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来龙去脉(全文)

抗战初期，在延安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的教育方针之前，还于1937年10月为抗大制定了八个字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的校训，从1938年开始，就赫然写在了抗大颁发的《组织条令》中。自提出以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四个方面的要求，也很快成为抗大的校风。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3周年o念大会上，全体学生一致通过的《抗大誓约》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根据制定的校训所形成的这一校风，既熏陶和锤炼抗日军政干部的优秀品格风范，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因他们的传播和感染，后来成为人民的优良传统。

“不到延安，不懂中国”

就在为抗大题写校训的1937年10月前后，延安军民之间那种团结而活泼的气氛，显得尤为突出，一改中国社会的旧面貌。

1938年夏，一位在上海以至全国摄影界知名的人士辗转来到延安后，感受极深。这位叫吴印咸的摄影家一走进延安，立刻看到一个与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挚和平等，一股清新的社会风气扑面而来！吴印咸后来回忆道：

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主席、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吴印咸感受到的这种社会气象，其他来延安的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也无论是友方的还是敌方的，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总部驻扎延安期间，整个延安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新面貌。

1944年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给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务院发去了他到延安后所写的第一份报告，其中写道：

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人民日报》曾经两次（一次是1946年12月15日的《三个美国记者的延安印象》，一次是2005年8月16日的《延安印象》）以“延安印象”为主题，报道过抗战胜利前后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印象”。

2005年8月16日的这次报道讲的是1944年初的事。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走来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在这里的负责人董必武。他们中间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曼彻斯特导报》的特约记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冈瑟・斯坦因，《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和《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董必武鼓励他们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稿写道：

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1944年集体采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在陕北欣喜地看到另外一种景象。这里气候干爽，阳光灿烂，处处充满生机，让他们感到舒畅。斯坦因后来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

几个月后，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中外记者考察团中的斯坦因一行人。佩克写道：

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特别提到了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政中心”，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的乐章”，还有“不同的人对中共领导人有着各自的偏爱”，以及“共产党和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抗战初期，英国记者贝特兰，在一篇报道中曾写了一位青年对延安独特风格的感受：

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

1946年12月15日的那次报道，讲的是1946年期间三个美国记者对延安的印象。题目是《三个美国记者的延安印象》。这三个记者分别是：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外交政策汇报》与《新共和》杂志等期刊的特约撰稿人罗辛格，《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及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

罗辛格对延安的观感是：“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他在延安住了10天，回到北平对准备往访的记者说：

我坦白地讲，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为人间的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

中共的领袖和南京的官员那是显然不同的，就以一件小小的事情来比拟吧，南京的官员们实际毫无事做，却像煞有介事地摆出忙劲头；但中共的领袖，和蔼可亲，能和你娓娓地长谈，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我们能长谈一个下午，虽然这样也许会影响到他们晚间的睡眠，因为他们得把白天耽误的工作到晚上来做。

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钦佩的人物中的一个。他有一种非常卓绝的本领，当他和我对谈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他曾经提出了许多深奥广博的问题。但当我陆续地回答他的时候，他仅仅提出一下，或着重地概括一下，就把我打算询问他的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于不知不觉间回答了。

斯蒂尔是驻北平外国记者中比较有权威的一个，他对延安的观感是：“不到延安，不懂中国。”当有人问到他在延安十日的感触时，他说：

从总的讲来，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证诸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第二件是中共需要和平，而且也的确为和平而努力；我看不到中共有发动或策划内战的打算与行动。第三件我觉得中共的党员，在思想上是同情与拥护苏联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的确打破了我过去的一个认识，以为中共与苏联在实际上有什么具体的联系。他们实际上确无什么联系的。

斯蒂尔正赶上看到王震将战万里回到延安的场面，他形容道：“这简直不像是发生于人民与军队之间的场面，而像亲族欢迎他们荣归的子弟，于此我体味了'军民一家’这个言语的实际内容。”

斯特朗对延安的观感则是：“中国的命运，决于延安。”她说：

延安是好地方呀！但红军抵达陕北以前，那里是个破落的贫穷的僻地，现在中国共产党把那里的农村建设好了，人民正享受着和平安宁而富有劳动美德的正常生活。

延安的特点是质朴。我在延安的时候先生送o我一本书，里面都是当地农民住舍所用的窗饰的图案画（即窗花）。将军送给我一方地毯，那是用土线织成的，也是当地农民手工业的成绩。这两样礼品的本质已经是质朴无华的；而配合那简素的图案，单纯的线条和深沉的色彩，就更显其朴实了。

最后，她下结论说：

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的确，延安的方向，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

美国记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人民与军队之间，就像亲族与子弟之间的关系，“军民一家”；不到延安，不懂中国；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共产党把那里的农村建设好了，人民正享受着和平安宁而富有劳动美德的正常生活；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这些外国记者认定：延安的方向，就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

这些亲身体会和感受，处处映照了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场景。

“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除上面提到的“团结”“活泼”“和谐的乐章”等等，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其他旧政党、旧军队面貌有着根本的不同外，还有一种根本的不同，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也有其“紧张”与“严肃”的一面，这也与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延安，党政军民所有人，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紧张地工作，在一丝不苟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地工作着。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严肃态度和严肃气氛，这种气氛尤其体现在纪律严明上。

就在为抗大题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前后，发生了一起既破坏了党的纪律又严重违犯法律的事件。事件的主角，就是抗大的学员黄克功。

黄克功，少年时就加入红军队伍，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身经百战，为党和军队做出过贡献，也算是有功的老革命。就在为抗大制定校训之前，他进入抗大学习，还担任第六队队长。这期间他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谈恋爱，却因逼婚未遂于1937年9月开枪将刘茜杀害。

案发后，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做出批示，同意抗大对黄克功的处理意见。还于10月10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长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的这封信，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和到会群众宣读后，人们更加清楚，法律是严肃的、无情的；同时，“党与红军的纪律”，也是严肃而严明的，无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与其他政党和军队的另一个不同。

对于抗大的党员干部，对于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和中共中央历来要求十分严格，无论什么人，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管过去有多么光荣的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他多次强调过，我们这样一个肩负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党，其政治纪律必须是严肃的。他还多次说过，我们党进行复杂的斗争时，也必须是严肃的。

就在为抗大制定校训前后，他不断地谈到对涉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问题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中谈到“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还特别提醒党内同志：“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9月7日，在《反对自由主义》别强调：“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提倡“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反对“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

11月27日，在给自己的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还特别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讲到“党的纪律”时，特别提到了严肃纪律和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必须重申党的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讲到“团结和胜利”，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讲到扩大党内民主，他特别强调了“活泼”“愉快”的因素，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时，特e强调了“活泼”的元素，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废止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对党、对军队、对团结一致的军民，有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局面的倡导，随处可见，也可以看出他始终寄托着既紧张、严肃，又团结、活泼的期许。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何能成为优良作风

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训在抗大确定以后，这八个字所包括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成为共产党人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一种追求。

曾经在对抗大工作所提的建议中明确表示：“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他还认为：“校风之创造，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的政治品质，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技术，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即有新鲜的感觉，而便利他从事学习与修养。”这充分说明，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及其所倡导的校风是多么重要。

八个字的校训，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既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鲜活泼”，又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因此，在上面提到的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还提醒全党同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特点和文化风格，在教育引导全党和全军干部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还提出这样的目标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教育和锻炼我们党和军队这两支队伍的过程中，既抓干部的理论学习，也特别注重抓良好风气和文化氛围的养成。抗日战争期间，他除在延安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外，还领导开办了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对抗大的学员，特别注意培养。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和中共中央还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还亲自为抗大讲课，据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学员的必读教材。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为了“提高战略空气”，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战略问题。他说：

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在抗大学员中，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对这些学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治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学员到了抗大以后，战略思维能力迅速得到了提高。

抗大三大队有一名学员在毕业后给写来一封信，谈到了自己的收获：“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看后欣慰地说：这个学员在抗大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仪式时，只要在延安或条件允许，都要到会讲话。θ胙У难г惫睦他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对走出校门的学员要求他们向社会学习，善于“读无字之书”。

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延安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丰富、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回忆说：

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曲抗大的校歌，反映了当时延安的情形：“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那些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且有着良好品格作风的干部，走出延安后，每到一处，就带出一支思想和作风上都过硬的队伍。正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说的：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就是这么被逐步传播和固定下来的。所期望的“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实现。这些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伴随着党和军队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时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还适合不适合？答案是肯定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始终没有放松过。其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内容，一直是人民军队提倡的作风教育内容和践行的方向。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军营走向工矿企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又把人民军队的这一优良作风加以具体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核心要求，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保证。正如他1957年提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另外一种表述。

1960年四五月间，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加强军队建设，同意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北海舰队、统一北海区海军力量的建设，并在战时更好地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作战的有关报告。同时，还同意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推广宣传在延安抗大时所提的有关“三句话”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校训的报告。

1963年底，中央决定在农村和军队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递交了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在企业里学习的政治工作，工业部门从上到下要成立政治部，以推进工业的发展。如何学习，正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2月11日，将这个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并且调一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薄一波接到的批示后，于12月15日回信，表示：学习，调一批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12月16日，又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的问题。信中说：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信中提到的“三八作风”，就是当年在延安时期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三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八个字”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从此，“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从人民军队的军营中，广泛地传到各工矿企业里。直到“”期间，还多次强调要向学政治、学军事、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加强组织纪律性，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

至今，在中国人民的军营里，都还清晰地印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走进军营的每一个人，都还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各级官兵身上所透出的独特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