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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公众号，原载《文史》2013年第2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自汉魏以来，会稽一直是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东晋时期，一批北来侨人到会稽安家置业，一些僧人也到此地传播教义，这使得该地区更加醒目。但是从东晋后期到南朝，会稽在人文方面失去了往昔的繁荣。士人与僧人渐渐集中到了都城建康。向建康集中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会稽，只是会稽更具典型性，所以本文以此为题。 关于晋宋之际的历史过渡性，前辈学者早有关注。论及南朝寒人的兴起，唐长孺先生说：“寒人掌机要之事已见于晋末，道子和他的儿子元显所持政策乃是引用寒人以排斥门阀。”[1]田余庆先生说：东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2]以上二说，强调重点一在“寒人”，一在“皇权”，看似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寒人依附于皇权，没有皇权的复兴也就没有寒人掌机要的可能。 长期以来，他们所揭示的政治史线索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究竟给南朝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研究者似乎并未深究。 本文以下所要讨论的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现象，就是与皇权复兴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东汉以来，士人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东晋又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但从长过程看，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皇权的逐渐恢复正常，士人群体的独立性终将会受到影响。从会稽到建康，象征着士人再次彻底依附于皇权。此外，士人向建康集中也影响着南方地方社会的政治形势，梁陈之际地方豪强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在这个背景下给予解释。 东晋的会稽引人瞩目。穆帝永和（公元345年——356年）年间，在会稽聚集了很多北来士人。《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那时的会稽成了都城建康之外著名士人最集中的地区。其盛况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盛况其实并没有维持很久，谢安后为桓温司马。孙绰为庾亮参军。李充为大著作郎。他们都陆续离开了会稽。也有人终老于会稽，如孙统、王羲之、阮裕等。 一直到东晋末年，会稽不再见有士人群体活动。刘宋元嘉年间，谢灵运在会稽“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3]他们在会稽的时间也不长。谢灵运后为临川内史。谢惠连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何长瑜入荆州刺史刘义庆幕府。荀雍、羊璇之事迹不详。 对于会稽在人文方面的衰落，当时人是很清楚的。谢灵运在给庐陵王刘义真的信中说：   研究者论及会稽多引此条史料，但重视的是“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而对紧接其后的“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一语似未留意。这后一句更有意味，它明确说出了昔日士人群体汇聚于此的繁荣景象已不再有。《艺文类聚》卷五○载有颜延之“为齐景陵王世子临会稽郡表”： 此表作者有误，按颜延之卒于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未曾入齐。作者当为南齐时人。[5]此表既回顾了会稽郡过去在文化上“淹中”、“河上”般的盛况，也指明了“顷者以来稍有讹替”，并希望能重振旧风，所谓“无爽昔谈”、“有符旧说”都是这个意思。按此，宋齐人都清楚会稽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多数离开会稽的士人最终都是回到了建康。谢安在建康“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6]谢安孙谢混“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7]从谢安到谢混，谢家一直住在建康。其他在会稽置业的家族如王氏、阮氏等也大都是如此。考古发现，在南京有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和南郊戚家山谢鲲墓等。[8]这些家族墓地的发现也可证明他们是以建康为定居地的。 众所周知，一些北来侨人在会稽是置有产业的。《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载，直到刘宋时，谢安后人“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9]谢氏在会稽置业的还有谢玄一支。《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他在《山居赋》自注中说：“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在会稽有产业的不止谢氏一家。刘宋时，会稽“多诸豪右，不尊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王公妃主，邸舍相望。”[10]此后的相关记载相对较少。《陈书》卷二七《江总传》： 江氏先人东晋时曾在会稽置业，但元嘉时已改建为龙华寺，所以江总逃难至此，只能“憩于龙华寺”，大概除此之外别无可居住之处。江总没有在会稽久留，本传称：“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乱后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乡里避难。他分析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乡里拥有某些生活的基础。”[11]但是像江总这样，先辈在会稽置业的侨人后代却极少见到返回会稽的。我怀疑很多家族的产业或许已经不复存在。 会稽距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陆同。”[12]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这段路途是比较远的。晋末刘裕东征卢循，何无忌随至山阴，劝刘裕于会稽起兵反桓玄，刘裕未同意，“以为玄未据极位，且会稽遥远，事济为难。”[13]永初三年，刘裕临终时召太子诫之曰：“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 [14]刘裕建议将不可靠的谢晦安置到会稽或江州，这也是因为会稽地处遥远，置谢晦于此地，对建康威胁小。因路途较远，人们不大可能在建康会稽之间轻易地来回移动，所以一旦选择了在建康任官，就很难在会稽定居。[15]总之，有建康的吸引力存在，会稽人文荟萃的局面很难持续下去。 士人向建康集中，从东晋孝武帝太元前后就更加明显了。当时在诸如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都有所调整，[16]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复兴儒学。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以训冑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当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间。”[17]第二年二月，又建立国学。 为复兴儒学，孝武帝在谢安家族的帮助下，延揽了一些著名的儒生到建康。《晋书》卷九一《徐邈传》：“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宋书》卷五五《徐广传》：“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州，辟广从事西曹。又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宋书》卷五五《臧焘传》。“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晋书》卷九二《伏滔传》：“（桓）温薨，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当时孝武帝王身边聚集了不少儒学之士，如大儒范宁，“孝武帝雅好文学，甚被亲爱，朝廷疑议，辄咨访之。”[18]孔安国，“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19] 太元以后，征召仍在继续。如陶潜，“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20]周续之，北来侨人，居豫章，太元年间“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 宋初应刘裕之召，“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21]雷次宗，豫章南昌人，“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22]从太元到元嘉，国家复兴儒学的努力是一贯的，对士人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述会稽士人的经历相同，在会稽的僧人也经历了从会稽到建康的历程。根据慧皎《高僧传》所记，当时聚集于此地的僧人不少，不计附传，仅正传中就有“晋剡东仰山竺法潜”、“晋剡沃洲山支遁”、“晋剡山于法兰”、“晋剡白山于法开”、“晋剡葛岘山竺法崇”、“晋始宁山竺法义”、“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东晋中期以后，这些僧人也大都被征至京师。《竺法潜传》：“至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支遁传》：“至晋哀帝即位，频遣两使征请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波若。”《于法开传》：“至哀帝时累被诏征，乃出京讲《放光经》。”《竺法义传》：“晋宁康三年（375）孝武皇帝遣使征请出都讲说。”刘宋征召仍在继续，如在上虞的释僧镜，宋世祖“敕出京师止定林下寺。”，在山阴灵嘉寺的释超进，“至宋太始中被征出都讲大法鼓经。”[23] 须要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虽是会稽，但征召僧人至京师举措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地。如支昙籥，“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敕请出都止建初寺。”居于武康的释法瑶，“大明六年敕吴兴郡致礼上京，与道猷同止新安寺。”隐居临川郡的释道猷，“敕临川郡发遣出京。”释道盛，“始住湘州。宋明承风，敕令下京。”[24] 会稽之外，东晋佛教的另一重镇是庐山。汤用彤先生曾就东晋高僧分布说：“考之僧传，僧人之秀，群集匡庐，其在京邑者甚少。”[25]汤先生大约仅仅是根据《高僧传》所标明的僧人驻在地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如上所述，很多僧人最后实际上都被征召到了建康。到东晋之末，佛教中心既不在会稽也不在庐山，而是在建康。《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 王珣任卫将军是在东晋末隆安三年到隆安四年之间。[26]由此可知，到东晋末年建康已经是佛法盛行了。从“仪闻京师盛于佛法”一语看，这应该是发生不久的事情。如果京师早就盛行佛法，人所皆知，则道仪此时的举动就不好理解了。 刘宋以后，在京师的高僧急剧增多。这在《高僧传》中有明显反映。严耕望先生曾就高僧分布有详细统计。他说：“建康先小盛而后大盛，《僧传》所记南北朝高僧，建康几居半数，显见南朝国都佛教之特盛。”[27]他的统计包括了北方地区，如果仅就南方而论，建康高僧所占比例更高。 总之，东晋中期以后，不论士人、僧人，都有向建康集中的趋势，这是国家控制力加强的表现。 以上的讨论不断涉及到东晋太元时期（公元376-396年）。这个时期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其特点，有必要给予特别关注。 从经济层面看，东晋前期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从中期开始，有了明显好转。《晋书》卷九《简文帝纪》：咸安元年（公元371年），“诏以京都有经年之储，权停一年之运。”咸安二年三月又下诏：“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约，盖随时之义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俸。”这是经济好转的信号。紧接咸安，《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孝武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由“度田收租”转而按口“税米”，其中原因难以详知，但太元八年的增税极有可能是因为一般民众的经济状况都有了改善。接上文，《食货志》又说：“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增税并没有造成此后民不聊生，反而是“谷帛殷阜”、“家给人足”，显然农业生产又有了提升，这是增税的基础。 东晋后期，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关于建康的市场，刘宋人山谦之介绍说：“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鬪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28]“永安”是孙吴景帝孙休年号（259—264），“隆安”是东晋安帝年号（397—401）。按此，东晋建康有四个市场。其中三个都是孙吴时建立，只有秣陵鬪场市是东晋末年所立。这意味着商业只是到了这时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建立新的市场。 从太元开始，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范甯议时政得失说：“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29]历史上，随着经济由萧条而转向繁荣，社会风气往往也会由俭而奢，因此奢侈风气的出现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当时经济的确有好转。 我曾注意到，东晋最早的大规模聚集图书是发生在太元年间。从那以后，图书聚集有了迅速发展。东晋初年的《晋元帝书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而到元嘉八年秘阁所藏《四部目录》已经达到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30]当时没有考虑经济因素，现在看来，这当与太元以后经济好转，国家财力的提升有直接关系。 太元年间在政治上也较为安定。刘宋王韶之在讨论官吏休假制度时说：“伏寻旧制，群臣家有情事，听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赐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听并请来年限，合为二百日。”[31]如此宽松的官员休假制度是与社会的安定分不开的。《通鉴》对此一时期的记述也可以印证上述推测。“太元”持续二十一年，是东晋一朝时间最长的一个年号。饶有趣味的是，《通鉴》记载此段历史，虽然使用的是南方年号“太元”，但所记述的却主要是北方的历史，有关南方的记载极少。这正反映当时南方政治相当稳定，所以以记载政治史为主的《通鉴》实在找不到大事可记，只能以北方为主。 总之，经济的好转与政治环境的安定是太元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有了这个基础，统治者才有可能在政治秩序、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一些调整。 梁武帝天监年间，沈约上疏称：  这段史料弥足珍贵。“今之士人，并聚京邑”，说明前述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现象，沈约已经注意到。沈约一生跨宋齐梁三朝，文中又将“汉代”与“今”对举，是知他所说的“今”并不仅仅是指他上疏的梁代天监年间。如上所述，至少从东晋后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南朝著名的士人在建康大多进入了国家体制。他们或在朝廷任职学士，或在诸王身边担任僚佐。 南朝各代，宫廷中都设有很多“学士”。宋泰始六年（470）“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33]《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更详：“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齐永明二年，“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34]梁代学士名号很多，有东宫学士、西省学士、华林省学士、待诏省学士等。陈代基本遵循梁制度，有西省学士、东宫学士等，又增加德教殿学士、宣明殿学士、天保殿学士、撰史学士、五礼学士。学士的工作主要就是抄写以及协助撰录、编类书等工作。 在诸王身边，士人往往是充当记室参军之类的僚佐。宋代谢庄，“初为始兴王浚后军法曹行参军”，后又为“庐陵王绍南中郎咨议参军。又转随王诞后军咨议，并领记室。”[35]齐代王融，初为“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参军，”后又为“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36]梁代王僧孺，“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又兼太学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亦游焉。”[37]陈代姚察，为“始兴王府记室参军”。[38]诸王身边的士人有时也被称为“学士”。《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但这不具有制度上的意义，而只是泛称。《陈书》卷三四《文学传》： 制度意义上的“学士”只有宫中才有，而诸王身边的士人应该只是担任“记室参军”之类的僚佐职务，所以才有二人这样的问答。 南朝各代，士人群体多是以皇帝、诸王为核心的，如宋刘义庆、齐萧子良、梁武帝父子、陈后主身边都聚集了很多著名的文士。像东晋会稽士人那样独立的群体已不复存在。这反映了东晋不正常的门阀政治已经让位于常态的皇权政治。 在佛教僧侣的管理方面，也有类似的举措。汤用彤先生说：“朝廷因端肃僧纪，避免冒滥，乃有僧官之设。其详已不可考。惟知姚兴始立僧官。但晋朝则无闻。”[39]刘宋以后，南方也建立了僧官制度。南齐时有“僧局”，梁代有“僧省”，主官为僧正、僧主。[40]这与学士、记室参军的设置有相同的含义，都体现了国家加强控制的意图。 大量士人、僧人集中到建康给南朝学术文化带来一些新的特征。京师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一些新的文化现象、新的学术潮流都与建康分不开。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陆厥传》论及齐代文学说：“永明末，盛为文章”，而在同书卷四八《刘绘传》中萧子显又说：“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在这里，“盛为文章”之外又加了限定语“京邑人士”又，《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附弟肩吾传》载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萧纲所谓“京师文体”也是将“文体”与“京师”联系在一起了。 不仅典雅的文学是如此，就连原本在地方上流行的吴歌西曲也有集中到建康的趋势。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王运熙先生根据地名考证，除“《前溪歌》的产地武康离建业较远外，其余均在建业及其附近”，证实《乐府诗集》的介绍“大致是可信的。”关于西曲，王运熙说，从渊源上看西曲出自西方，以江陵为中心。但是“因为后来仍旧和吴声一样，盛行于京畿，歌词又多出住在京畿者的手，因此歌词中就常常出现京畿地方的名字。”[41]按此，本来出自地方的吴歌西曲此时却出自建康。这是因为东晋中期以后，高层士人日益喜好模仿江南民歌写作，而他们恰好多居住在建康。 与文学的情形类似，经学的中心也在建康。《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论及宋齐儒学称：“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 佛教的中心地区也是在京师。如前所述，刘宋以后，著名的高僧大都是在京师活动。佛教方面重要的著作也大都是在京师完成的。 当时的建康不仅聚集了大批学术领袖人物，也是图书聚集最多的地方。齐梁时期，如陆澄、任昉、王僧孺、沈约都是京师聚书最有名的人士。[42]其中沈约藏书尤为丰富，“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43]“京师莫比”，更无论其他了。所以，士人若想在学业上深造，最好到建康来。宋元嘉末，吴兴沈麟士被征召至京师，“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44]刘峻，“齐永明中，从桑干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45]周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46]顾越，“弱冠游学都下，通儒硕学，必造门质疑，讨论无倦。”[47] 士人过多地汇聚到建康也带来了一些现实的困难。按前引沈约上疏说，“今之士人，并聚京邑”，结果是“常患官少才多，无地自处”。刘宋时，刘秀之任益州刺史，“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48]刺史携“京邑贫士”出任地方，是个比较特别的现象。他们的处境可能正与沈约所说京邑“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的状况有关。因为在京师生活不易，所以到了地方便不放过机会，“皆以苟得自资”。史传中可以见到“贫士”的具体例子。如江革，少孤贫，入“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融、吏部谢朓雅相钦重。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49]贺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袴。”[50]江、贺后来都是著名的文士，但起初都是“贫士”。这样的情况较少，多数贫士恐怕难有机会。沈约上面这段话就是针对这个现实问题而来的。 士人聚集京师对南朝地方社会也有很大影响。按沈约说，汉代人都是在本乡学习、入仕，“人才秀异者”得以步步升迁，最终进入朝廷。官员卸任后通常也是要回到家乡的。他说的情形是否符合汉代实际姑且不论，但至少他认为现实已非如此。 就地方教育而论，虽然自东晋以来不时有人建议在州郡立学，但实际上却是“乡里莫或开馆”。[51]某地是否有学校设立，全看地方守宰的个人态度。东晋豫章太守范宁在江州立学、南齐荆湘二州刺史萧嶷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刘悛为司州刺史，于州治下立学校等，均属个人行为。南朝诸王出任地方往往携士人一同前往。有的人也会在地方从事教学，如梁代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52]陈代王元规“迁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53]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诸王返京城，士人也会一同返回。南朝地方社会也存在着私家教授，沈麟士，“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54]顾越，吴郡盐官人，“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55]不过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不具普遍性。也许正是因为地方教育不发达，所以沈约才很赞赏汉代士人在地方学习，然后再慢慢逐级地上到京师来。 现实的状况影响着人们对各地士风的认识。汉魏以来，各地士人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士风，如“汝颍巧辩”、“青徐儒雅”等等。南方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虞魏孔贺也多有不同风格。地方守宰每到一地，常常要问询当地士人状况，但是此种情形到南朝就很难见到了。这或许与地方教育的缺失、士人向建康的集中有关。士人的学术特点以及成名不一定与本乡有太多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以吴兴沈约为例进行分析。沈约在《宋书》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家世说： 按此，从沈约祖父开始，沈氏这一支就迁到了建康，时间在东晋末。沈约是否在家乡居住过？自序中未涉及。《梁书》卷一三《沈约传》： 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 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 从“丐于宗党”看，他当时很可能是从建康回到了家乡，但据本传，沈约以后“起家奉朝请”，当是又重返建康了。沈约为齐梁时期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他的学术看不出与吴兴有任何关系。沈约之外，吴兴还出过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太史叔明、吴均、姚察等，但当时人从来没有说过“吴兴多士”一类的话。从史书记载上看，吴兴的特点是多巫，抢劫之风盛行。与吴兴类似，汉魏以来最发达的吴郡、会稽在南朝虽然还是代有人出，一直到唐代，柳芳总结各地士族还说：“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56]但南朝人似乎并不大强调这一点。前文讨论士人向建康集中，关注对象都是北来侨人，实际上这一时期南方土著士人也同样有向建康集中的趋势。[57]沈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然如此，人们自然不会再去关注各郡士风的不同。 士人不论侨旧都向建康集中，这对南朝地方社会的政治秩序有很大影响。汉魏以来，地方上一直存在着两类大族，即所谓“著姓”与“豪族”。虽然二者身份上有重迭，但区别也还是明显的。所谓“著姓”通常是指有文化且“世仕州郡”的家族，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虞魏孔贺均属此类，而所谓“豪族”通常是指有经济、军事实力，但无甚文化可言的武断乡曲的宗族。他们不一定能进入政府组织。这种豪族势力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三国志》卷五二《步骘传》：“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同书卷六○《贺齐传》：贺齐“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晋书》卷八一《刘胤传》：东晋初，“出为豫章太守，……郡人莫鸿，南土豪族，因乱，杀本县令，横恣无道，百姓患之。胤至，诛鸿及诸豪右，界内肃然。” [58]但是到南朝，“著姓”与“豪强”却日益混淆。《陈书》卷三五《留异传》： 留异被称为“郡著姓”，但同时又是“多聚恶少”的“乡里雄豪”。同样的情形还有侯安都。《陈书》本传一方面称安都“世为郡著姓”，可是接下来又说他是“邑里雄豪”。[59]又，《陈书》卷三五《熊昙朗传》： 本传虽然只是说熊昙朗“世为郡著姓”，没有提及“雄豪”、“豪族”一类的称谓，但是从他的表现看，也属“雄豪”一类是没有疑问的。类似的史料还有一些。据此可知，南朝地方社会中“豪强”与“著姓”已混而为一。 这些人在梁末一度非常醒目。《陈书》卷三五末史臣曰有一概括：“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谿俚诸族。”[60]民族问题暂不论，这些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著姓、士族是可以肯定的。陈寅恪之所以特别说明他们非“士族”，大概正是因为史传中常常用“著姓”来形容他们，不强调不足以与传统“著姓”相区分。认识到这些“著姓”的真实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梁代的地方统治政策。《梁书》卷一〇《杨公则传》：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杨公则所辟引的“州郡著姓”其实就是地方豪族。梁武帝则“班下诸州以为法”。天监五年，梁武帝又下诏： “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也是指地方豪族，因为像三吴士族那样的老牌大族并不存在“无在朝位者”的情况。此诏书是想解决地方豪族升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与东晋南朝地方行政系统的设置有关。 当时，由于出任地方的刺史多兼军职并开府，所以其僚佐分为州、府两系统。据严耕望先生考察，其时“州佐为刺史所自辟用之本州人，府佐则须经中央任命，否则谓之板授。大抵东晋时代府佐之职尚偏军事，地方行政仍归州佐。宋、齐以下，州佐转为地方大族寄禄之任，其治权全为府佐所攘夺。”他又说：“三国两晋之世，州之府佐一系尚未完全形成，而州佐则常见于史传，且多能举其职；宋、齐以后，州佐不常见，而府佐则随处可见，其故盖即在此。”[62] 我推测，南朝府佐之所以常见史籍，可能是因为担任记室参军等府佐的士人往往是随府主而走，府主回建康，他们也跟随返回，因而有机会进一步升迁，得以入史传，而本地豪族仅任职州佐，刺史调离后他们还是留在本地，所以难以升迁，故不见记录。如侯安都辈，若非梁末动乱是很难被史家记录下来的。大约正是考虑到这个现实情况，所以才有梁武帝天监五年的诏书。诏书一开头就强调古今之不同：“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这正说明此时已非“取士方国”了。天监七年，梁武帝又下诏，要求各地“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63]“州望、郡宗、乡豪”这些名称指向的还是地方豪强。 梁武帝为何要重用地方豪强来管理地方呢？这很可能与本文所关注的士人聚集建康有关。虽然不能绝对地认为南朝以来全部士人都聚集到了建康，但至少真正有名望的士人大多是活动在建康。在这样的形势下，利用、扶植地方豪族来管理地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豪族”既然可以稳定地进入地方政府组织，“世仕州郡”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最终被称为“著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早注意到梁陈之际地方豪族的是陈寅恪先生。他说：“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严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64]何以发生如此变动，陈先生没有解释。田余庆先生曾推测说：“'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交往，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一方的豪霸才能出现。”[65] 在我看来，汉魏以来南方如同北方一样，地方上一直存在着豪族势力。他们之所以能在梁末动乱的时期有特别的表现，当是与梁代重用豪族管理地方的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 [1]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104-105页。 [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出版社北京大学1996年版，269页。 [3]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4] 《宋书》卷九三《王弘之传》。 [5] 周田青先生对此表有详细考订，认为此表非颜延之所作，疑为南齐任昉于永明八年所作，《艺文类聚》误收。我同意他的考订。周文《颜延之诗、文证误二则》，载《文史》三十四辑。 [6]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7] 《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 [8] 参见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9] “太傅（安）”。“安”，据《南史》卷二〇《谢弘微传》补。 [10]《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蔡兴宗传》。 [11]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20頁。 [12]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 [13]《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14]《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15] 关于会稽到建康的交通，田余庆先生有详细考证，参看《东晋门阀政治》“建康、会稽间的交通路线”一节。 [16]太元年间在赋税制度上有重大改革，实行了度田收租制。此外，还有一些变化的蛛丝马迹。《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加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这是要整顿户籍制度，效果不得而知。又，《晋书》卷七七《陆玩传》：“薨年六十四。谥曰康，给兵千人，守塚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勋，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兴平伯官属以卫墓。”这也是一個变化，可能意在加强国家对劳动人口的控制。 [17]《宋述》卷一四《礼志》。 [18]《晋书》卷七五《范宁传》。 [19]《晋书》卷七八《孔愉传附孔安国传》。 [20]《宋书》卷九三《陶潜传》。 [21]《宋书》卷九三《周续之传》。 [22]《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 [23] 见《高僧传》各本传。 [24] 以上均見《高僧传》各本传。 [2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250页。 [26] 《晋书》卷一〇《安帝纪》：隆安三年“夏四月乙未，加尚书令王珣卫将军”，隆安四年“五月丙寅，散骑常侍、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 [27]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第四章“东晋南北朝高僧之地理分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〇五，台湾2005年版，57页。 [28] 《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七引山谦之《丹阳记》，原文“场”作“場”，今径改。 [29] 《晋书》卷七五《范甯传》。 [30] 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载《文史》2009年第4期。 [31] 《宋书》卷六〇《王韶之传》。 [32] 《通典》卷一六选举四杂议论上。“非直愚贱”，《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一作：“见谓愚贱”，不知何据。 [33] 《宋书》卷八《明帝纪》。 [34]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35] 《宋书》卷八五《谢庄传》。 [36] 《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 [37] 《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38]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3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324页 [40] 参谢重光：《中古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1]王运熙：《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载《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4—26页。 [42] 关于南朝聚书盛况，我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中有较详细介绍。该文载《文史》2009年第4期。 [43] 《梁书》卷一三《沈约传》。 [44] 《南史》卷七六《沈麟士传》。 [45] 《梁书》卷五〇《刘峻传》。 [46] 《梁书》卷四九《周兴嗣传》。 [47] 《南史》卷七一《顾越传》。 [48] 《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 [49] 《梁书》卷三六《江革传》。 [50] 《陈书》卷三三《贺德基传》。 [51] 《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 [52] 《梁书》卷四八《太史叔明传》。 [53] 《陈书》卷三三《儒林传》。 [54] 《南史》卷七六《沈麟士传》。 [55] 《陈书》卷三三《顾越传》。 [56]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57]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与本乡保持联系上面，定居于建康的土著士人与北来侨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前节所引吉川忠夫说，一些土著士人在侯景乱后返回了本乡。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能力在本乡招募武装。《陈书》卷一八《沈众传》：“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 [58] 宿白先生说：“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59] 《陈书》卷八《侯安都传》。 [60] 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01页。 [61]《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6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153—154页。 [63]《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64]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5]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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