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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初版于1979年，并多次再版，是研究王国维的扛鼎之作。该书分为“王国维的生平”和“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上下两编，上编从时代激变和内在性格入手分析了王国维由文学、哲学研究转向古史考证以及他在盛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下编则探讨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批评著作的价值所在。  一、王国维学术转向的原因 叶嘉莹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王国维的学术路径。从内在因素来说。王国维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被文学和哲学所吸引，着手从事文哲研究。而且，王国维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他不甘于只做一个研究者，而是想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或文学家。这些选择，与王国维忧郁悲观、喜欢追究人生终极问题的天性有关；然而，他并不具备哲学家的才气，他的才能禀性是以理性见长，沉潜敛抑，更适合从事严密周到的历史考证。王国维在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和哲学研究之后，慢慢认识到这一点，青少年时代就有的历史考证兴趣也逐渐萌动。  从外在因素来说，主要有两点。首先，新资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王国维生活在文物大量出土的年代，而且与中外考古学家交往密切。在这种环境中，重视新资料的王国维逐渐走向历史考证学。其次，时代激变是促使王国维走向考古研究的另一外在因素。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使王国维认识到，西方文化连西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遑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对西方文化失去信心之后，他转而从事中国古史考证，希望借鉴古代历史的得失成败，为辛亥革命之后混乱的中国寻求出路。 二、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 叶嘉莹认为，广为流传的罗振玉“追债”说和王国维殉清说经不起推敲。王国维遗书中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八个字，是探求其死因的最可靠线索。这八个字的意思是说：“经过痛苦的时代变乱，不该再使自己的精神人格蒙受侮辱。”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也没有为清廷效忠殉节的想法。可是，1927年国民革命军即将攻陷华北，革命军的将领冯玉祥是一个投机的军阀，他曾在1924年10月9日派兵逼迫溥仪迁出故宫。王国维是溥仪的师傅，北伐军攻入北京后，极有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诬蔑王国维为复辟派。王国维极为看重操守，对溥仪个人又怀有感恩之情，他没有为自己辩白的可能，这种卷入纠纷凌辱又不能为自己辩解的处境，是他极为恐惧的，也是导致他自杀的真正原因。  三、《红楼梦>评论》的成败得失 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长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清代学者并不重视小说，王国维却能认真探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体现出了睿智过人的眼光。其次，王国维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点评”，将叔本华美学作为《红楼梦>评论》的理论基石，以一以贯之的艺术观开掘出了《红楼梦》的深层意义，建立了一套初步的理论体系。 同时，叶嘉莹也指出《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完全套用叔本华哲学，将解脱“生活之欲”的痛苦，作为批评《红楼梦》的依据，并附会“宝玉”之“玉”为欲望之“欲”，这与《红楼梦》原书的主旨并不相合。 四、《人间词话》的价值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自觉援用西方理论补足中国文学批评缺少逻辑的缺陷，但是，在批评实践上他有点矫枉过正，他完全套用西方理论解释《红楼梦》，产生了一些错误。这种情况在《人间词话》中得到了一点改善。《人间词话》虽然也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但是王国维只是把它当作解释中国传统的工具，而没有完全受其限制。不过，因为《人间词话》承袭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形式，对“境界”的说明还是不够透彻，这就导致，后来的学者在解读王国维的“境界”说时各执一词。比如，文艺批评家李长之将“境界”解释为“作品中的世界”；文学理论家、诗人顾随认为“境界”就是“人生”；而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则强调“境界”与“景”想通，“境界”说的本质是“写景”说。叶嘉莹从西方美学和传统的兴发感动说出发，指出“境界”离不开人心体会，是诗人内在意识对外在事物的反应，突出了诗人主体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她对“境界”的阐发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总结 叶嘉莹重点探讨了王国维的生平与文学批评，也与她自己的学术兴趣有关。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叶嘉莹就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感动。在随丈夫到达台湾之后，叶先生备尝生活之艰辛，对王国维悲观绝望的心境多有共情，当她撰文讨论王国维时，不免有自己的投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推崇“以血书者”，也就是真情实感的作品。其实，“以血书者”的评价也适用于叶嘉莹，这或许是她与其他的王国维研究者的不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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