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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战勤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战火很快就烧到我国边境，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毛主席在10月8日发出的命令中指出:“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党中央为什么让东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呢?除了东北的地理位置之外，还有其独有的便利条件。东北解放早，民主改革已经完成，人民群众正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而且东北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交通运输便利，又有苏联的支援，工农业生产恢复快，物质比较丰富。 当美国飞机轰炸我边境城镇、杀我同胞、破坏我和平建设时，东北人民无比愤怒，奋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全力以赴，前方要啥给啥，大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而关内此时刚解放不久(有的地区战争还没有结束)，不法资本家策动的金融危机和物价风波刚刚过去，全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工业品和粮食匾乏，上海等大城市还不能发挥支援朝鲜的作用。其实周总理也很为难，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谁也没有办法。所以党中央把支援朝鲜的任务交给东北，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 一、后勤战线的两个张明远 1994年，八一制片厂的同志来我家，说起他们在拍片的时候，才得知有两个张明远都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让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不止他们不知道，许多年来，把两个张明远混为一人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我收到一位部队同志的来信，说他曾是我的警卫员，多年失去联系，现在才得知首长下落，等等。我知道，他一定是搞错了，回信说我不是他要找的人。但他不信，又来一封信。没办法，我只得请全国政协帮助查找另一位张明远，把信转去。还有一次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寄来一幅照片，要我辨认其中的张明远是不是我。我一看，那是另一个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和那位张明远都参加了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成为一段有趣的故事。 我们两个张明远，他是甘肃人，我是河北人。他长期在部队工作，而我基本上是搞地方工作。早年，他曾参加宁都起义，我曾领导玉田农民暴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我是东北局副秘书长。1950年8月，随着朝鲜战争不断扩大，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改为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并任命他为副司令员，我为政委。这样，我们两个张明远就到了一起，并且闹出不少笑话，不是把“张司令员”的信送到我这儿，就是该找我办的事找到张司令员那里去了。更有趣的是，我们两个都戴眼镜，有时还一起乘车去下边视察工作，连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分谁是谁了。 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前，前方的后勤工作由志愿军总部和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的前勤部负责，暂定我为政委，另一个张明远任副部长。 1951年2月以后，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洪学智任司令员，那个张明远任副司令员，部队的周纯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杜者蓄分别任正副政委。第三次战役以后，前线推到三七线以南，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我任政委，从此两个张明远才分开。 现在的一些有关抗美援朝资料中，或在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中，都没有把我们两人区别开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将来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就更搞不清楚了。 二、全力以赴保后勤 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党中央就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不测。 1950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驻守鸭绿江沿岸。8月，决定加强东北军区领导力量，命东北局常委李富春(副书记)和张秀山(组织部长)任军区副政委，我为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9月，周恩来主持成立了以东后副司令员张明远为组长的考察小组赴朝鲜了解那里的物资、交通等情况。同时，由中央政府出面与苏联商谈，购买更多的军备物资。 从长远考虑，中央决定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为此，除长春航校外，在沈阳等地增设了航校。原来，东北的工业主要是在南满地区，现在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决定把一些重要的工厂向北满疏散或建立分厂，其中包括一些苏联援建的项目。这一措施既是为了战备的需要，也改变了东北的工业布局，对以后北满工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10月8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由东北区负责后勤保障的命令。 从10月8日主席令下达，到10月19日志愿军过江，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建立战勤机构、动员与调配战勤人员、筹集与调运军需物资，等等，准备工作紧张而仓促。 当时，高岗对我说，你过去在冀东负责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勤工作，部队反映不错。这次就由你来抓一下组建战勤保障系统和调配干部的工作，物资方面的事情就由东后负责。 东北局根据毛主席命令精神，先后抽调6个东北局委员和4个东北人民政府的部长，并从各级党政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后勤工作。党中央也从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调配了一批中高级干部参加后勤工作。  志愿军入朝前，组建起三个随军过江的后勤分部，其中一分部由东后驻辑安办事处和部分地方干部扩建而成，二分部由47军后勤部改编而成，三分部由各地来的地方干部组成，中央各部委和关内各省市来的2000多名干部参加各分部的工作。每个分部组成一条供应线，设若干大(兵)站，配有仓库、汽车团、装卸团、公路工程队、担架队、警卫团及医院、救护队等。在朝鲜境内，后勤分部的工作由前勤指挥部负责，在我国境内，由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负责。直到第三次战役，都是由这三个分部保障前线的供给。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增加了第四分部，是由第9兵团后勤部改编的。以后随着战线的扩大，又增加了几个分部。 除了干部调配，还有大批的服务人员和民工需要组织动员，各级党委和政府作了大量的工作。东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仅第一批随军人朝的服务人员即达10万人，其中除担架、运输、修路等民工外，还有大批翻译、向导、司机、技工和医护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干部群众积极为志愿军担任翻译和向导。 军需物资及设施，如军械、被服、医院等，主要由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负责。全国解放后，部队大部转入生产建设，武器也大多入库了。现在要出国打仗，又是如此紧急，除恢复原有的军工生产外，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紧急筹集和调动了大批物资，并把一些地方医院、工厂等改为军用。当时，除前方医院外，还扩建了百余所后方医院，以备接待归国的志愿军和朝鲜的伤病员，其中有许多是难民。那时，我们自己不能生产汽车，只能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动、征集了700余辆，有苏式的，也有美国造的，甚至还有日本造的，真是五花八门，极尽所能。 总之，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因为有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的重视，有各族群众的积极响应，以最大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为志愿军渡江作战提供了必须的后勤保障。 三、三次赴朝 尽管我们尽一切力量作了不少后勤保障工作，但毕竟这次战争不同以往，直接面对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过去打仗，正如那首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粮食被服全靠根据地人民群众供给，哪儿有老百姓，那儿就有粮仓，有被服厂，有医院，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根据地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子弟兵无比热爱，说“倾家荡产也要保证打胜仗”。但现在不行了，原来的那一套行不通了。这是在国外作战，语言不通，情况也完全与国内不同。敌人高度机械化，行动迅速，根本不容你建立根据地。而且，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在三八线附近，几百里的无粮区，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还要从我们自带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去支援他们，哪还能“取之于民”?我们打了胜仗，敌人撤退时把带不走的轴重都销毁了，他们可不是“运输大队长”，人家不在乎，销毁了还能造新的，绝不留给我们。 这样一来，前线的供应就全靠网内运送。短距离运送问题还不很大。12月以后，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几百公里的运输线，可就麻烦大了。 那时我们没有飞机，高射炮也很少，1950年底之前，只有一个高炮团，防空能力很差，敌人控制着绝对的制空权，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还有特务朝奸在下面配合，给敌机指目标，使道路桥梁、仓库车辆等遭受极大的破坏。初人朝时，不到一个星期，就炸毁我们的汽车180多辆，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中，消耗汽车1200余辆，平均每天30多辆。为了减少损失，只得夜间闭灯行驶，加之路况恶劣，运输效率低，翻车事故时有发生。 当时，粮食供应仅能满足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到第四次战役时，也只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虽然也在当地筹集到一部分粮食，但仍供不应求，况且，后来我们还要偿还人家。第五次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与此同时，由于交通不畅，大量物资积压在鸭绿江沿岸，无法送上前线;而前线的将士们却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作战，常因粮弹不足而难以持久，甚至有时被迫停止进攻，等待补给，也造成相当大的非战斗减员。 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后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我曾三次去朝鲜前线与志愿军总部一起商讨如何改进后勤工作，确保前线需求的问题。 第一次是在1950年11月下旬，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同高岗一起去的朝鲜。同去的有高岗的秘书华明和俄文翻译施滨，后者是临时从东北计划委员会调来的。此行目的是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和对后勤工作的要求。 我们乘一辆吉普车到一个叫大榆洞的地方，志愿军总部就设在这里，距金日成首相所在的大洞不远。这次主要是彭总和高岗谈，我在旁边听。他们分析了我军入朝后的实际情况，一致认为后勤工作的任务很重，仅靠东北军区后勤部门的力量已不能满足朝鲜战场的后勤保障，必须建立志愿军自己的后勤司令部，并拟定了志后司的领导人选:由志司的洪学智和邓华分别任志后司的司令员和政委，东后司的两个张明远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在战勤机构方面增加一个分部和一条供应线，对原有的三个分部进行调整和加强，所需的干部，由东北局负责调配。彭老总特别对粮食供应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过去行军打仗，都是由战士带生米，背一口大锅，宿营时生火做饭。但现在部队行动快，来不及生火做饭，而且敌人又不断轰炸，为了不暴露目标，根本不能生火。所以，要求我们提供既便于携带，也不必加工，又营养丰富的方便食品。 在交通运输方面，彭总除提出请求中央军委调派工程兵、铁道兵人朝抢修公路铁路外，还提出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指挥机构的设想，以便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 在军事指挥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中朝两军联合指挥机构，但这需要和朝鲜方面一起商谈。彭德怀表示另找时间请金日成到志愿军司令部来会谈，高岗说，人家是首相，一国之长，还是咱们去比较合适。后来他们专门到金首相那里去商谈此事，我没有参加。事后听高岗说，经过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双方军队作战。联合司令部不公开，对外仍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活动。他们还商定，由彭德怀任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员，朝方由金雄任副司令员，邓华为政委，朝方的朴一禹为副政委。朴一禹是朝鲜的副外相，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认识，那时他叫王巍，曾在邓华支队，后来在平西根据地当过县长。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与他重逢，真是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高岗和彭德怀还同苏联驻朝鲜大使(或是顾间)会谈过一次，因施滨翻译不熟练，改由毛岸英翻译。会谈的内容主要是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因与后勤工作关系不大，我听了一会儿就退场了。 在与彭德怀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对朝鲜同志和苏联大使都有意见，说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经验，说苏联人给金日成出了一些坏主意，结果打了败仗。 我们到志司的第二天就遇到敌机轰炸，所幸损失不大。但我们离开后不几天，11月27日，敌机再次轰炸大榆洞时，毛岸英不幸牺牲了。可见当时志司的境况是多么险恶。 这次在朝鲜只呆了三天，即返回沈阳落实志司对后勤工作的各项要求。 早在11月中旬，东北人民政府就已根据志愿军的要求，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力量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规定沈阳市各军政单位，每天至少炒面13.8万斤，20天内不少于276万斤。我们回去以后，又于12月18日专门召开“炒面猪肉会议”，布置在一个月内制作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的任务。各单位的干部、学校的青年，都积极行动起来，连夜架起炉灶，为志愿军制作干粮。 至11月底，就送往前线400多万斤炒面，随后，大批的干粮、干菜、熟肉和香烟等慰问品送上前方。为了保证志愿军战士的营养，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如在炒面中加黄豆粉、盐、菜等，很受欢迎。然而，东北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满足志愿军的需求。于是关内各单位的干部群众也投入了这项工作，周总理亲自参加了炒面活动，给大家极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东北局组织部从全区各省市抽调了数百名地县级干部和数名省级干部到各后勤分部加强领导力量，并给中央打报告，请求增派一些领导干部加强战勤工作。各级政府继续动员组织大批民工、马车、手推车、牲口等，配合机动车辆一起，把沿江积压的物资源源不断地往前线抢运。 12月10日，我和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带着数百名从各地调来的干部一起再次来到朝鲜前线。这些干部大部分组建成第五分部，一部分到原有的三个分部加强那里的力量。我们先在鸭绿江边一个地方集结，进行人朝前的思想动员。要求大家入朝以后，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朝鲜同志，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切不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工作上要服从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服从工作需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报酬，等等。过江后，他们立即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我和陈伯村赶到志司向彭总汇报落实各项措施的情况。这次赴朝鲜的还有大批司机、翻译、技工、民工等前勤服务人员，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杜者衡就是这次调到朝鲜来接替我的工作，担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政委的。 战勤机构经过这次调整和加强，工作有了明显的改善，后方人民支援的食品、武器装备和各种慰问品不断送到前线。元旦和春节前，后方人民送来大量的慰问品，黑龙江省的群众一次就送了6300头猪，毛巾10万条，肥皂10万块，香烟30万盒。热河人民送绣花烟荷包165大箱。内蒙捐黄羊肉干、肉松3万余斤，此外还有各地群众送的棉被、大衣、碗套等。后方人民的支援，从精神上、物质上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这次在朝鲜停留了13天，于12月23日返回沈阳。 几天后，在第三次战役即将开始时，我又一次来到朝鲜，这次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各后勤分部和兵站工作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后勤工作。 经过这一阶段的实践与不断改进，各分部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前勤工作就由杜者蓄留下负责，而我便把主要工作转到铁路运输方面去了。 这次在朝鲜呆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2日才回沈阳。 我们于12月30 H出发，同去的有秘书林源、翻译林光浩、警卫员等，周纯全去前方慰问，也和我们同行。 此时，志愿军司令部已移到成川郡君子里的花雨洞。 当夜，我们到达三分部所在地定州安兴里，并在此度过一个不寻常的元旦。敌机不断轰炸扫射，物质条件极差，战勤任务紧张而繁忙，但这里的同志们仍不忘庆祝过江后的第一个元旦。当然是很简单的，加了几个素菜，居然还有少量的酒，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大家举杯欢庆新年到来，共同祝愿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这里，我了解到三分部的干部仍然很缺，当即让他们带着我给陈伯村的信，去沈阳要人。 元旦当晚，即出发赶路，道路生疏，处处是被积雪掩埋的弹坑，桥梁毁坏，又是闭灯夜行，司机怕翻车，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前方的道路，不敢稍有松懈。就这样，还是多走了80多公里的冤枉路，有一次还差点走到敌人方面去。幸亏遇到一位朝鲜人民军的军官，才把我们送上大路。到达安州时，已近早上5点钟，天已放亮了。敌机很快就会来轰炸，我们不能继续赶路，便借住在一朝鲜老乡家。房东是一位妇女，蓬头垢面，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她对我们很热情，说天下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志愿军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幸福。她还向我们讲诉了美李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许多暴行。 夜幕降临时，我们又出发了，经顺川到达成力}，但却找不到花雨洞，问当地群众，都说不知。我们在街上一转了足有半个多小时，遇到一辆从顺川来的吉普车，才把我们顺利地带到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花雨洞。此时，我们已是疲惫不堪，倒头便睡。 花雨洞是个很大的铅矿洞，志愿军司令部就设在洞里，比较安全。4日，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汉城。中午，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同志设“宴”，既是庆祝胜利，又是为我们接风。彭老总、洪学智、解方及朝鲜人民军的金雄等，都参加了，气氛很热烈，话题也很广泛。当谈到后勤工作时，解方说，敌人对后勤工作很重视，其军队的三分之二是后勤部队，作战部队只占三分之一(另有资料说，美军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而我们是一个后勤人员供应6-10个士兵)。我们的后勤工作不仅人员少，而且有许多不利条件，如运输线长、桥梁多;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一旦道路桥梁被炸毁，运输更困难。 朝鲜山多天寒，部队行军作战不便，后勤供应跟不上，影响部队作战。从他的谈话中，我深深感到，这是在向我们提出更艰巨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运输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了。现在，汉城解放了，运输线延伸至500至70。公里，运输将会更加困难，但又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陷人苦苦思索。 周纯全本是来慰问的，结果在志司被留下担任前勤指挥部的部长，这样，前勤工作就由周纯全、东后的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杜者蓄三人负责，加强了前勤指挥部的力量。 8日，张副司令来到志司，我们两个张明远见面，不免又引来大家一番笑谈。他告诉我们，前勤指挥部已搬到新溪，杜者蓄已经到任了。当晚，我们两个张明远一起离开花雨洞向新溪进发。 我们一行共有五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分两组行进，张副司令的车在前边带路。车过江东，即遇敌机轰炸，在我们左右抛了两颗炸弹，好在未受损伤。这一路有许多小河沟，有一段路完全被炸坏，我们又不能开灯，只得小心地绕过一个个弹坑，徐徐摸索前进，速度极慢，总共一百三四十里的路程，竟走了7个小时，才走到一个叫黎里的小村庄。此时，天已放亮，我们匆匆隐蔽好车辆，便分头休息。经过一夜紧张劳累，大家很快就都入睡了。 几声清脆的枪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看一眼表，正是早晨8点，敌机临空了!还来不及出外躲避，就听到敌机低飞掠空的叫嚣声和机枪扫射声，它们在空中盘旋了五六分钟后离去。我们乘机迅速离开住室，奔到附近山脚下躲避，又在山上找到几个小山洞，白天敌机又来过几次，我们就在山洞里隐蔽。下午4点多，大已黄昏，我们回到住地，大家吃惊地看到，早晨睡觉的土炕被一排机关炮击中，我所乘坐的吉普车底板也被击穿，幸未伤及机器要害。司机小吉伸舌，笑道:我的妈呀，好险! 下午就下雪了，此时雪更大，这种大气，敌机是不会出动的。 我们冒着漫天大雪又上路了。天未断黑，道路依稀可见，汽车开足马力赶路，一口气跑了一个多小时，天黑透了，车速才慢下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我们身上，很快融化，湿透了衣服和鞋子，寒气越来越重。这段路不熟，几次走错，次日凌晨三点半才到达南汉里。 我一面派石山等两位同志到沙里院(三分部设在那里)了解情况，一面让秘书林源对驻地的社会情况作一些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战争爆发以来，群众的负担很重，公粮征收一般在20%以上，有的高达40%-50%。为了完成征收任务，一些村干部和党员常常态度生硬粗暴，引起群众不满。老百姓普遍厌战，盼望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几天后，石山从三分部回来反映，虽然三分部的人员和领导力量都有所加强，但因种种原因，部队对后勤工作仍不满意，希望尽快解决。经过商定，决定把石青同志留下，作为中方代表参加筹粮工作，石山仍随我一起去一分部检查工作。 17日晚，我们一行10人乘两辆吉普车向一分部所在地龙兴洞进发。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其间，我曾回君子里的志司总部参加筹备中朝两军高干会的工作，很快就返回龙兴洞了。在这里，工作之余，也作了一些社会调查，林源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个村子战前有90户人家，现在只剩了60户，劳动力减少了一半。战前，该村约有劳力100人，战时被李伪军杀害9人，关押8人，逃亡17人，15人参加人民军。因战争破坏，房屋倒塌，街市萧条，没有市场和商店，连日常用的食盐、火柴等，都无处去买，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我们还了解到，一部分朝鲜群众对志愿军人朝作战心存疑虑。住的时间长了，就有人问我们:“中国是不是要在朝鲜建立政权?”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讲中国的社会性质，讲抗美援朝与军事干涉有本质不同，既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的安宁，也是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谊援助，等等。经过这样的宣传，他们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对我们更加热情了。 一分部的情况比较好，他们对后勤工作有许多改进。汽车运输周转的时间已经加快到四天一来回。经过同志们想了许多办法，单车的载量也有所增加，嘎斯车原来只装约800双棉胶鞋，现在增加到1700双左右，吉斯车增加到2400双。装卸工作也得到改善，速度有所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占用民工较多，包装用的麻袋不足等。伤病员的转运工作也进行了改进，要求参谋处、管理处、汽车团、运输队等各部门出派一名得力干部，在顺川、三登、铁原，分别设立伤病员转运指挥所，协调伤病员和物资合理运送。 一分部的同志特别提出保证司机的营养问题。司机们日夜在敌机轰炸扫射下冒死运送伤病员和军需物资，工作时间多在12小时以上，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使他们的体力大大下降，影响运输任务的完成。因此，分部的同志们提出，给司机全部配给细粮，增加油和肉的配给量，配给辣椒面，以提高视力，等等。同时，还要求调派司机助手或预备司机，以减轻其工作量，增加休息时间。这些意见和要求都是合理而又可行的，我们当即同意执行。 26日，来到供给处所在地钟平里的一个山沟，了解到这里的装车问题已基本解决，各处与汽车团的配合较好，有的还订立了联系合同。问题较大的是在储存方面。这里的物资都存放在露天，雪一融化，有的已经渗水，若到夏天雨季，问题会更为严重。此外，物资存放较乱，警卫、管理，都顾不过来，常有丢失现象，发放物资的头绪较多，制度不健全，账目不严谨，也造成一些混乱现象。财务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中朝货币没有统一标准的兑换比价，各单位买菜的价格差异也很大。而后勤部对于战费的标准没有明确的指第七章折的征程示，虽然规定了每人每天一斤菜，但实际在财务上却很难计算费用。所以，供应处的同志在思想上有顾虑，怕将来出了问题说不清楚。有的同志无可奈何地说:“就这一百来斤了，要咋的就咋的吧!反正工作还得做。” 这次到前线实地考察，对后勤工作总的印象是，五个分部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特别是公路运输的线路和兵站，在防空、抢运等方面，在实战中取得不少宝贵的经验，使后勤供应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铁路运输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客观上，运输线长，敌人轰炸造成道路桥梁巨大的破坏，修复起来要比公路更困难些。但在主观方面，也存在管理和协调不善的问题。中朝双方的物资、兵员、伤病员、难民等，以及苏联援助的物资(因海上已被美军封锁，只能从我国运送)，军需民用，各方面的任务都很紧急，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就在我们视察后勤工作期间，1951年1月22日至23日，周总理在沈阳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聂荣臻、杨立三、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议一致认为，后勤工作对朝鲜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作用，而运输问题又是后勤保障的关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与此同时，1月25日，在朝鲜召开了中朝两军高干会议。早在1月10日，金日成就曾亲自到志愿军司令部会见彭德怀，就前几次战役的情况和下一步的部署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商定建立两军统一指挥机构。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两军联合司令部，金日成、彭德怀、高岗等都出席了会议，我为高岗起草了关于后勤工作的报告，并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洪学智已有回忆录，这里不再赘述。 2月2日，我带着这些问题和一身的风尘回到了沈阳。 我向东北局汇报了此次前线视察工作的情况，以及自己对后勤工作的一些想法后，东北局认为，组建志愿军战勤机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今后的具体工作由前勤指挥部负责，决定让我把工作重点转到铁路运输方面去。 四、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 抗美援朝初期，即对东北的铁路运输工作实行军事管制，由铁路局局长刘居英负责。出国以后，遇到许多新问题。首先是中朝双方各自管理自己境内的铁路运输，难以统一协调，安全保卫也是个大问题，朝鲜铁路仍使用明码通讯，不适应战时保密要求，加之，特务奸细活动猖獗，敌人很容易掌握我们的运输信息，常常是列车一出发就被炸，甚至对我铁路仓储也进行疯狂破坏，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现象在1951年4月之前尤为严重。4月8日，一次敌机准确袭击我三登库区，投放大量燃烧弹，炸毁84节车皮的物资，其中生熟食品即达287万斤，食油33万斤，衣服40余万套，胶鞋1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当时，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一70%可运达前线，其余均在中途被毁。  志愿军总部对于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刚入朝不久，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加强铁路运输及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他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入朝)，提出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设想。12月3日，高岗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商讨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随后，中央派了三位代表就这一问题同朝鲜有关方面进行会谈(我方代表是东北交通部部长叶林、东后司副司令员张明远、铁道兵的彭敏)。 在中朝会谈中，涉及“联运司”由谁牵头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议。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这是个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牵头。我力一代表则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部分机车被截在南方，而目前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车辆、司乘人员等等，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已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应由中方牵头。谈判相持不下。4月，问题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说，问题不在朝鲜而在苏联，并表示由中央负责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后经周总理与斯大林电报联系，苏方召回了驻朝顾问，同意由中方负责组建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 1951年“五一”节以后，中央做出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决定(并把铁道兵划归其领导)，统一指挥中朝两国铁路运输和道路抢修等工作。 8月，在沈阳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任司令员，刘居英、叶林、李寿轩、南学龙(朝方)为副司令员，我任政委，崔田民为副政委。从此，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得以统一调度，统一由各后勤分部负责运送(不久，苏方停止援助朝鲜，所需的军用物资都由我方购买)。在安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0年11月，就派了公安部队人朝担负警卫、押送和防空哨等任务。当时在各交通要道都设了防空哨，发现敌机及时报警，沿途修了防空洞，或利用山洞，在敌机临空时，可随时隐蔽车辆。同志们还设了一些假目标，诱敌上当，消耗其弹药。在管理方面，取消明码通讯，由刘居英亲自编制了一套密码，只有少数人知道，杜绝了失密。运输方式也有改进，一旦道路修通，立即连续发出多列重载列车去前方，白天走空车，夜间走重车，去时运物资，返回时运伤病员和难民。 在运力上，采取长短线运力配合、机动车辆和人力、畜力相配合的办法，铁路运长线，汽车、畜力和民工运短线。物资到站，及时组织抢卸抢运(短线)，减少站内损失。在被毁路段，组织人力、畜力、手推车等抢运。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物资的损失，也避免了汽车长途运输的许多不便。对被毁路段、桥梁的修复，由于铁道兵参加，效率也大大提高。敌人白天炸，我们晚上修，一般当天即可通车。在抢修路桥期间，沿途就把物资准备好，一旦通车，立即装运，各方协调配合非常好。 不仅是铁路、公路运输形成一个整体，整个后勤工作，从1951年春天开始，也逐步形成一个由物资运储、医护卫生、防空、公安警卫，到工程、工兵等多兵种组成的综合体系，它已远远不是过去战争中的后勤体制所能比的了。1951年春夏之交，正式成立了由多兵种组成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统一负责朝鲜前线的后勤工作。 至1951年底，当志后司的工作全面展开以后，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我不再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 在此期间，中央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去苏联商谈援朝物资和改善我军装备问题。据高岗回来讲，苏联将帮助我军装备60个团(空军)，并派空军驻安东(今之丹东)，沿江进行活动。 也就是在1951年，我看到一份中央转来的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内容大意是说朝鲜战争打得很好，彭德怀是个优秀的将军。高岗说这是斯大林用化名打来的，他没有说斯大林为什么发这样一个电报，只含糊地流露出似乎有人对彭德怀在朝鲜战争的打法有意见。因是绝密电报，我也不便多问。 总的来说，彭德怀对东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非常满意，他不止一次在志愿军干部中和会议上说过，志愿军的胜利，主要是得到高岗和东北的大力支援，说若要论军功，后勤占60%，前方只有40%。还说后勤工作主要靠两个麻子(指高岗和洪学智)。 另一方面，他也流露出对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说总后的人不了解前方的情况，坐在北京死搬规章制度。一次他回国路过沈阳时，发牢骚说，中财委给志愿军调拨的玉门汽油，价格比进口汽油还贵，说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他们还要赚志愿军的钱!他想通过高岗组织人搜集有关援朝物资价格方面的材料，说要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高岗劝他说，物价问题很复杂，你不懂。陈云是内行，你到北京时不妨去向他请教一下，把问题搞清楚再向中央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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