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今天在中国的存在，早已脱离了传统古典园林的语境，却在地产市场上成为居住品质的象征，这种观念是如何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造园与政治环境有何关系？文人造园的传统发展到今天的建筑学实践和话语中，出现了所谓的文人建筑师，我们应如何看待他们？又应如何看待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园林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难发现在许多场景中“园林”都是一个十分好用的“招牌”。 譬如售楼部的销售人员，能够直接通过“园林社区景观”几个词，强调出自家社区“高品质”的生活体验，使绿地率和容积率等枯燥的数字，在非专业的消费者面前能够灵活的转化为可以被想象的画面，并成为抬升价格的重要要素之一。 当然，这种噱头式的宣传很多时候“难登大雅之堂”，但不难看出“园林”是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可的，颇具国民基础一个词，或者是一种思想。甚至很多时候，“园林”就等同于中国建筑文化的代表。 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园林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汉以前为帝王苑囿为主体的思想；魏晋南北朝奠定了山水园林的格调；唐代风景园林全面发展；两宋时造园风气遍及地方城市，影响广泛；明清时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均达盛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三百多年的分裂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社会上普遍流传着消极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文人和士大夫一族普遍对政治厌恶和对社会不满，于是寄情山水，避世之风四起，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等，纵情山水，崇尚隐逸，于是兴起造园热，此时园林多为写意山水园，模仿自然为主，奠定了山水园林的基础。以前园林的狩猎功能消失或仅留象征意义，游赏成为主导功能。  两宋时期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朝廷内外党祸甚烈，波及面甚广。知识分子中部分人不甘心沉沦，追求不同于流俗的清高、文雅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这时文人士大夫造园活动兴起，他们有的参与园林的规划设计，有的著文描述描述某些名园从而发展了“园记”这种文学载体。这些都促成了“文人园林”的兴盛。 明清时代是中国园林发展的成熟期，明清两代君主集权随着朝代更替越发加强，绝对集权的统治下要求更严格的封建秩序和礼法制度。而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相应的市民文化的勃兴，又要求一定的思想解放。而文人造园就是这种压抑心理的释放，借此避世。最后发展成士文人和士大夫一族一旦离开朝野，都会去造园。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社会上的动乱以及政治上的压迫都会引起一股造园的风潮。
造园不是一般平民阶级可以进行的活动。它从历史来说就属于文人士大夫或者精英一族。其中一些文人官场失意，对仕途丧失了信心，同时又对田园充满了向往，这样在离开仕途以后着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园林，开始造园，开始隐居于自己创造的田园中。比如陶渊明，向往得是自然得山水，而它们如果不想去深山中又想近距离接触自然的话，就必须要通过造园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就是传统的私家园林。  留园 夏   如果说上面的文字在于指出园林本质上是一种以“避世”为底色的精英活动，那么在今天——或许不止在今天，这种“精英阶层”与“消极避世”状态的碰撞，使得“隐匿”的目的和结果，正在从“消声”转向“扬名”。 就像提到“归隐”会想到陶渊明、苏轼或是竹林七贤一样，在现代城市中，我们提及人文建筑，提及园林式建筑，又或提及文人建筑师，总会下意识的想到许多名字。比如象山校区和红砖美术馆，建筑呈现的看似曲高和寡的文人色彩，似乎正凭借这种符号化的“名片”回归公众视野之中。从这种角度而言，出世与入世是相辅相成的。
而这种“名片”却正在演变成另一重枷锁，就好像王澍总和“文人”绑定在一起，刘家琨又总和“川渝”绑定在一起，不管这是主动还是被动，建筑师和他的作品都被限制在一个“舒适圈”中——当然，对于大多数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们，这显然是一种自我选择。 这样的自我选择真的是好的吗？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传统文化对建筑的赋值依然保有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尽管这些建筑的出现本身，可能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建筑难以被阅读，功能或是商业性至上，他们或是沦为社交媒体中拍照的背景板，又或是被管理方强行阉割掉部分社会功能。从这种角度来说，这样的“出世”又能算成功吗？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推给“愚蠢的甲方”、“缺乏审美意识的公众”、又或者“混乱不堪的建筑市场”，继续做神坛之上的精英，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我或许很难夸口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气质的建筑，但有一点总归不错：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优秀建筑师的介入。不只是美术馆和歌剧院，不只是乡村别墅和教堂，高层住宅、商业广场和办公楼同样期待他们的加入，在精英阶层之下，是普通人对生活的期待。 而我也期待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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