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先生教给我们的事

1956年底，周勋初先生回到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工作。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周勋初先生非常重视传授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多次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程，并常常与学生对谈治学、教学经验。

周勋初先生

2023年7月3日，我们在江苏举办了《周勋初文集》的新书分享会，邀请到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程章灿、童岭三位教授，畅谈了周先生的治学经验、教学情况和生活日常。今天为大家分享对谈的主要内容：

活动提问人：

樊昕：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

活动嘉宾：

徐兴无：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

程章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

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分享会现场，左起：樊昕、徐兴无、程章灿、童岭

文字整理：小孟

经发言人审阅授权发布。

注：文本为分享会记录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可见本期二条《最喜欢周勋初先生的哪本书? 这其实很难选》。

樊昕（后简称“樊”）：三位老师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周先生曾向博士生介绍治学经验，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那么就请各位老师谈谈周先生的这个治学特点和治学经验。我们从徐老师开始。

徐兴无（后简称“徐”）：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还有出版社的樊昕（樊总）。今天很荣幸，在这个场合，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为我们的老师周勋初先生文集的出版，向社会、向大家来介绍他的治学。

周先生是我跟程章灿老师的老师，去年《文集》出了一批，今年就出齐了，很感谢凤凰出版社的编辑们。我觉得周先生是当代的、他的同辈学人里面第一流的文史大家。他的学问可以概括为“既精且博”。这也是他自己有的时候很自许的。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写了一篇文章，给某个海外的学者看，给他的评价就是“既精且博”。“既精既博”是东汉的大儒马融的自许。周先生的 “精”，在于他对他的研究非常有问题意识，他找的都是一些我们平时不经意的问题，然后就这个问题进行很深入地探讨。他研究的问题都是做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这就是他精致的地方。他是上海人，做事情很精益求精。第二个就是他“博”，他的“博”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领域非常大。从先秦、韩非子、《楚辞》的研究，一直到清代的经学、清代的文史之学，包括晚清的学术变迁、民国和现代的学术史的研究，他都涉猎。他实际上是一个通贯的学者，古代讲就是“通儒”。

其次，他的方法也很广，既有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比如说大型的文献整理，像他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册府元龟》校订本，他的《唐语林校证》等，这都是文献学的方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成就也很高，比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直是海内外很多高校的教科书。他在很多领域都具有示范性的研究，比如《文心雕龙》、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笔记小说方面，他的示范性的研究，在方法方面的开辟都为学界所重。

《册府元龟》

《文心雕龙解析》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程章灿（后简称“程”）：刚才兴无教授已经就周先生的学术特点讲了几点很好的意见。我跟兴无教授一样，也是周先生的学生。我应该说是从1983年进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到今年，作为周先生的学生，我已经有40年了。

其实早在周先生7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周勋初文集》。周先生80岁的时候，他的文集又进一步的增加，丰富了内容。这一次出版的《周勋初文集》就比70岁时候出的、80岁时候出的都更加的宏大、更加的全面。

周勋初文集（2000年版）

更加宏大是说周先生学术的范围，正像这个分享会题目上说的“贯通历代、弥纶群言”。所谓的“历代”就是讲周先生的学问是从先秦一直到，不仅到清代，我觉得一直到了现当代中国学术史。所谓的“弥纶群言”是说周先生的学问是博通文史，跨越多学科。刚才樊总提到，周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读书要有一个“四六开”，所谓“四六开”，就是说你要把六分的精力去泛读，把四分的精力来精读。我认为周先生这个说法，对我们读书怎么样分配精力，对我们读书时怎么样做到泛读与精读相结合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读书时，特别是初涉文史之学的年轻朋友读书时，往往不知道怎么把握泛读与精读的关系。周先生在这里有一个“四六开”，六分的精力可以去泛读，在泛读的过程当中，你要广泛地、尽可能广地去掌握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文学、史学、目录学、文献学等等，都要有所涉猎。在这种涉猎的基础之上，打好你自己学问的一个根底。在这个泛览或者说涉猎的基础之上，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然后用你的40%的精力去精读。要精读的点，就是你自己感兴趣的而且将来可以深入挖掘有得的点，争取在这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我觉得周先生的“四六分”的读书法提得实在非常好。他自己一生能做出这么多的成果出来，是跟他的这个博览涉猎与精读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的。在今天这个场合，在分享周先生文集出版成果的时候，分享他的这个方法，非常有意义。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周先生对我们的读书方法的这个指点。我就先说这么一些，谢谢。

童岭（后简称“童”）：谢谢程老师。那我就接着两位老师也聊一聊刚刚樊昕兄提到的问题，周先生的著作中间关于精读和泛读的问题。因为徐老师和程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我算周先生的再传（弟子）。

周先生呢，刚刚徐老师讲的，他是一个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而且是非常完美地把旧时代治学的优点和新时代治学的优点可以统合起来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

他自己的著作，第一个特点就是文字很优美，文字很优美背后反映的问题就是精读和泛读。

我记得周先生给我们大学生开讲座的时候特别讲了一点，就是先秦的学问是根基。我这里还带了一本老版的《〈韩非子〉札记》（手里拿着样书），是周先生2001年12月9号送给我的。他认为先秦是一切学问的根基，就是诸子、经学，要把这个学问打好。

《〈韩非子〉札记》

那么周先生关于精读和泛读，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判断是什么呢？他就认为中国传统时代其实是一个历史高度发达的时代。但这里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是历史的高度发达，首先表现在政治史的高度发达，但是分科史却并不怎么发达。分科史当然就包括我们文学史，这些并不怎么发达。比如说，周先生举过例子，周先生也做唐代，他说唐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像颜真卿啊、郭子仪啊，他们在这个史书里面“何年何月做了什么官”“何年何月攻了什么城池”都记得非常详细。反而像李白、杜甫这类后世的大文学家呢，在两《唐书》中间就只有几百个字。这其实是一种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其实决定的就是我们读书的精和博，其实也是刚刚程老师讲的分“四六开”。

周先生自己30多岁的时候，他精读过《史记》的《封禅书》。他说《史记·封禅书》其实就是一部学术史。（阅读）《史记·封禅书》之后，他就写了《九歌新考》。今天我们这个地点是苏州，我们三位老师，包括樊昕兄我们都是中文系出身的。中文系的最核心的课程就是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部是谁呢？有两说：一部就是苏州的黄人，但是因为他的书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还推崇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认为这个《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这就是周先生讲的分科史。周先生的著作提到过，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上来之后他是分经史子集。就是经部的文章、史部的文章、子部的文章跟集部的文章，跟今天的文学史很不一样。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老辈对这个精读和泛读的关系。就是你不能只从今天的分科史的角度出发，还是要从一个传统的出发。这是我觉得周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周先生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浦口做过讲座，他也讲了类似的话，说你们到图书馆，不能一天到晚翻现在的文学研究的杂志。翻完之后你的手眼就都“翻低”了；那你应该案头放什么书呢？我记得，当时我笔记还记下来的，20多年了。他说你应该案头放这三种书：一个是《日知录》，一个《廿二史札记》，一个《十驾斋养新录》。他说这些书应该放在案头常常翻。这样其实也就回应了刚刚樊总提的问题，就是精读和泛读，他认为其实这两个不是矛盾的。看起来是泛读，其实背后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精读和体悟。

樊：好，谢谢三位老师。第二个问题：莫砺锋教授曾说，周先生对教学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丝毫不逊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那么就请谈谈周先生的教学特色，尤其是徐院长跟童岭教授作为弟子和再传弟子，从中最大的获益是什么？

徐：周先生的教学，我觉得也是两面的。就和他的治学一样。我的硕士论文是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指导的，所以他做我的导师，做了整整6年。我毕业以后也一直还指导我，指导到现在，我平时写文章什么的也有给他看的，他也指导我。

我觉得他教学上的两面，第一面是“大而化之”。什么叫大而化之？大而化之在我们平时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原来是孟子讲的，大了才能化人。我觉得他首先是自己学问做得好，他自己治学的态度，对学术的那种热情能够感化我们弟子。另外，他也不规定我们具体做什么事情，他是要让我们看，看大家的、看他自己的，这叫大而化之。他从来不让我们具体跟他做一个什么项目，帮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上博士时，他也就是定期跟我们聊聊天，谈谈最近大家的心得。当然他讲的多。他也经常向我们介绍一些学术大家是怎么治学的，他们的趣闻、他们的轶事，我觉得这就是大而化之。

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大而化之。但大而化之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要对自己的学生的性情有把握。周先生是做魏晋南北朝的，他对魏晋玄学的才性学说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不同的学生，要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情，指导他朝哪个方向发展。其实这就是因材施教。他跟我说过，一个人如果比较早地了解自己的才性，那么他的成功率就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大而化之的一面。

第二面是“精耕细作”。他的精耕细作并不体现在嚼饭喂人或者手把手教你做事。而是当你写出文章、写出书给他看的时候，他的批评、他的眼光是非常的细致的。我到现在都保留着他批改过的论文，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电子文本了，我们以前都是手写的论文给他看，都是批改得密密麻麻，就说明他对你的每个字甚至用词、标点符号，这个地方应该再补充什么材料都指出来了。我每次拿到手之后都非常感动。这就是他精耕细作的地方，就是做给你看。

童：樊昕兄点了徐老师和我，那我就也讲一下。无论是周先生或者是程千帆先生他们这一辈人，其实他们对于教书育人，某种意义上比对自己的科研看的更重——这个莫砺锋老师也提过。周先生70多岁时，给博士生开过课。我是非常有幸，其实那是他最后一次给博士生开课，讲李白研究，在当时老中文系的六楼。

当时开讲李白研究，当时没有疫情，我记得不光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有南京地区的其他一些青年教师，（比如）南师大（的）都过来旁听。他上课不仅简简单单谈李白，是围绕李白或者说围绕学术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一些学术掌故，他也讲了很多，信息量非常大。我还记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直坐我旁边有一个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青年老师，从头到尾一直听完了。最后一次结课了，他就跟我很感慨，他说：“哎呀，到底是大学者，太厉害了。”然后他说，我看你常常上去帮他擦黑板，你是他的学生是吧。我说我是在读研究生。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笔记一直没记下来，周先生每次课都提到有一个学者的名字，我一直没记下来。我说是哪个学者，他说这个学者，他每次课都提，姓fang名tang，每次课都提。我说，啊，那不是学者的名字，那是“荒唐”。因为刚刚徐老师也说了周先生是上海人，“荒唐”周先生就说“方唐”，常常课上说到一个学术现象很荒唐，这个荒唐就是“方唐方唐”。所以那位青年学者认为是每次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众人笑）

周先生关于教学，其实在凤凰出版社这套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师门问学录》。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非常可以体现他怎么教书育人，就是把教书育人看得比科研更重的一个表现。（这些事）是马来西亚的，他的关门弟子余历雄记下来了。我觉得今天在座或者在线的朋友，有志于古典研究的话，那本书是值得把它通读的。

《师门问学录》

而且周先生对教学，他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舍得花时间。像我当年作为一个小本科生，当时我有一个问题看不懂了。我记得是2001年的，应该是冬天。我写了封信托当时的俞士玲老师，我说周先生有个问题能不能（解答）。周先生看完之后，就给俞士玲老师传话说，让这个小朋友到我家来见我。所以就那个机缘，那天应该是，我看一下，作为本科生第一次见周先生的日子，我还记得，当时是2001年的11月18号。

所以我觉得他的教学，真的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大的精力。这也是我们南京大学两古学科，为什么可以薪火相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不论是弟子，还是再传弟子都应该把这个好的传统，把它继续下去。

程：虽然樊总没有问到我，我自告奋勇要来补充两句。我非常赞同刚才兴无老师跟童岭老师说的，周先生教学的这个特质，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想补充两点：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读博士。大家要知道1980年代中期，那个时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是属于严重的“脑体倒挂”的时期。脑力工作者的收入还不如体力工作者，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那时候读博士，不仅被叫做“穷博士”，还被叫做“傻博士”。有一次，南京大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在南园的橱窗里面搞了一个展览，请老先生们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题写一些寄语。我记得非常牢，周先生题写的一句话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这句话就是一根定海神针。这是我要补充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周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我觉得有个特点，至少批改我的作业、我们那届研究生同学的作业，他是用铅笔批改的。为什么用铅笔改呢？就是刚才兴无老师说的首先对学生有个鼓励，鼓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他的意思是说我批改的、我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接受，但是我给你们提出这么个建议，你们自己还是要独立思考。周先生非常地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做独立思考，这是周先生批改学生作业的一大特点。这是我补充的第二点。

樊：好，谢谢。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谈一谈周勋初先生对于南大文学院，尤其是两古专业的贡献。周先生曾经也是古籍所的所长，程章灿老师是现任所长（看向程）。然后谈一谈周先生对东南学术传承和在推广优秀文化传统上做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请程所长先说吧。

程：好的，谢谢樊总。我们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简称古籍所）创所的所长是程千帆先生。周先生是第二任所长。周先生领导研究所的时间比程先生更长。我觉得周先生对于古典文献研究所发展的贡献，大概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认为是人才培养。周先生极为重视人才培养。这个人才培养除了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刚才徐兴无老师跟童岭老师说到的周先生怎么培养学生，还涉及到对于古典文献研究所或者说古典文献专业及其年轻人未来发展的规划。

我是1989年博士毕业就到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一到研究所，周先生找我们开会，就很明确地提出，研究所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古籍所有三位老先生：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三位老先生负责给我们做发展的规划，负责指导我们。年轻人凡是有不懂的，跟三位老先生请教。古籍所那个时候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中古文献研究，尤其是唐代文献研究。关于唐代文献的研究，古籍所分了三组。一组专做唐代或者中古的佛、道教文献的研究。以赵益、曹虹来主。那时候赵益还是年轻人，曹虹也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博士。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中古的石刻文献，由我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承担。第三个就是关于唐代的笔记小说和史部文献研究，包括姚松、严杰、武秀成等。程先生、周先生、卞先生这三位老先生负责指导我们。因为有了明确的方向，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所在方向的研究专家，都有非常专深的研究。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周先生还特别重视古籍所的“进人”问题，除了已经留在所里的，未来要留些什么样的人，他对此极为重视。在进人、留人方面，除了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还要看这个人的人品。我是从1997年开始担任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副所长。周先生有时候也跟我聊一些关于所里进人、留人的问题。他一再强调说，我们这个集体要能够发展得好，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成员不太好；留一个人，不仅要看他未来学术发展的潜力前景，还要看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跟这个群体的其他人和睦地、团结友爱地相处。这一点，我认为是周先生对我们所建设确立的很重要的原则。

第三点是周先生在全国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在古典文献界，周先生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底下有18个古籍所、6个文献专业，也就是有24家单位，周先生被公推为古委会副主任，这就是全国学界对他的认可。他也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地位，帮助古籍所古典文献专业的年轻人成长。大家知道古委会曾经组织编辑出版过“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这是古委会系统的24家单位推举各自研究所的优秀的、突出的成果，然后来评选。能够通过这个评选，被收入到三辑“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成果不多，不容易。三辑中，每一辑都有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的成果。这些入选的著作出版之后都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第四点是周先生自己本人以身作则。他的这个学问那真是做了一辈子。一般的人做学问做到退休，多半就不做了。退休之后悠哉悠哉，就不做了。周先生是没有退休的，周先生70岁以后成果很多、80岁、90岁以后还在写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界的奇迹。当然，这也是我们广大喜欢读周先生书的读者的福气。以古籍整理这个行当来说，周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好多本书。每一本书都有很好的影响。2012年前后，国家古籍小组曾经评选1949年以来即新中国以来古籍整理的典范性作品。周先生一个人就有三本书入选。从1949年到2012年，那六七十年时间，全国总共就推选九十一本。周先生一个人有三本书入选。哪三本呢？一本是《唐语林校证》，一本是《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本叫做《册府元龟》。

这三本中，《唐语林校证》是一本不大的书。这本书很早就散佚了，如果没有周先生做了《唐语林校证》，基本上这本书就没法用。周先生做了一个校证整理之后，《唐语林校证》在唐代文史界就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且发挥了很大的史料作用。第二本是《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是把流失在日本的文献弄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域外汉籍，其实周先生也是最早关注、重视域外汉籍文献的一个学者。这个书出来以后，《文选》学界轰动了，都觉得这本书太重要了，必须要读、必须要有。第三本就是《册府元龟》校订本，这是本大书，这本书出来以后获得了中国政府出版奖。

周先生对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对于古典文献专业发展的贡献，不止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四点。南大古代文学学科跟古典文献学科合称两古学科，历来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周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是两古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的文献学学术贡献其实也覆盖到古代文学学科，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很显著的推进作用。谢谢大家。

组稿：小孟

排版：小由

统筹：凤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