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顽强拼搏,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当晚，激动的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那时我是北大一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隔壁清华大学的同学不甘示弱，后来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号召，一时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深入人心的时代强音，我深受鼓舞。当时流行的歌曲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时，同学们的那种豪迈、那种神情，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1980年，15岁的田建文考上北大 四年一瞬，1984年7月大学毕业，我先分配至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因不服从分配，跑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工作，不久调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提议和推荐和所领导、站领导的支持下，我又在1986年9月到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考古学界以“田野考古强、作风严厉”著称的张忠培先生，但有个先决条件：毕业后回侯马工作站工作。有两位老前辈的殷切期望，有小学时就读过的“言必信，行必果”的故事，既然选择了还说啥？那就干吧。  1987年12月于吉林大学（左起：孙祖初、陈文、张忠培、张星德、田建文） 1989年春研究生毕业前，结合山西的考古实际，我给自己定下三个奋斗目标：一是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二是在山西南部运城和临汾两大盆地找到商代晚期文化遗存；三是找到比侯马晋国遗址更早的晋国都城。因为侯马晋国遗址是晋国最后一个都城，这是一个可以使晋文化有始有终的发现和研究。 6月89年19研究生毕业，我回到侯马工作站，在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之余，始终抱着这“三个奋斗目标”或可称为“课题意识”，由此打下牢固的基础并影响我的考古成长之路。作为一个考古人，我深知时间的重量和空间的距离。  2016年11月29日，田建文在山西蒲县古县乡曹村龙王庙附近做考古田野调查 02 毕业前后，业余调查是常有的事情。邀请个同事、骑上个自行车、拿上个手铲、带上个陶片袋，说走就走，逐渐发现侯马崖上、西阳呈、单家营等遗址与以往常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差异。1991年5月初，我与同事一起，骑自行车对山西翼城东部地区以北撖遗址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约20公里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摸底调查，先复查南撖、贯上堡、东木坂三遗址，新发现了南卫遗址，最后收官之作是5月11日发现枣园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我们完成了论文《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提出“枣园H1遗存”，接着又调查了侯马褚村、曲沃里村西沟、翼城古署、老官庄、新绛光村、绛县周家庄等遗址，在《山西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中提出了“枣园文化”，使山西作为中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论点有了考古学提供的实物依据和考古学文化支持，“枣园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以彩陶闻名的西阴文化（又被称为“庙底沟文化”）的直接源头。  1990年8月，导师张忠培先生（前故宫博物馆院长）与田建文在五台山 新世纪以来，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参加会议的机会，我深入吕梁山南部调查，写作了《柿子滩与南庄头》，提出表里山河的山西在新、旧石器时代，存在着“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存，从而有别于陕西、河南、河北等周邻地区，诠释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多样性。  1993年，张忠培先生与田建文参加平朔举行的山西省考古学会 与此同时，我写了《晋国早期都邑探索》、《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天上掉下晋文化》、《初识唐文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考古学考察》、《三足瓮研究》、《春秋晋国“虒祁宫”》、《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东下冯遗址遗存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晋材楚用——中条山和晋文化对铜绿山历史地位的启示》、《轵关陉绛县段的考古学考察》、《晋都新田新认识》、《刻纹铜匜说晋吴》等论文，以此回答我的第二和第三个愿望，引发出《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山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我对张忠培陶鬲研究学术思想的认识》、《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煮盐器具厚壁缸》《山西的“前陶新石器时代”》等一系列关于山西及黄河流域在中华远古的地位和作用的系列文章。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前辈们：我没有辜负您们的教诲和培养；我也可以自信地告诉同龄人：我没有辜负大好时光。  2011年9月，田建文陪同张忠培先生在大同考察 03 细细想来，前辈们开创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务实求真的学术态度，给我指明了努力方向。再加上我本就是农家子弟，从小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在考古这条道路上，我有五点感想，与大家共享也共勉。 1、死记硬背苦练基本功 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这一考古学的使命。到现在为止，考古学没有也不可能有“先验论”，因为考古遗存都是千变万化的，只有认真把古代遗迹和遗物牢记在脑海、铭刻在心里，才能产生古今共鸣，才能与古人对话。这一点开始确实艰难，尤其是死记硬背。1984年我考北京大学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硕士研究生，专业课91分；1986年考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硕士研究生时，专业课91分，就是靠死记硬背；参加工作后读古籍、看考古报告，也是靠死记硬背，浅尝辄止只会于事无补甚至贻误终生。经过努力尝到“甜头”之后，就会乐此不疲的，因为天道酬勤，地道也酬勤，人道更是酬勤。  田建文使用过的军挎包 2、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是“证实”和“证伪”的科学，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第一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曾经坚守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优良传统，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不要指望立竿见影，就得“研究研究再研究”，就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耐得住寂寞之后才能下结论，也才敢下结论。  田建文拿着考古专用的小铲子，查看出土物 3、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田野考古，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收获，不能更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一步跑不到、一个细节观察不到就会遗漏重要发现，这是我参加多次调查与发掘总结出来的“硬道理”。我们既要谦虚谨慎也要自信自立，毕竟求人不如求己，打铁全凭本身硬。如果说“田野考古工作是个良心活”，那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工地上随时会有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我就尽可能吃住在工地，自己清洗、拼对陶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2017年冬天发掘海拔1000多米的薄县曹家庄遗址时，石板墓一露头，我就本能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边发掘边调查边查资料，用考古类型学的手段，分析出土圹竖穴墓24座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人，而汉武帝以后的洞室墓18座墓葬为匈奴人骐侯驹几的部属。这是我国确认的匈奴人分布最东南的地点，后来得到人骨鉴定的支持。  2005年1月14日，发掘绛县横水西周2号墓出土铜尊 4、考古学研究 网络时代涌现出形形色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譬如“沙发考古学”等等。有些学者自己没有好好发掘一两个工地，不曾写出一两篇专业考古报告，就去搞所谓“意识形态”、“一般规则”等形而上学的东西。再加上一些“民科们”的渲染炒作和不明事理的政府官员的大肆宣传，貌似还挺受欢迎。我看不懂这些，也不评论他们。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读原报告、读原著，按每个遗址、每座房址、垃圾坑、水井、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单位，再按位置、出土层位、规模、出土器物图线图、照片、文字、表等部分，逐一做卡片，老老实实下“硬功夫”、“笨功夫”。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工作不值一提或嗤之以鼻，我则岿然不动。这种坚持不仅带给我心理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也使我的考古学研究登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田建文在考古现场 山西襄汾陶寺和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是考古学界热门话题。我从最基本的每座房址、城墙、水井、墓葬等考古单位入手，在搞清楚每座单位时间的前提下，解析它们之间的谱系，写出了《陶寺2002ⅡM22的年代问题》、《聚落考古首要任务是遗存年代关系》、《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的年代问题——兼谈石峁遗址的分期》、《陶寺、大柴遗址分期及其他》等文章。我坚信，实事求是从具体考古材料做起，才能实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事业，而不是通过一些听不明白搞不懂的概念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博得一时之快。 晚上，是田建文学习的时间 5、课题意识与超越意识 人生短暂就得只争朝夕，时光荏苒需要加倍努力。在课题意识与超越意识目标指引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勤于思考坚持写作，努力克服“述而不作”的坏毛病。除考古发掘和调查是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我的考古论文、文博科普文章等一百多篇多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这里面有个自我“超越”的艰难过程，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4月发表《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之后，新的考古学材料和旧认识的提升，迫使我不断求索、否定自己，于2008年9月和2017年2月相继发表《晋都新田的两个问题》与《晋都新田新认识》，用考古材料说话，终于寻找出春秋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型宫殿“虒祁宫”和晋国晚期迁都新田后，晋国公室在牛村、平望、台神的三座“品”字形古城，以及后来被迫迁移到凤城古城，将晋国晚期六卿争权、三家分晋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 田建文在工地检查考古报告 40年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直影响着我、感召着我，也敦促着我。如果说我在考古道路上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成绩离不开学生时代养成的情怀和原则。每念及此，我真切怀念青春岁月，深深感恩1980年代的北京大学。 来到考古基地是田建文最开心的时候 2021年5月7日，闻喜上郭工地 9月25日，侯马家中书房 关注自己的公众号，享受更多同窗的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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