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归侨的故事
铁窗遮天日 汗青留丹心
——父亲黑婴(张又君)在爪哇华侨集中营的日子
作者 /梭罗河
每当看见作儿女的带着年迈的父母到茶楼饮茶吃饭、每当看到身边朋友的父母九十多岁依然健在，女儿的心就充满悲伤。父亲77岁就与世长辞，女儿痛惜父亲实在太早离开人世。谨以此篇，寄托对父亲无限的敬意与无尽的哀思！
（一）被日寇视为“敌性华侨”
父亲一九一五年三月五号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祖籍广东省梅县。
父亲一度是名震南洋的华侨作家，早年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学才子。
1932年，父亲只身回“唐山”(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称呼)到当时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求学。求学时期就以后生可畏的姿态闯入上海文坛，发表了量质均可观的一批短篇小说和散文，当年，他只有十八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自上海重返棉兰，任棉兰《新中华报》总编辑,从事抗日宣传。1941年7月，父亲自棉兰到爪哇岛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市），在新创办的《朝报》工作。
《朝报》一出版，就致力宣传团结抗日，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因此，编辑部四个人（创办人董寅初伉俪，外勤记者黎瑞格和父亲），都上了日本总领事馆的黑名单，被视为“敌性华侨”。
日寇攻占缅甸、马来亚以后，荷属苏门答腊、爪哇和其它各岛笈笈可危。爪哇岛上空，出现涂着太阳徽的机群；雅加达的夜晚，不时响起了空袭警报。父亲和编辑部的同事在黑布遮掩的电灯下，紧张地工作着，坚持出报，一直坚持到日军进入雅加达市的前一天，才分别离开报社，携带妻儿避居万隆乡间。
1942年3月，爪哇岛全部沦陷。大家在乡间，消息闭塞，身无积蓄，生活困难。到4月，未见动静，于是，父亲母亲和大家一样，返回了雅加达。
不料，第二天一早，一辆吉普车开到我 家门前，跳下两个日本宪兵，直闯进来。带他们来的是《朝报》经理，脸色铁青，不敢正视父亲。就这样，父亲被捕了。那年，父亲26岁。
（二）饥饿 苦役 疾病
宪兵的吉普车把父亲押送到雅加达市干东圩监狱。在爪哇，日寇搜捕的目标是被他们称作“敌性华侨 “的侨领、侨团负责人、从国内来的文化人、新闻工作者等。
从每天例行的报数声中可以听出，关在这里的已有一百多人，同父亲一同奋战的《朝报》创办人董寅初 和外勤记者黎瑞格也先后被捕了。和父亲同牢房的是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著名华校巴城中学校长、著名华侨教育家、爱国侨领司徒赞先生。难友情深，父亲和司徒赞先生从此结了 生死之交，直至司徒赞先生离世十年之后，父亲还对老友念念不忘，写了文章《司徒赞 —— 其人其诗 》来怀念当年在华侨集中营共生死的难友。
集中营是一个险恶的地方，饥饿、疾病、苦役、殴打时时威胁着阶下囚徒。
大家咬紧牙忍耐着…..“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那个时候应该轮到他们来尝这种日子了”！大家这样相互鼓励着。“哭有什么用？”一位难友大声地说，“要给敌人耻笑的，我们要永远不屈服！”“是的，吃这一点点苦算得什么？想想我们祖国前线浴血的将士吧，我们今天的遭遇，还比不上他们所受的苦呢。”难友们一面做工，一面这样地交谈。一说到胜利，大家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
一天又一天。许多难友病了，痢疾猖獗肆虐，苍蝇在病人的脸上、手上、身上爬着，而难友，却连动一动的气力都没有了。每天，都能看见棺材静悄悄地由死者的同伴用两轮车推出去。
和恶劣的环境战斗着，难友们还是满怀着信心和希望。有位年长难友病了，他笔直地躺在破旧的椅子上面，眼睛呆滞，说话的声音抖悸着：“我的年纪已经不少，我是不怕死的。不过，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屈膝投降，那样，我死也瞑目了！”
（三）通过印度尼西亚看守输进报纸
在狱中，大家都因爱国抗日获“罪”，命运相同，彼此没有什么隔膜。难友们在促膝谈天中，相互了解不少情况。但是，没有报纸看，是最痛苦的事。于是，父亲及几位做新闻工作的难友，提出能否通过监狱里的印度尼西亚看守，偷偷搞进报纸来。
在日军监狱里干这种事，危险性极大，万一出事，以日军的残暴，后果可想而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还是打通了一位印度尼西亚看守。这位看守见钱眼开，不止答应为难友传递家书，还答应以每份报五盾钱的报酬带报纸进来。
拿到报纸以后，大家不懂日文，只能从版面上的汉字猜测，找到零星信息。为避免危险，必须秘密阅读。报纸是由两三个人负责看，然后指定一个时间，向一小部份人报告，再由听过报告的人，回到各牢房向更多的人再报告。在报告新闻的时候，有专人先行“放哨”，如果有日本人来了，马上通知，大家就迅速散开，化整为零。
（四）被关押在万隆国际集中营
父亲和各地被捕的抗日华侨，足有八百人，后来都被集中关押在万隆近郊芝玛圩的国际集中营。
万隆是爪哇岛的一座名城，荷兰殖民者在近郊芝玛圩建造了一个占地很大的兵营，现在被日本人改为集中营。
在父亲到来之前，这里已关进了约八万名欧美侨民，全部是男性，妇孺关在另外的集中营。八万名左右的白种人中，荷兰人占绝大多数。
这时期，美军开始在太平洋反攻，并取得胜利。集中营里的荷兰人，显然在偷听联军电台广播。他们的收音机放在非常秘密的地方，不单日本人不知道，营内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被日寇称为“敌性华侨”的中国人，有联络员跟他们联络，一有消息， 就很快地传出来了，而父亲及难友们从日文的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也交换给他们。这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干的事情。为了报纸而受到日军酷刑的，在芝马墟有好几个，有些最终生死不明。不过无论日本人的刑法如何残暴，勇敢的人还是有的，这是法西斯主义者最感到无可奈何的事。
（五）胜利归来
随着战局发展对日军越来越不利，集中营难友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大家只有以胜利在望，自由有日互相鼓舞。
1945年的春节来了，八百名集中营难友怀着期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心情，度过了自己民族 的节日。春节过后，照样吃浆糊般的主食，照样上山挖坑；在路上，街上的店铺、车辆、行人，依然是老样子。不过，在集中营里，日本宪兵打人、骂人的现象减少 了，走路的样子不那么神气了。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荷兰人，在父亲和难友们面前伸出两个手指，比划成英文字母的V字，大家脸上同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胜利终于到来。9月，盟军在爪哇登陆，日本的占领结束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集中营不胫而走， 难友们个个欢欣鼓舞！万隆华侨商会为迎接难友出集中营，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45年9月15日,集中营铁门打开，大门顶上的太阳旗降落了，日本宪兵消失了，在万隆华侨代表的欢呼声中，八百多名集中营华侨难友步出大门，终于恢复自由了。
（六）汗青留丹心
父亲重获自由后，立即口诛笔伐，控诉日寇法西斯罪行！他出狱一个月后，1945年10月24 日， 即在印尼《生活周报》刊登了他的第一篇题为《死亡线上》的回忆华侨集中营苦难生活的文章。此后连续七期的《生活周报》，都登载了父亲分别题为《老人们》 《铁窗的忧郁 》《 西冷的黄昏》《苦役 》《在山中》《我的大学》《我们的秘密》的反映被日寇称为“敌性华侨”们不畏日寇强暴，堅持到最後胜利的偉大精神和日軍残酷迫害愛國華僑知識分子的殘暴罪行的文章。
父亲恢复自由的第二年 ，1946年1月26日， 印尼《生活报》登载了父亲在华侨集中营写的一篇诗作。
这篇题为《海的怀念》的诗，是父亲于1944年5月在狱中写的，诗中极尽抒发了他渴望自由、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坚信胜利一定到来的革命情怀。
1989年，出狱44年后，父亲又写了一篇题为《爪哇华侨集中营纪实》的文章登载在北京《侨史资料》上。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迈，三年后，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他未能留下一句遺言，他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全部遺產就是一屋子的書。
汗青留丹心，感恩父亲！
谨以此篇，寄托对父亲黑婴(张又君)无限的敬意与无尽的哀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