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鲁达在我们中间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丨文 朱景冬丨译 我的眼睛并非生为咬啮遗忘； ——《诗歌总集》：《背叛的沙子》 我爱你，纯洁的土地，如同 我爱那么多矛盾的事物一般： 花朵、街道、富饶、祭典。 ——《诗歌总集》：《向着雷卡瓦伦》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离我都近在咫尺。任何人试图从作品的角度“确定他”，都会冒任何一张照片、任何一种片面的证明材料的危险：侧面的聂鲁达，社会诗人聂鲁达，通常的、几乎总是可能失败的研究。 历史、考古、传记，都担负着这种可怕的使命：把蝴蝶固定在硬纸板上。为它们辩护的唯一救星来自头脑的想像区域，来自它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博物馆的每个小灵柩里的骨灰的翅膀全力飞行的情景的能力。 当今年二月我第一次走进他在黑岛的卧室时，聂鲁达还躺在床上，大概已经最后动弹不得了。但是我知道，那天下午和那天晚上，我们曾一起在沙滩和小路上散步，比两年前走得还远。那一次他到家门口等我，想把打算捐献的那片土地指给我看，以便在他死后盖一处青年作家居所。 所以，就像和他一道散步，听他说话一样，我想在此说说我这个已经年迈的拉丁美洲人的话，因为许多次在本世纪难以想像的历史急速发展的旋涡中我痛苦地感到，对许多人来说，聂鲁达的世界形象是一副信奉摩尼教的形象，是一座已经竖立起来的雕像，新的一代总带着混杂着冷淡表情的尊重目光仰望他，好像广场上的一切铜像命中注定遭受这种命运。 对这些青年，不管他们是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我想用在咖啡馆已会见老朋友时的直率口吻对他们讲述一种超越诗歌本身的爱的理由，一种比我对济慈、塞萨尔·巴列霍（秘鲁现代诗人）或保尔·艾吕雅（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的爱具有不同含义的爱的理由；对他们讲述本世纪前半叶在我们拉丁美洲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纪就是将一切吞噬和混杂在一起的过去的继续。  最初是女人；对我们来说，在3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有夏娃后有亚当。那时我们很年轻，诗歌是带着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马拉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鲁文·达里奥（尼加拉瓜现代主义诗人）、兰波（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奥地利现代主义诗人）的帝国标志到来的：诗歌是灵知、是启示，是俄尔浦斯（俄尔普斯）的神秘主义的开放，是对因袭的现实的蔑视，是对那么多南美抒情诗人写的疲惫而陈旧的抒情体诗采取否定态度的贵族派头。 我们是年轻的美洲狮，渴望在一种深邃而神秘的生活的最深处啃啮，而不理会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声音，成了无辜的、热情的叛逆，把自己关在咖啡馆和流浪公寓的会议室里：就在这时，夏娃走进来，从在智利诞生的一本袖珍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开始，讲起了西班牙语。 认识巴勃罗·聂鲁达的人不多。这位诗人突然使我们返回到美洲，使我们脱离了欧洲的情人和缪斯的模糊理论，把我们投进了一个邻近的、可触摸的女人的怀抱，教我们明白一个拉丁美洲诗人的爱可以用日常通俗的言语，用我们街头的气息，用发现美的人的简单方式来表现并在此时此地写作，而不需要伟大的手指定日镜（意为写作技巧、修辞等。——原注）和神圣的布局。 巴勃罗知道这一点，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不抵制那种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入侵，那种突发性的收复。所以，当我们读《大地上的居所》时，我们已不是原来的自己，年轻的美洲狮已经自己扑向久已被轻视的猎物了。 在夏娃之后，我们看到德米欧戈走来，他决心改变我们拉丁美洲人不曾建立的圣经秩序；现在我们将参加大陆的语言创作，在美洲人的嘴里鱼将被称为鱼，事物和生灵可以根据孕育过我们大家的原始母体得到描绘，不需要像父亲一样把自己的榜样和命名法传递给我们的林耐（卡尔·冯·林奈，瑞典生物学家）、居维埃（乔治·居维叶，法国古生物学者）、洪堡（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达尔文们平静地批准。 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鲁文·达里奥在我的诗歌地理上急速地移位了，一夜之间变成一位像克维多（西班牙诗人）、雪莱或沃尔特·惠特曼那样遥远的大诗人；在我们广大、荒凉、野蛮、我们已经使之充满必需的和有力的神话的智利土地上，《大地上的居所》像从前圣马丁（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进入智利去解放它，像玻利瓦尔（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从北方扎他的鹰一样进入了阿根廷，诗歌有它的军事史，有它的征服和它的战斗，语言就是军团和弹药，对语言有感觉的一切人的生命都在记忆里保存无数伤痕。 这些伤痕是发生在昨天和今天、真的和假的之间的那些深刻和难言的恩怨遗留下来的；背后议论相互性不存在是徒劳的，今天的智利还准备证明军事史不了解诗歌达到了什么程度。不管怎样，对它的最高要求来说，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在智利，正义正在把制度绑在它的眼睛上的带子摘掉，使它像看到玩耍的孩子的女人一样露出笑容。  聂鲁达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恢复元气，让我们征服那段在智力同最可爱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距离，因为他生存的理由是不停地超越。接受、领会《大地上的居所》要求我们理解不同的语言范畴。从这个角度看美洲，就像一直没有看到它似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在书店或友谊的偶然性推动下，怀着同样的惊奇心情进入了新语言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变形所呈现的新境界：塞萨尔·巴列霍的《特里尔塞》从北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得到美洲的同样的认为，这位秘密的、颤抖的旅人带来了不同的密码。） 但是巴勃罗没有给我们时间观看四周和第一次衡量诗歌的那种多重的爆炸。后来构成第三部《大地上的居所》的大量诗歌纷乱地加入了第一个伟大的宇宙起源学说，使它更加完美，更加不同一般，越来越把它带向现在和历史。 当西班牙内战推动他写《西班牙在心中》时，聂鲁达走完了从舞台到演员、从土地到人类的最后一步；那么多卑鄙的误解者在拉丁美洲抛出（并使之发霉）的政治定义，具有像圆满的爱情和最后沉醉时的占有那样的必然性和坦率性；不难发觉，标志已经改变，由一个孤独而忧伤的人对大地的果实的缓慢、热烈的数说后，现在是固执地号召人们收获那些从没有受到享用或被不公正地毁坏的果实，写一种用语言和行动缓慢锻造成的战斗的诗。 在被历史舍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这第二次和更可怕的踢刺足以使许多面具落地；作为嘲讽的见证人，我看到聂鲁达的狂热崇拜者突然抛弃了他的诗，而那些随着权宜转动的机会主义者却赞扬一部他们显然无法懂的作品，除非对它的更明显的内容。其他人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在政治上或者受到了迫害或者没有。对这些人来说，聂鲁达的作品仍然是一种搏动，是美洲面对暂时的分化和对外国的模式愈来愈可笑的拜倒而做的发疯般的深呼吸。 我知道，只是由于聂鲁达我才理解了巴列霍、帕斯（墨西哥诗人）、莱萨马·利马（何塞·莱萨玛·利马，巴西诗人）、卡德纳尔（尼加拉瓜诗人）这些既彼此不同又结合在一起、既各自独立又亲如兄弟的诗人。 不过，我要重复说的是，他没有给我们时间，从来也没有给我们时间，一首诗接一首诗，一本书接一本书，他那个专断的罗盘，要求修正我们的方向；他向我们提出号召，但并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丝毫没有大诗人、拉丁美洲的雨果爷爷的家长作风；他只把另一本书放在桌上，苍白的幽灵便赶快藏起来了。 当《诗歌总集》（又译《漫歌集》）到来的时候，创作周期进入了它必需的最后一天；后来有许多纪念日或简单的节日相继到来，他坐下来和朋友们回忆他的生活，这样他便写了一些深受欢迎的诗，如深入人心的《埃斯特拉瓦加里奥》（又译《狂歌集》）和《黑岛回忆》（又译《黑岛纪事》）中的许多诗篇；聂鲁达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仍然像调皮的小伙子一样笑嘻嘻的；他强迫自己举止庄重严肃，进行有益的散步，做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必要做的事情，为了恢复不能恢复的东西、自由的空气、在屋顶和月亮玩耍的猫，他给了制度最后一耳光。  关于《诗歌总集》，人们写了许多。但是它的更深刻的内容却被评论文章和仅仅限于诗歌表现的一切评论所疏漏。这部巨著是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怪物。（有一次我曾对巴勃罗这样说，他的回答是用搁浅的鲨鱼目光看了看我，所以它是一个证明，证明拉丁美洲不但置身在欧洲的历史时间之外，而且它有充分的权利。不只于此，它还负有置身在欧洲历史时间之外的重要职责。） 就像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天堂》在一块区别不多么大的土地上做的一样，《诗歌总集》也决定不顾一切，重新开始；即使成效甚微，它也要这么做。因为人们几乎没这么想过，问题几乎显而易见，欧洲和美洲的现代诗歌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东西，它既是语言表达领域里又是诗人个人范围里的一个省，一块领土。 我的意思是说，现代诗，包括具有社会倾向的诗如阿拉贡（法国诗人）、纳奇姆·希克梅特（土耳其诗人）或尼古拉斯·纪廉（古巴民族诗人）们的诗——这几位诗人最先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但远远不只这么几位——，产生于某些有限的状况和意图。这一点在非介入的诗中更容易察觉。 在我们的时代和以往的一切时代，非介入诗一般集中表现哀惋、色情和风俗主义内容。就是在这种诗歌——我不但不否认它的无限丰富和美丽，而且它有助于我生活——背景下，有一天《诗歌总集》来到我们中间，它仿佛拉丁美洲的一种荒谬而奇异的地球成因学，我是说，它是一种包括一切分支的诗作，是一座巨大的舶来品仓库，是一座铁工厂：从拖拉机到小螺丝钉，什么都造。 不同的是，聂鲁达非常讨厌语言方面预制的东西，讨厌以某种方式提供给我某种关于我们的物质土地和精神土地的知识的博物馆、美术馆、总目和卡片，把为文化甚至为自然做的一切抛在一边。他是一只不知足的眼睛，一直溯至原始的混乱状态；他是一个舔石头的舌头，一块一块地舔，为的是知道石头的结构和味道；他是一只耳朵，开始让小鸟飞进去；他是一个鼻子，陶醉地嗅沙子、硝石、工厂的烟雾的气味。 为了表现神秘的天空和乡村的劳作，赫西奥德（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就是这么做的，卢克莱修（古罗马诗人）也同样如法炮制，心灵的宇航员但丁又何尝不是如此！聂鲁达像西班牙征服时期的某些纪事文学作家，像洪堡，像拉普拉他河（拉普拉塔河）的英国旅行家，但是他的容忍有限，他拒绝描写现存的事物，他在每首诗里让人感到从前什么也不存在，那只鸟没有那个名字，那个村庄不存在。当我对他谈到这一点时，他缓慢地望着我，又给我倒满了杯子，这是个无庸置疑的信号：“老哥，你非常同意我的看法。” 由此我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是为我这一代拉丁美洲人写的，这一点超越了诗的创作者和读者辩证地活动在其中的常规惯例。当我想到诗时，作品这个词对我便有一种建筑物的坚固性，一种石砌建筑的重量。因为它的作用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不但在一切伟大诗歌提出的丰富的本体论的总的方面，而且在直接建立同我们美洲的物质、形式、空间和时间的联系方面，都得到了实现。 如果《巴卡罗拉》的诗句不从遥远的《大地上的居所》回来，谁能到达智利海岸、眺望那永不平息的太平洋？如果感觉不到聂鲁达在关于梯级和蜂房的无止境的理论中就已提到马丘比丘，谁能爬上马丘比丘之颠呢？我大胆地说，痛苦地说：不知有多少亲爱的诗歌在那种可怕的矿物与细胞的沉淀后在我手中变得消疲了啊！我也怀着感谢的心情说：因为没有一个诗人杀死其他诗人，只是在感觉与记忆的颤抖的图书馆里以另一种方式整理他们的作品。 他们是靠借贷生活和阅读的，尽管借贷是那么美好；我们像对某种外交特权和治外法权一样爱过诗歌中的语言忘忧酒，它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平民生活遭受的那般愚蠢的专制和那般野蛮的掠夺；聂鲁达不傲慢，也从来不斥责我们这种脆弱的自弃，他为我们打开了通向那种有朝一日称为诗歌自由的意识的最宽敞的大门。 现在我们可以把马拉美和里尔克摆在准确的位置来读其作品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拉丁美洲人；我知道，我心中最苛刻的东西知道，谁也没有在诗歌题材的那种强烈的比较中失去什么。  所以，我恳请那些最容易遗忘的人重读《诗歌总集》。这样，在智利、乌拉圭和玻利维亚——你自己可以补充这张长长的名单——发生的事情的光亮中（而不是黑暗中），我们时代的神志最清醒的人之一的严酷的预言和必胜的希望就会得到证明。想包括那条地平线，那只为指向许多方向而变成潮湿的刺猬的罗盘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提提聂鲁达在那本书里毫不犹豫地提及和描写的那许多独裁者、那些暴君的画像；在描写时，好像他知道，他比他的卑微人物走得还要远，他的揭露包括着一种未来，噩梦肯定再一次在未来等着他。 为了做最后一次引证，我请他们也重读一下写于贡萨莱斯·魏地拉（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曾担任智利总统）被指控为祖国的叛徒的那一首诗，并用皮诺切特（智利政治家、军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政治家）在被暗杀前一定也称他为叛徒——的名字取代他的名字；请他们重读一下聂鲁达抄写遭独裁政府拷打、凌辱和杀害的智利人的信件和证明材料的那首诗。只有瞎子和聋子才感觉不到《诗歌总集》的诗篇是两个月前、十五天前、昨天夜里、此时此刻写的，是一位死去的诗人写的，为我们的耻辱写的，也许也是为我们的希望写的，如果偶尔应有希望的话。 我对巴勃罗·聂鲁达这个人了解不多，因为在我的缺点中就有不接近作家、从个人出发喜欢作品而不喜欢其人这一条。有两件事证明他对我是有感情的：他向巴黎给我寄过两本书，却没有收到过我任何东西；他给一家刊物寄过一页文章，我记不清刊物的名称了，他在文章中诚恳地希望结束我和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秘鲁小说家）关于“侨居”作家和“流亡”作家的不真实的、荒唐的争论。 当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午11月就任总统时，我想在圣地亚哥和我的智利兄弟们在一起，除了就职仪式，想再目睹点什么，看看在大陆南端向社会主义的首次开放。有人向我住的饭店打电话，声音像缓慢的河水一样：“听说你太累了，来黑岛住几天吧，我知道你不愿意见人，所以将只有玛蒂尔德和我妹妹跟我们在一起，豪尔赫·爱德华兹（智利裔作家）开车去接你。玛塔和特雷莎来吃午饭，再没有别人了。” 我当然去了，巴勃罗送我一件特穆科蓬乔，让我看了他的房子、大海和荒凉的田野。好像怕我感到厌倦似的，他让我在空荡的客厅里呆着，慢慢地、尽兴地观赏阿拉迪诺岩洞，他那有着无数奇妙的玩艺儿的“莎纳都”。他几乎立刻理解了诗歌和事物、语言和题材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关系。我想起了安娜·德·诺瓦伊（安娜·德·诺阿耶，法国女诗人），她问一位女友在散步时看见的一种花的名称，然后惊讶地说：“啊，原来这就是我在诗中多次写过的花！”我感觉到这和诗人聂鲁达的距离有多大：未曾触摸的东西他绝不写，写过的东西也要体验。 他生前有多少恨他的人、妒忌他的人嘲笑他那些船首饰、图片册、罗盘、瓶子里的小船儿、首版图书、邮票和洋娃娃，却不懂得那个家、聂鲁达的一切家也都是诗，是《大地上的居所》和《诗歌总集》的复制品和确证，证明无论什么东西，一种实物或一种花卉，不经过仔细观察和嗅闻、不赋予它并使之赢得永远活在敞开胸膛欢迎这种作为语官的化身和直接的联系的诗的人的心中的权利，是不能写入诗歌的。甚至巴勃罗·聂鲁达死在瓦砾和一群害兽中不也是最后一首战斗诗吗？  聂鲁达手迹 我们知道，他已被癌症判了死刑，这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不等得胜的坏蛋撕碎他、抢劫他的家他就已经死去。但是命运却像他希望的那样把他描绘到最后；不管自愿还是不自愿，他已经对周围的一切置之度外，或者用那双什么也逃脱不了的鲣鸟的眼睛望着他家的废墟；他的死如今已经成为他的一首最可怕的诗，吐在刽子手的脸上的痰。就像当年的切·格瓦拉、范·特洛伊和那许多宁死不屈的人一样。 我还记得今年二月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情形。当我来到黑岛时，只要看见大门关着就可以根据并非医学确信的东西明白，巴勃罗约我来是为了和我告别。我妻子早就等待为法国电台录一席同他的谈话。我们默然地望了望，录音员等在车上。玛蒂尔德和巴勃罗的妹妹把我们带进巴勃罗的卧室，他就是在那里证实了他同大洋、同他看到生活的巨大眼皮所在的波涛的对话。 他神志清醒，满怀希望地（那是在人民阵线巩固其领导权的大选前夕）把他最后一本书给了我。“既然我不能去游行也不能向人民讲话，我就只能和我三天内写的诗在一起了。”标题说明了一切：《号召刺杀尼克松，赞美智利革命》。诗句是供人们在街角上喊口号的，供人民歌手配曲的，是让工人农民在单位和家里听的。 在大选的过程中，电视机一直在床头开着：他所爱不释手的侦探小说是比愈来愈需要注射的针更有效的镇静剂。我们谈到法国，谈到他在诺曼底的家中过的上一个生日。我们这些朋友来自四面八方，好使巴勃罗觉得他这位著名外交家的有规有矩的孤独有所减轻，我们在那里用纸帽子、长时间的饮酒和音乐为他送行（他明白这一点，我们知道他明白这一点）。 我们还谈到萨尔瓦多·阿连德，那几天他曾来看望巴勃罗，没有事先通知，用一架巨型直升飞机在黑岛引起一片惊讶。晚上，尽管我们坚持告辞，坚持说他应该休息，巴勃罗还是要我们和他一起看一部描写吸血鬼的恐怖电视剧。他又着迷又开心，完全陶醉在对他来说比他知道的某种未来更真实的幽灵的表演中。 在我两年前第一次拜访他时，他拥抱了我并说了声“再见”，这“再见”一定会在巴黎实现；现在，他注视了我们片刻，我们握着他的手。他说：“还是不要告别吧，真的。”疲劳的眼睛望着远方。 是的，不应该告别；我写这些话就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和智利在一起。我知道，有一天我们将重回黑岛去，他的人民将从那道门进去，将在每块石头、每片树叶上和每一声海鸟的叫声中看到自己所热爱的那位诗人的总是充满生命力的诗。  1973年于日内瓦 本文选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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