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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哲学专栏:佛教与中国佛教

 潘海露 2023-07-30 发布于江苏
中国佛教哲学专栏:佛教与中国佛教

佛教 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性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间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王子悉达多·乔答摩(Siddhārtha Gautama),即释迦牟尼创立。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之一。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不净”、“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三世轮回。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称为“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包括在“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八正道”、“涅槃”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反对“婆罗门第一”,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由此形成的僧团,主要受到刹帝利、吠舍种姓的支持,因而得到传播。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佛教的演化大致分四个阶段: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说,为原始佛教;从前4世纪中叶起,由于内部对教义和戒律产生认识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后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为部派佛教;1世纪左右开始出现大乘佛教,而把此前和坚持此前教义的佛教派别称为小乘。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自利利人为号召,提倡主动入世,普度众生,参与社会生活,其教义亦由重点阐述人生观转向重点说明宇宙观,最终目标则由一般的解脱、涅槃,重点转向觉悟、成佛。由此,从尊释迦牟尼为佛,发展成为佛有“三身”之说。在时间上,有三世诸佛,在空间上,有十方诸佛;而“涅槃”则由消极的寂灭无生,开拓成为一种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的人生理想和世界理想。与此大约同时出现了种种关于“净土”的信仰,尤以西方弥陀信仰和兜率弥勒信仰流行最广。某些民间流传的天神龙鬼,也往往被吸收成为佛教的信众和弘法护法者,从而使佛教增加了多神教的色彩,其崇拜对象,亦由佛塔扩大到佛经。行此大乘之道者,号为“菩萨”,称小乘行者为“声闻”、“缘觉”,亦名“二乘”。此后,大乘中又发展出“中观学派”,倡“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行派”主“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两大理论体系。中观学派强调以“人无我”和“法无我”之“自性空”,同所谓小乘佛教唯主“人无我”之“破析空”在哲学上区别开来;瑜伽行派强调以伏灭“烦恼障”和“所知障”,同所谓小乘佛教唯主伏灭“烦恼障”在实践上区别开来。但部派佛教的势力依然强大。至少在6世纪以前,正量部、经部、说一切有部等仍很活跃。南传上座部更流传至今。7世纪以后,大乘派别的一部分同婆罗门教混合,逐步形成密教。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世纪后又渐有复兴。它的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在长时间内不间断地出现,大多成为各宗各派立说的依据,所以种类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历史上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四种主要文本。从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中经前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与东西方多种古代文化和宗教交流,终于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由不同语种形成的“三藏”也有差别。一般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其经典属汉文系统,称为汉传佛教;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和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等地区的,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流传,信仰者多为亚裔,而思想影响则相当广泛,既有哲学的,也有宗教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全世界有佛教信徒3.11亿。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内陆,魏、晋、南北朝时(220—589)得到大发展,至隋、唐(581—907)达到鼎盛,形成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以及三阶教等中国佛教宗派。佛教也在唐初传入西藏地区,继承了7世纪以来印度的大乘显密教法,并与当地本教相结合,开始形成别具特点的藏传佛教。两宋以后,内陆佛教与儒、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增强,其自身势力逐渐衰微,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深刻影响,在辽、金、西夏等朝代,还相当兴盛。至元代,藏传佛教大兴于全国,深入地强化了与内陆佛教的交融。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佛教界展开复兴和改革运动,佛教的发展转向新的时代。

中国佛教 在中国境内流传和产生的所有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三个系统。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陆,被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在某些诸侯王和宫廷中流行。东汉末年,主要由西域来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开始向全国传播。主要有安世高传译的小乘佛籍和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经典。魏晋时,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贵无派相互激扬,受到上层士大夫的欢迎;毗昙学崇有,也相当流行。至南北朝,各地普遍扶持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最快、普及率最高、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南朝以宋文帝、梁武帝为代表,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重点支持义学的研习和弘扬,以及建筑寺院,修建斋会等;北朝曾发生过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事件,表明佛教的增长更甚于南朝,已达到国力难以承受的程度,其在度僧造寺、开凿石窟、组织译经等方面,尤为突出。佛经的翻译,从西晋竺法护以来,有长足的发展,后秦有鸠摩罗什,标志译经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北凉有昙无谶,北魏有菩提流支等,其所译佛籍,都能开创一代思潮;南朝宋有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梁陈间有真谛,也译介许多影响全国的经论。中国汉传佛教依以形成学派和宗派的典籍,大都完成于这个时期。继支遁、道安之后,慧远的神不灭论、僧肇的般若论、道生的佛性论等,为形成中国佛学的理论体系起了开创性作用。与此同时,重点弘扬《阿毗昙》、“三论”、《成实论》、《涅槃经》、《楞伽经》、《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经论的各种师说,纷然而起;僧侣们往来于南北各地,各种学说相互沟通,佛教成了密切多民族关系、增进相互融合的重要纽带。儒、释、道之间进行着长期的争论,既有激烈的斗争,更多的是互相渗透,相互吸收。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基本上采取三教并用的方针,佛教则进入鼎盛阶段。僧尼无籍者的数量比可统计的人数要多出很多;寺院经济享受豁免赋役的特权,得到高度发展;译经成为国家的事业,著名的译家有玄奘、义净、不空等;佛教义理由主要依附译典,转向创立起多种独立的思想体系,适应中国社会的礼仪法规基本建立,从而出现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和三阶教等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并先后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邻国。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其中一部分变成全民性风习;佛教思想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两宋期间,禅宗独盛,受士人的影响很大。佛教的基本理论,多为儒家所吸取,亦成为道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各大宗派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并日益与儒、道相调和,本身相对衰弱,但在辽、金、西夏等地区,佛教力量依然强大。它的经典,自两晋时期开始整理,至于清代,经手写、印刷,形成规模宏大的文库,称经、律、论“三藏”,流通于所有汉文文化圈。在西藏地方,松赞干布(617?—650)提倡佛教,吸取汉、印佛教教理,并与西藏传统的苯教信仰相渗透,逐步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曾一度中断。约10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重兴,陆续产生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派别。至元朝初年,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1264年设释教总制院,统辖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命八思巴为国师兼领总制院事,藏传佛教上升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遍及蒙古和江南。明初宗喀巴实行改革,建立格鲁派,受到朝廷的支持,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派别。藏文佛经多保存在《甘珠尔》和《丹珠尔》中,与汉文大藏经互补,堪称佛教双璧。云南佛教历史悠久,南诏时期(748—937)阿阇梨教流行,大理建国(938),又传入上座部佛教,均与本地傣族等民族的土著信仰和风习相结合。13世纪开始刻写傣文贝叶经。随着近代民族觉醒和变法维新,佛教掀起复兴和革新运动。早期有杨文会搜集和刻印佛典,兴办佛教学校,阐扬佛家教理,欧阳渐等继承其事;太虚则倡“人间佛教”,促使佛教本身向现代社会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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