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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与不少同龄人一样，喜欢看书，主要是看一些像收获之类的文艺期刊和国内外长篇小说。那时，自己除了看小说书、看电影，加上集邮和游泳，就感到没多少娱乐活动好参与了。那年头在学校里，也觉得没什么书好读！其实，当时读了也无用，毕业分配时，还不是按家庭的具体情况“四个面向”奔赴农村、奔赴工矿……所以，回到家里就只有看书。 当时，拥有一张图书外借证、包括学着写些小文章，成了自己的主要精神寄托。后来，开始向报社投稿，但一次都没被录用过。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期，心有不甘，转而书写群众来信。这倒是解决了一些提出的问题。如向新民晚报反映55路车某售票员态度恶劣，信转至公交五场，最终扣了他五元钱月度奖；又如向解放日报反映住宅附近有家工厂的冷却塔，到了夜间每每扰民，之后报社记者前来采访，经过一番调查和交涉，结果使它不再发出烦人的噪声。 直到九六年，确切点说是九九年，总算有了一点进步。由我执笔的文章在所在工作领域获得较高奖项，又进入论述上海某个行业的工作汇编，交由百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虽说，有一万四千余字成了铅字，课题组还拿到了千余元奖金，应该说是个成功。然而，从发表作品的角度看，这还只能算是搭车，因为仅仅在论文集中放了那么一个位置，占了那么一席之地。加上这毕竟不是公开出版物，有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稿件录用。 我没能好好读几年书，在恢复高考以后也没去及时充电。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主要来自于借阅书籍。记得在七二、七三年、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办一张区级图书馆的外借证不容易，得去找人。七二年，自己还在读所谓的初中，一个在校中学生，自然与书卡无缘。到了年底，被分配到一家市属大集体性质的小厂，以当时比较时兴的话来讲：“走出了校门，踏上了社会。” 参加了工作，也拿到了一张工作证。从此，有资格出入成人图书馆。于是，萌发了前去办一张借书证的念头。然而，那时候这书卡比较金贵，厂里四、五百个人也就五、六张，据说全让书记，厂长还有工会和团总支的头儿给瓜分了。我一个小小学徒工，是想都别想，唯有到文化系统去找熟人……要不，直至吃了整整三年“萝卜干”饭，满师转正，一跃而为青工，还是没看到一丝转机。这种小事都办不了，可见那时候一个普通职工是多么地无奈。 如前所述，组织上不能解决，就只有靠自个儿。偏偏这书卡两年换一次，这样，每两年就得找一次人，也真够麻烦的。记得第四次，为了续一张借书证，还有过一次意想不到的遭遇，领略到有的人在职务升迁之后，似乎“人一阔，脸就变。”由此，感受到因时过境迁，也就此一时，彼一时了。虽然，之后因某种原因，那人态度忽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板结的脸上有了点松动，还露出了笑容。这前后的反差，让自己感到一丝欣慰：有幸未尝尽世态炎凉的滋味！ 然而，这姗姗来迟的笑容！是自然流露，还是一般应酬？还得看他在间隔八、九年之后，还能不能再替我办一张书卡。回到家里，我期待着、耐心地等待了近二个月，可还是不见书卡的影子。虽然，这事情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时任区文化局的副局长，让下属单位区图书馆给办个借书证，还不容易！再说，年轻人读书学习、即使是消遣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这看似十分容易，从情理上讲也该为我办妥的事，就是没给办。也许，那些局长们尤其是常务副局长日理万机，很忙，确实忙不过来；也许，他有点健忘，答应下来的事情，几天一过就给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但情况好像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后话。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本身，让我对人际关系的了解更深了一层，也让我丰富了社会阅历。 不久，我灵机一动：另辟蹊径，走迂回道路。就像战场上攻克一个堡垒，正面强攻不行，那就从侧面进击。于是，一个电话，打到该区一个人民团体的主任那儿，对方倒也干脆：“图书馆不在他们系统，但办张借书证应该没问题的”，说着便让我留下姓名。二、三天以后，他那边一个宣教科长上门给我送来了书卡，还说，以后这些事情就托他办好了。 为这件事，当时还被父亲讲了一顿：一张借书证，还让人家送过来，你也好意思；那些具体的手续，该你自己跑到图书馆去办理的。父亲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作为一个老报人，他赞成、支持我看书，也认可我借助于他的老同事、老部下，替我自己创造一些条件。但也不愿看到我表现出某种随意性，如一开始就以打电话的方式，托人家办事。又如未经他同意，就匆忙找人。 可我有自己的想法和苦衷，电话联系毕竟方便，不用一次二次地跑，也不用再看人家的脸色。再则，在这个世界上，我算什么呀！充其量：是一家中小型服装机械厂，手里稍许有点技术的机修工。讲有那么一点技术，是因为该厂机修车床的活，差不多都是由我承揽加工的。可我深知，一个普通工人，同公职人员、尤其是同那些有着一官半职的人，客观上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地位和办事能力相差悬殊，本身就不那么对等。 当年，也就是八零年的冬天（曾误八三年夏）。有天在厂里吃完午饭、到阅报栏读报时，无意间在文汇报的头版看到一则新闻，内容大致是：某区文化局长王某利用职权，压制打击该区越剧团某个著名演员！这篇记者专访类型的报道，洋洋洒洒，占去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看完全文，我是百感交集！毕竟我的第一张借书证，是他给我办理的；还是他早在七三年前往五七干校之前，托付他人为我办妥的。 只是，他在原区文化馆长任上升迁之后，态度似乎有了变化。也许，是时间改变了一切！我前后二次找他，中间毕竟隔了八年。当时，我猛然间闪过一个念头：早知今天，何不把自己写的那篇题为“文化局办公室内外的遭遇”的短文寄给他，让他多少受到一点启示呢。当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这事我做不出来，对长辈能这么做吗？其次，倘若真要发过去，估计那张纸也被他揉作一团了。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单位里推行办公自动化，这迫使日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员使用电脑，可我拼音、五笔什么都不会，只会看着键盘发呆。后来，借助于手写板，才解决了文字输入的问题。再后来，忽然对上网产生了兴趣，之后便是频频上网，一时活跃于新华论坛网友俱乐部。零三年底直至零四年这一整年，一天总有那么几个小时泡在论坛上，习惯上以跟帖为主，曾与几个朋友盖过一个3100余层的高楼，堪称新华俱乐部之最。2005年下半年之后，论坛过了全盛时期，我也从以往常去的论坛淡出，但仍与老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 此时，有个网友讲起：论坛上发帖子都是些片言只语，何不写些短文呢。他建议我还是弄个博客，说博客涵盖了论坛上的绝大部分功能，也不影响同朋友们继续交流。所以，自2006年下半年起我又涉足博客，并由一开始放置旧作，到后来继续写点小文章。前二天，游动到红袖添香，试投了一篇旅游途中记事。未料，首发竟然通过了编辑审核，这给了我不少鼓舞。我想，在那里能够拓展自己的网上生活，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方天地。同时，通过与网站编辑的互动，还能逐渐提高个人的写作能力。 2006-10-7（2728）始发于红袖添香
附记：回复新浪愽友 童心友写的“少年从军见闻录”堪称经典。这114集回忆录写得相当好，一篇一篇地细读受益不少。如果自己有相似经历，能不能写出来？不会写得那么多、写得那么好。友人具有超强的记忆力。许多年过去了，儿时从军进军大西南和之后许多经历，依然写得十分真切。在部队行军途中、在军分区当译电员，紧张而又繁忙，没时间写笔记。 我进厂不久，外出学过白铁工（说是副业），后来车间里让我做了机修车工，自己挺乐意的。做了约一年半，厂里让我再次外出学习白铁工。自己不从，则把我调离车间。于是，就进入一个怪圈。一开始忍受，后来就不那么安分了。你让我吃瘪，我也让你不舒服。开始混日子，过得悠哉游哉。不过，始终没有放弃看书，有时也写点东西。 做卡车装卸工，好休息半天；做木库搬运工，好休息半月。我干完活，就名正言顺地看长篇小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读点文学”，区图书馆外借处开放了许多书籍。区文化局，80年代初还没升格，文中的副局长其实是副科长，不过他当时在主持工作。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后来竟会不“买面子”。这在家父诸多老战友、老同事中，也是唯一的一例。 也许，因为父亲早已偏居一隅，不再显山显水。而他风头正健，还在上升途中。所以，对他不再有什么影响的人，就不当回事了。图书馆属文化科管辖，你一个电话不就解决了。托了个“王伯伯”，也没同家人讲。自己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就给父亲另一个老同事打了电话，人家什么都给我办好了。受托人当时可能已是区委常委，没有一点架子。 正如童心友所述：从他的脸部表情和对人态度的变化上，就可以猜出他的荣辱、起落、跌宕。那个“王伯伯”从文化科副科长、做到负责人。不久走下坡路，听说后来被调到街道文化站。如前所述，上了文汇报头版。大致情况：利用职权，压制打击虹口越剧团某著名演员，于是市戏剧家协会出面……不拿我当回事没关系，但不是人人都好怠慢的。 2018-12-27（763）写于新浪愽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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