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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是一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喜欢生活在沿海、沙滩、礁石等处，种类繁多，全世界均有分布。对于人类而言，除了海螺肉可以吃之外，颜色和形状各异的海螺壳还可以做成精美的装饰品、器皿甚至乐器、宗教法器。 海螺文化的变迁 中国海螺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商周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几个主要阶段。海螺材质脆弱，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存世数量比较有限。 1995年，考古工作者对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进行发掘，发现一枚新石器时代的海螺。这枚海螺中间有穿孔，是作为装饰物使用的。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M51和M68中发现秦汉时期海螺，海螺加工磨制成的圆片状装饰品，直径5.7—7.7厘米，中间有穿孔，有的镶嵌绿松石，被镶嵌在其他器物如金腰带上作装饰，共计26片。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藏 震旦纪海螺化石 青藏高原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在一系列东西走向的浅海海湾中，生活着珊瑚、海绵、海螺等海洋古生物。后来随着地壳运动，海水退却，高原隆起，由此留下了珍贵的海螺化石，如现藏于甘肃临夏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的震旦纪海螺化石。 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壁画中频繁出现海螺的身影。龟兹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公元3世纪至4世纪佛教开始盛行，随后开窟造寺活动空前。龟兹石窟的壁画中，北魏早期风格的第251窟，北壁的天宫乐伎在吹奏海螺。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及龙门石窟中也发现有吹螺的伎乐形象。莫高窟第272窟窟顶四披下方并排绘天宫伎乐一周，特别是西壁的海螺被排列在居中显著的位置，凸显出海螺在佛教中“法器”的功能，演奏的可能是佛教音乐。1965年出土于南京象山王兴之墓的东晋鹦鹉螺杯，长13.3厘米，宽9.9厘米，高10.2厘米。此器利用螺壳自然卷曲的形状，在螺壳的口部及螺壳的中脊等处镶鎏金铜边，口部的鎏金铜边伸出双耳，耳的样式与同期耳杯的捉手相同，表明此杯用途与耳杯有相通之处。镶鎏金铜边不仅为了美观，也为易碎的螺壳增加了强度。鹦鹉螺是生活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域的一种珍稀贝类软体动物，在我国的南海也有鹦鹉螺栖息。 唐朝宫廷乐中颇为流行的“天竺乐”“龟兹乐”中有“贝”作为乐器的记载，名为“贝”或“梵贝”的乐器即是海螺。  清代银胎珐琅镶宝石海螺，口部接银胎珐琅盖，顶盖有钮。通体蓝釉呈莲瓣式，满饰缠枝莲纹嵌宝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班禅额尔德尼为祝贺乾隆皇帝寿辰进献此宝，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明清时期的海螺传世品较为丰富。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御用监负责采购并制作，据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其人物器具，御用监也；水池鱼虾，内官监也；围屏帐帷，司设监也；大锣大鼓，兵杖局也。”博古图中也出现了海螺形象，如康熙青花花盆上所绘海螺与花瓶、书卷、鼎等古董文玩并列，反映了海螺已进入博雅好古之士的视野。清代海螺的传播并非限于上层社会，在民间艺术中也广为人知，多作装饰元素。  海螺的功能 海螺从生活器皿到军事号角，从宗教法器回归到大众生活，其功用经历了一个螺旋形的循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器皿功能 利用海螺壳作器皿在《尔雅》中即有记载，“鸬鹚勺，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的《襄阳歌》脍炙人口，唐代张藉《流杯渠》也说：“绿酒白螺杯，随流去复回”。欧洲地区也视海螺为财富和美好的象征，如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嵌金银海螺酒杯，大约制造于16世纪末。杯身为一个完整的镶嵌有镀金银饰的海螺，杯柄为骑着海怪双手承托起杯身的男子，龟形底座，器型独特，造型优美。这类海螺产自澳大利亚和东印度群岛附近的水域，通过贸易到达欧洲。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嵌金银海螺酒杯   军事功能 吹奏白海螺时唇抵吹嘴，四指伸入螺内，吹气唇振发音。螺贝虽音色洪亮穿透力强，但一只海螺只能吹奏一个单音，受发音数目局限，无法作为旋律性乐器使用，只能视为乐队中的色彩性、补充性乐器。其出现与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音乐发展过程的自然选择。海螺因螺声嘹亮，且传达致远，被作为号角用在军中以号令三军，召集众人，发号施令。响亮的海螺号声代表着将士们在战斗中的骁勇和胜利，是力量、权威和统治的象征。《纪效新书·号令》有一段关于明朝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记载，“凡吹螺，是要众兵起身”。  宗教功能 在佛教中海螺有弘扬佛法、驱魔降魔的功能，可使佛法远闻，消除众生内心恐惧，是僧侣从事佛事活动、讲经说法时吹奏的法器，又可作为供器。作为法器的海螺种类繁多，材质各异，制作构思巧妙，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按佛经记载，释迦牟尼讲经说法时声音洪亮如同大海螺声，响彻四方，用海螺代表法音，折射出信众对佛教无比虔诚。我国一些地区的民众认为来自大海的白海螺是与龙王沟通的法器，往往用白海螺来祈祷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印度，白海螺还被视为供奉的容器，是神的化身而受民众崇拜。  美学功能 海螺作为一种纹饰，常见于瓷器、金银器、铜器、漆器、珐琅器上。如海螺飘带缠绕的形象，且与中国结成组使用，象征吉祥平安。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3月刊，作者为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金陵佛教文化博物馆>文博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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