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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9年，蒙古人灭南宋后，五世十一帝，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成功，由通州进大都，元顺帝北逃。至此，蒙古人统治中国仅89年的时间之后，中国再次回到汉人统治者的手中。但是，就在这不到一世纪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却发生了断代式的巨变。以至于，明代的社会制度、文化氛围，与不到一百年前的宋代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中学历史课本上关于元代的错误知识点，让当代中国人对这个朝代的等级制度有了一些错误的成见。课本上说，元代施行四级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事实上，元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非常混乱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上全面落实四级制。公号：无犀之谈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南人，也就是最后归顺大蒙古国的江浙一带的中国人，确实在各种层面上遭受着不公的待遇。元初，由于江南士人过硬的风骨，心中存着复宋的决绝，因此政府颇为忌惮，极少任用南人为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元代最著名的汉人文学家赵孟頫的仕途经历，若不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他既为南人，又为赵宋后裔，绝无可能做到那么高的官阶。此外，元代的官僚系统还有一个奇葩逻辑：汉人的鄙视链——也就是四级制度中的汉人鄙视南人。汉人指的是中国北方的汉族中国人，进入仕途的汉人（中国北方人）对于南人的歧视，甚至比蒙古人、色目人更过分。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南人一旦进入帝国权力核心，不会撼动蒙古贵族的权力，但一定对同为汉族人的北方汉人产生影响。南北方的汉族中国人，学术上同治经史子集，在治国方略上也有共通之处，因此处在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层次上，属于一种竞争关系。相对于前朝赵宋，元代的教育体系也缩水不小，江南科举出身的儒士家族衰败的很突然，而这些曾经依靠科举出仕寻求上升通道的南人，必须要尽快找到新的谋生途径，是什么呢？这些人中，有人从商，有人从医，有人以贩卖书画作品为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去写了杂剧和小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我们都知道，有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对文人最好的朝代，即便将宋后千年的历史加总进去，也再没有哪个时代能如宋代一样对待文士那样优渥及充满善意。在两宋三百年间曾经高傲的儒士，竟然沦落到了第九流，元代不过百年的历史，彻底的摧毁了儒士的社会阶层优越感。我们从《东京梦华录》中看到的北宋都城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繁盛景象，而到了元代的都城，也就是今天作为都城存在的北京的最初形态——大都，是什么样呢？在元大都的中心位置上有一座齐政楼，功能上就是鼓楼，有一座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公号：无犀之谈齐政楼北侧是一座三层的钟楼，上面有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到了三更，也就是午夜十二点，钟响之后，任何人都不允许上街出门，只有特别紧急的事，比如孕妇生产或要死的病症，才可以申请出街。从宋到元，不过百年间，城市治理上从宽松到严苛，竟然可以变化得如此猝不及防，也是明代无法追效宋治的一种观察角度。元代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全面进入中原统治的朝代，在这个朝代交替的过程中，汉人所承受的屈辱感，并不仅仅是一种感受，而是实打实的仇恨。元至元十四年(1277)，党项族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杨琏真迦管理东南的佛教事宜时，在杭州驻扎在灵隐寺西部石笋山下的永福寺，准备复建江南诸寺，但预算不够。至元二十一年，这位藏传佛教的僧人和他的拥趸们开始挖掘先朝陵寝，获取冥器敛财。公号：无犀之谈翌年，他们竟然向忽必烈提出，要把绍兴的宁宗墓地、钱塘南郊的宋朝祭天台拆毁建为寺院，新修寺庙的僧人可以为忽必烈和东宫太子的长寿安康祈祷。于是，杨琏真迦在本年八月在绍兴挖掘了南宋帝陵，挖出的宋理宗尸身外观完好，杨琏真迦就以理宗头盖骨制作成骷髅碗当作饮器。十一月，杨琏真迦又挖掘了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的皇陵和四个皇后的陵墓。杨琏真迦把南宋帝后的遗骨和牛、马、羊、犬的骨骸混合埋到凤凰山（今杭州市馒头山）的皇宫遗址上，在上面修建“镇南塔”表示镇压之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挖掘前朝皇陵的事！至少，从没有过当朝皇帝公然允许挖掘前朝皇陵这种匪夷所思且令人发指的事件。这种事，以前没有过，后来的明清两代，也没有过，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只在元代发生过。不到一百年的元代，对于中华文明体系的摧毁力度，是我们站在后世所无法真实感知到的。至少，就我本人，所能感知到的——这，不，是，中国！我在这里，只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地讲几个元代的片段，如果你更深度的了解了蒙古人在统治中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很多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明之间不过百年相隔，却似断代。明代一个特别悲催的问题在于，创始人朱元璋，继承了元代的很多违背社会进步的制度，比如科举，但却摒弃了元代很多优秀的制度，比如开放的沿海商贸体系。在元代，三年一考，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难度很低，而汉人和南人就要难很多。更重要的是，元代针对汉人、南人的考纲用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而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到了明代，朱元璋特别讨厌孔孟对于皇帝的批评，专门出了一本阉割版的《孟子》，科考的考纲用的也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其他一些与朱熹同一学术体系下的内容。说到底，理学在南宋萌芽，到元代成长，到了明代，已经成了官方强力背书的学术。熟悉宋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有宋三百年，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伟大的、令人敬仰的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士大夫，最看不起理学，或者说，嗤之以鼻。这也是宋代与明代仅隔不足百年，却在文化场景上区别巨大的一个观察视角。多说一句，在宋代，读书人之所以受到尊敬，因为他们读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进入庙堂，至君尧舜。而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要当官，并不是一味的向皇帝妥协，而是希望用理想主义视角撑展开一个时代，这其中的佼佼者，比如王安石，比如苏轼。公号：无犀之谈由于元代对于读书人在制度意义上的蔑视与打压，传承到了明代，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明代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读书人，一种是纯粹读科举的考纲，写八股文的读书人，目的就是要做官，要听皇帝的话，做皇帝的狗，帮皇帝办事，完全没有了学术精神。另一种读书人则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主动放弃了科考之路，坚持自我。你们看，这是不是很像元代那些被排斥在仕途之外的南人？与文化体系相比，明代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也最令后人扼腕的在于，闭关锁国，始自明孽！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大部分制度，却没有继承元代的贸易精神。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过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轻视商业，边境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有明一代贯穿始终的政策是：海外贸易不是互利的，而是天朝恩赐。在宋代，一艘商船从大海上影影绰绰地驶来，就意味着大笔的财富即将到来。明代官僚的认知中，这些外国人来中国，纯粹是仰慕天朝，过来朝贡的，而不是经商的。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鸦片战争，几百年，中国，几百年啊，就这样被一场荒唐的海禁给耽误了。即便在今日之中国，国人依然没有从这条陈旧的思维轨道上完全摆脱出来，社会上依然有很多人，对海外世界充满了偏见和敌视。其实，作为一个深度研习宋代的历史爱好者，东坡门下一棵柳，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总在想——如果宋朝没有灭亡，不仅中国，还有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如何发展？历史永远没有如果，最近我在读一些元代历史的相关书籍时，对于宋朝的灭亡，更增添了很多无奈与失落。以前，我尝以为崖山一战是中国的封底，后来逐渐明白，明代，真的是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的格局与气质。闭关锁国，导致世界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理解，东西方价值观在缺乏沟通基础的情况下唐突且鲁莽的碰撞，这些年来，双方都碰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有时候我们委屈于世界对中国的浓浓敌意，反过来想，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崇洋媚外时代后，今天，又何尝不是在以敌意反馈于世界呢？可是，或许，还是德国先哲看得更通透一些：我们唯一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从来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注：插图节选自宋徽宗《文会图》局部，及赵孟頫画作，传为其本人像。文会图中，文人学者以文会友饮酒赋诗。九名文士围桌饮酒赋诗，宋之风雅，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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