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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晔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年8月26日-1984年2月12日)，阿根廷作家、学者，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大天王之一 科塔萨尔的风格，用最简单地话说：“我不区别幻想与真实”。他那些著名的短篇中充溢的想象力，足以建构一个私人的奇特世界。 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 “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如果卡尔维诺有知，他会欣然允准我篡改他的小说篇名来纪念下面发生的事件。三位冬夜里的旅人应朋友之邀，踏上巴黎开往布拉格的火车。他们是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阿根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时间是一九六八年。邀请他们的人是米兰·昆德拉。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象，会有多少读者像我一样兴奋莫名，非念诵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的名句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动：' Oh noche que guiaste! Oh noche amable más que el alborada!'（黑夜啊，你这引领者！黑夜啊，你可爱胜过晨光！）想想看，那一年那一夜，那一路，那些人。或许有人说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缘遇合，但科塔萨尔早说过：生活中没有比偶然的遇合更必然的东西。又比如说在一九八四年，胡里奥·科塔萨尔走到了“跳房子”游戏的最后一格，也是在那一年米兰·昆德拉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那个冬夜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回忆与遗忘的大师的讲诉中不断复现。从巴黎一同坐火车去布拉格——马尔克斯在某次追忆中特别说明，因为三个人都对飞机抱有恐惧。三个人海阔天空地闲聊，车窗外闪过甜菜的海洋，无边的各样厂房，战争浩劫的种种遗迹。临睡时富恩特斯随口问了科塔萨尔一句，爵士乐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钢琴的。提问的人或许只想知道一个人名，一个日期，但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堂精彩炫目的课程，伴随着大杯的啤酒、血肠和凉土豆，一直持续到凌晨。在马孔多之父的印象中，科塔萨尔非常善于斟酌字句，他那管风琴般的深沉嗓音，骨节粗大的双手都极富表现力——将近四十年后，马尔克斯又一次写道：“我和富恩特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奇。”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坐了五个多小时的大巴从西班牙南方的格拉纳达赶到马德里，只为了美洲之家（Casa de América）组织的一次“向科塔萨尔致敬”的活动。场间休息的时候，我鼓起勇气上前，请科塔萨尔的遗孀奥萝拉（Aurora Bernardez)女士在一本《秘密武器》上签了字，但没好意思告诉她，自己勉强也算是她的同行，译过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这位女士是作家和翻译家，她把加缪、萨特、福楼拜翻成西语，也无疑是我见过所有九十岁的老奶奶里最可爱的。与会的一位研究者讲起自己帮奥萝拉整理科塔萨尔遗稿的工作，已过世多年的阿根廷作家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以至于三岁的小儿子在他周末出门见朋友的时候好奇地问道：“爸爸，你今天去见谁？——科塔萨尔吗？”
那一次也见到了被国内文学史书称作拉美“文学爆炸四大天王”之一，与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并称的富恩特斯本尊。生于一九二八年的富恩特斯，《最明净的地区》之创造者，一头银发，风度翩翩，不带半点暮气。即使在完成了朋友托付要来签名之后，我仍然心下恍惚，觉得这等以前只在书里读到的半神，似乎不该这么容易在眼前现身。 活动的下半场由科塔萨尔的生前故旧一一追缅，却还是富恩特斯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最深。在他演讲的最后，他说起二十多年前那一天自己从报纸上得悉科塔萨尔在巴黎去世的消息，随即给马尔克斯打了电话。他特别记得做过多年记者的马尔克斯回答了这么一句：“卡洛斯，不能报纸上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手头这本二〇〇七年结集出版的《“加博记”：重读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艺术》（Gaborio: artes de releer 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里收录了一篇富恩特斯的回忆。当谈到自己和加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共同的朋友，他提到了科塔萨尔的名字。“回望我们生活中的无数章节”，他说道，有一位作家朋友，“加博和我都会把他置于最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相信如果不曾结识这位“伟大的克罗诺皮奥”，“无论我自己还是加博，我们都不会成为如今的自己，或者我们希望成为的自己。” 他果然也提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那个不断被回忆和复述的夜晚。他印象中的科塔萨尔仿佛一个马拉喀什广场上的阿拉伯故事大王，一一数点所有发生在火车上的小说，然后是所有发生在火车上的电影，最后从火车头的轰鸣说到爵士乐，钢琴和爵士乐的渊源……凌晨到达布拉格后的时候，昆德拉正在车站等他们。“他把我和加博带去蒸桑拿，后来我们觉得太热，要求洗个澡，米兰就带领我们到伏尔塔瓦河边，把我俩推进冰冷的河水里”。他还记得从河里出来是马尔克斯说的话:“有那么一瞬间，卡洛斯，我还以为咱们要一块死在卡夫卡的家乡呢。”
一九六八年不曾死在卡夫卡的家乡，一九八四年没有相信报纸上科塔萨尔去世的消息，二〇一〇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城（也是他的朋友加博居住的城市）赶到马德里去纪念另一位朋友。我有时不禁惊讶于一些拉美作家之间这种奇妙的同气连枝。秘鲁作家阿尔凯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曾向《请听清风倾诉》的作者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致以“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他说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但他真正想在的地方是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为的是遇上奥内蒂，“握住他写作的手”。当年富恩特斯第一次读完《百年孤独》兴奋莫名，立刻给科塔萨尔写信，告诉他美洲有了自己的《堂吉诃德》，“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就好像刚刚和所有的朋友都握了一遍手。” 那天在会场的聚光灯下，面对美洲之家所有的在场听众，富恩特斯又说起当年打给马尔克斯的那个电话：“报纸是不能相信的”——我和其他人一样正听得入神，不想他接下来一句话就结束了演讲：“所以我们知道，科塔萨尔从未离开，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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