶制社会的首领，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君主。 不过南宋之中，有很多汉人的意识已经崛起了，例如岳飞，例如虞允文（采石之战是奇迹）。 他们之所以能够和金人对抗，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意志。在这里，如果非要讲客观攻击力，金人的铁浮屠的确很强大，这种强大不是不可战胜的强大，而是指，相比汉代，晋代那些单薄苦哈哈的游牧骑兵，这种全身武装的铁浮屠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了。 但是，还是君主不行。 所以对于宋朝，我们客观地讲，他的软实力强大，但同样客观地讲，这些君主，这些高官文人的党争，是他们的不作为把汉民族的战斗力再次拉低。 
那么，金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未有摘下，蒙古人就爬起来了。 这个蒙古更狠，汉化程度倒是不高，就靠凶，横扫欧亚。其实蒙古早期并不能以常理度之，即便放在神仙打架的唐朝，金末的蒙古也是强大得很。 所以要是讲游牧强大的偶然性，个人觉得蒙古才算是，而辽金夏都是有发展的脉络的，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变强，而蒙古，就是无缘无故地忽然就强大了。 再之后，明灭元，元末时，蒙古人也还是内斗得厉害，没有凝聚起战斗力来，但即便如此，朱元璋都还是杀不尽他们，让他们成为了北元，这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么在明代以后，游牧民族再次筛选，只剩下了蒙古、女真（满）两个强大的民族了。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个词，那就是民族大融合，那些曾经的游牧民族消失了吗？ 其实不是，他们逐渐融合在了一起，就好比两个东北人，他们一见面就：“你瞅啥呢”、“想练呢”，但是到最后他们也会成为一家人。 所以，对于游牧越来越难打这个问题，我的角度是：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了，他们的这个集合里，有了许多岁月积累的成份。 人的生存并不是服务于征战，反而是征战服务于生存，为什么唐太宗能够统领万国，他靠的就是让大家都吃饱穿暖，之所以游牧酋长纷纷都愿意给人质送给唐太宗，就是因为唐太宗就像一个银行，一个会升值的银行，所以说，这才是天可汗的份量。 
与其说越来越难打了，倒不如说咱们越来越像了。 当一个汉人和一个蒙古人都在草原上喝酒吃肉，聊天吹风，吃得饱穿得暖的他们，其实哪里有的矛盾可言嘛！ 唐代之后，少数民族政权有3个特点。 1、稳定的经济基础。 由于辽东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即便不跨越长城，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拥有稳定的农业基础！ 
既拥有“天赋”的骑兵优势，又拥有了“足兵足粮”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政权当然很难对付了！ 2、强悍的军事学习能力。 一般来说，在各少数民族政权创业之初，其在军事技术上是落后于中原王朝的。 但是，与当年的匈奴不同，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初具规模后，往往能迅速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并大量生产，形成战斗力。 与之对应的是：他们也往往能学习、发展出自己原本不掌握的新型兵种和战术。 
比如，辽国吸收了北宋的弓弩技术和城池守备战术；金国则在创业后迅速发展出了“铁浮屠”、“拐子马”，蒙古人更是从西域吸收了“回回炮”，清军则在入关前就学会了火炮铸造！ 当年中原王朝自夸的“劲弩长戟”、“轻车突骑”，已不再具有优势了！ 3、统治能力。 无论辽、金、元、清，一旦攻取一地，往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其统治秩序。 显然，这样的政权，已绝不再只是“边患”了，而已经成长为可能对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权！ “汉人王朝”的变化 与此同时，“汉人王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最主要的变化，是崇文抑武。
当年，班超“投笔从戎”时，表示：大丈夫要“立功异域”，怎么能一辈子和笔杆子打交道呢？ 这是汉唐时的人物风貌。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汉唐时的仁人志士，多以建立军功，开疆拓土为己任，热血贲张，豪情万丈。 而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崇文抑武”，使社会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狄青在为立功无数的手下焦用求情时说：焦用是好男儿！ 文人韩琦一声冷笑：东华门外以状元名唱出者方是好儿郎，焦用算什么东西？ 血染沙场，战功无数，反不如寸功未立的科举士子！ 明代比宋好一些，但其崇文抑武亦然，依然是“好男不当兵”。 同时，朝廷对名将的猜忌也明显增多！ 汉唐时，除了西汉开国之初为巩固统治处理过一些武将外，大部分时候，名将皆能得以善终，最多也就是“李广难封”。
而到了宋明以后，大量在外战中表现出色的名将死于猜忌：狄青、岳飞、余玠、熊廷弼、袁崇焕··· 其实，这些“冤屈”而死的武将，当时的战功、地位，与当年卫青、李靖都有一定差距，也都完全还没有到“功高不赏”的地步，却都因猜忌而死！ 可见：宋、明的集权，对武将已经到了“系统性猜忌”的地步！ 志士们多不再以立功疆场为志向，即便是有一些以此为志者又难免饱受猜忌，这仗该怎么打呢？ 许多朋友替宋、明说话，认为大宋缺乏战马，大明亡于农民起义··· 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大宋后来确实缺乏优质马场。不过，大宋继承了柴荣留下的底子，宋初时的骑兵底子是远远好于汉初的！ 至于大明亡于农民起义···哪个朝代没有农民起义呢？ 总之，任何组织要开疆拓土，都要克服难以克服的困难！至于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关键看有没有壮怀激烈的雄心壮志！ 遗憾的是，除了朱棣等少许雄主外，宋、明，始终缺少这样的雄心和气质！ 雄心和气质不如人，挨打也就不可避免了！ 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难打”，其本质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其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技术、经济，不断“进化”。 在“进化”得足够强大后，其不再只是“边患”，而能够参与到“逐鹿中原”的游戏中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成就较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皆以“中华”自居，多认为是与秦汉隋唐一脉相承的“正统”！ 他们都是“中华”的一份子，只是融入得比较晚一点罢了！ 所以，那些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与近代侵略者相提并论的说法是狭隘的、错误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塑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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