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了五凉统治下的河西地区，使图书典籍、礼仪制度等文化精华在河西得以留存。后经河西文人经由河南路南下巴蜀、沿江向东，到达建康，加之五凉与南朝间遣使问聘、书籍互赠以及学者授徒、僧侣传教交游活动，河西文化遂流传至关中和江南一带，对中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佛学东传南下 被誉为“译人之宗”的竺佛念和其他西行求法返回的凉土僧人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人，都先后东下长安，译出了众多的经典。当时长安和姑臧是北中国佛经翻译的两大重镇。参与译事者中，姑臧自不必说，即在长安也是凉州僧人居多。除了凉州本土僧人外，在长安还有从西域而来的高僧，他们中有的就是先在河西稽留学习，受过汉文化的熏陶哺育。后秦弘始二年(401 年)，留居姑臧十七年的鸠摩罗什被后秦姚兴迎往长安，在草堂寺组织译场，翻译佛经。鸠摩罗什运用在姑臧掌握的汉语读写能力，带领僧肇等800多名学僧弟子，系统翻译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共译佛经 35 部共 294 卷，所译诸经，讲求文辞优美，声韵合调，既和以笙弦，又不失“西域趣语”。诸多经论后世成为“三论宗”“成实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中国佛教学派的理论依据。罗什还发下宏愿，如翻译无误，死后焚身时舌当不烂。相传以后果应其言。此外，河西僧人南下建康、江陵，带去并译出大量佛经典籍。慧览、僧印、于道邃、道挺、智严、宝云、沮渠京声等，都先后在江南停留，译经受禅。
（二）儒玄滋养关中 河西儒学大师胡辩，前凉亡后他从河西来到关中，苻坚末年东迁洛阳，教授弟子千余人，名声远扬。关中不少弟子慕名欲前往洛阳请教学业。姚兴乃诏令守关官吏放行曰：“诸生谘访道义，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前往胡辩处拜师受业者益增，一时间关中儒学之风大盛。河西名儒刘昞注解的《人物志》，是一部了解魏晋玄学的重要著作，后来传至江南，记载于史籍，得以流传于现在。 （三）南北书籍互赠 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遣使南朝，向刘宋求得《起居注》等杂书数十种。并进献河西保存的古籍及凉州学者的著述，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历算等类共20部154卷，集中反映了河西学者的研究水平，更是对河西学术成果的一次检阅，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交流与融合。 （四）文学播及南朝 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甚少提及当时北中国的文学创作，而《文心雕龙》中对三位五凉文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为特例：“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溢’，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也；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由此可见，江南王朝恢复汉文化的过程中接受和吸收了河西五凉的不少文化成绩。阴铿（约 511 年－约 563 年），字子坚，姑臧人。南朝著名诗人、文学家，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铿幼年好学，能诵诗赋，长大后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其诗以写景见长，讲究格律，如《晚出新亭》《游巴陵空寺》《秋闺怨》等篇，可视为唐代格律诗的滥觞。杜甫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并赞曰：“李侯（指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五）音乐回传江南 西晋末年，一部分清商乐传入凉州。前秦灭前凉之后，苻坚在凉州得到了清商乐，然后带到长安，流行于关中地区。417年，刘裕灭后秦，占领关中一带，将清商乐带到了江南。  北魏攻灭北凉后，太武帝迁徙凉州豪右三万余户到平城。对凉州著名学者和文化人才，北魏政府全盘接收；对五凉文化成果，北魏政府兼收并蓄，纳入中原文化宝库。五凉文化直接推进了北魏拓跋氏鲜卑吸收汉族文化的进程，对孝文帝改革以及中原文化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隋统一中国之后，河西文化作为重要一源，逐步加入到隋唐文化洪流之中，对隋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典章制度 从史料记载来看，在中原典章制度进入北魏之前，许多礼仪规章，或言关键的制度业已肇基，汉化政策也已深入推进。以拓跋氏典章制度建立的过程可见，在立国前期拓跋氏所依赖的多是河西人士。“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由河西籍人士参与完成的典制，必然融会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是蕴其滥觞、集其大成的历史杰作。故陈寅恪先生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北魏制定官制律令，依靠的是李冲、李韶、常景、源怀等河西名族的后裔。李冲被孝文帝赋以重任，凡制定礼仪律令，营建都邑宫庙，以及其他有关变革夷风摹拟汉化之事，无不让李冲主持定夺。“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李韶是李冲的侄子，在改革车服羽仪诸制度方面，贡献甚大。源怀，秃髪傉檀之孙，迁尚书令，参议律令。源氏虽非汉族，但汉化特深，其学也属河西文化之范畴。常爽是北魏初的大师，平城学业之兴，实由其力。他的孙子常景，为太和以后礼乐典章之宗主。《洛阳伽蓝记》载：“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程灵虬从学常爽，其刑律之学也属于河西流派。唐律因于隋开皇旧本，隋开皇定律又多因北齐，而北齐更承北魏太和正始之旧。北魏孝文太和时改定刑律共有二次，其中第二次河西因子尤为显著。至宣武正始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俱为重要。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治之，取精用宏，经北齐而隋唐，成为千余年来东亚刑律的准则。北魏由鲜卑贵族建立，最初无礼乐可言。入主中原后，面临的局面是“神州芜秽，礼坏乐崩”。北魏统治者只能因陋就简面南称尊，“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纵有“典礼之用”，不免“多违旧章”。到孝文帝改革时，依靠李暠之孙李宝的后裔李冲、李韶、李延等，对继承来的礼仪资料进行排列修改，建立了属于北魏的礼仪制度。  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具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而南朝及关中政权皆受五凉文化的影响，后皆汇聚至隋唐文化洪流之中。所以，深受五凉文化影响的魏齐之礼仪典章，后世又成隋唐政治制度的重要源头。 （二）学术成果 迁徙到平城的三万余户凉州豪右中，既有北凉王族和官吏，也有河西著姓家族。河西的文化人物大多数都跻身于这两大群体，他们无一例外地被迁徙。其中阚骃、刘昞、宋繇、张湛、索敞、程骏、宗钦、段承根、阴仲达、赵柔、常爽等河西文化学者均被太武帝“礼而用之”。五凉时期的儒学、史学、玄学等学术成果和书画乐舞等艺术以及佛学被北魏全盘吸纳。江式的祖父江强向北魏政府“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江氏家族的学术在在北魏得到传承；程骏的玄学也随程骏到了平城；另外，官私所修史籍，被作为后来修《十六国春秋》的底本；赵□《玄始历》被北魏采用；至如佛学、石窟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也都在北魏那里得到了传承。 （三）文化教育 河西学者将优良的学风、规范的教育带到平城，填补了北魏教育事业的空白，加快了鲜卑贵族汉化的进程。为弘扬汉文化和激扬社会风气，河西学者还致力于撰述和整理儒学典籍。《资治通鉴》载，河西士人到达平城后，“魏之儒风始振”。原为刘昞助教的索敞受命教授“胄子”，其“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意为索敞将诸多鲜卑贵族后裔培养成为国家栋梁。索敞辑诸书中有关丧服礼仪制度方面的内容，编著《丧服要记》一书，填补了西晋以来“礼典无宗”的空白。常爽到平城后在温水岸边设置学馆，招收学生七百余人，并立劝罚之科，严格考课，使“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常爽编著《六经略注》，作为一部儒学教科书，“以训门徒焉”。常爽以“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来策勉鲜卑贵族学习汉族文化，以之振兴北魏学风。
（四）风格造像 北魏灭北凉后，掳凉州僧徒三千，“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由凉州到达平城的河西僧人玄高、慧崇、昙耀、师贤等，对北魏佛事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文成帝时期，凉州僧人昙曜以帝师之身份，主持开凿了著名的昙曜五窟，使得凉州石窟造像艺术得以在中原地区传承融合，对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曜，凉州人，早年在在姑臧修习禅业，造诣深厚，后参与凉州石窟开凿活动，成长为精通石窟建造技艺的专业僧人。入魏后被文成帝敕为统领全国宗教事务的“沙门统”。依靠皇权支持，主持开凿营建象征北魏五帝的 “昙曜五窟”。后期组织西域、凉州高僧开展“平城译经”，开启了北魏佛教禅理并重新风尚。创建寺院经济规制，推行“僧祇户”和“佛图户”管理制度，为隋唐寺院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云冈石窟标号为第16窟至第20窟为凉州高僧昙曜主持营造，后世称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规模宏伟，雕饰瑰丽，技法熟练，为云冈石窟艺术之精华。凉州石窟是云冈石窟造像的母体之一，由于有凉州僧团和工匠的参与，云冈石窟的造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凉州模式。云冈石窟的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与凉州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第1窟、第2窟和第6窟呈现出典型的凉州模式中心塔柱窟风格，最具凉州特色的龛内交脚菩萨或交脚弥勒佛几乎贯穿云冈造像始终。昙曜五窟和太和造像都带有凉州造像中坐佛、立佛和一佛二菩萨为主的题材特点，造像服饰与凉州一脉相承。北魏迁都洛阳后，凉州工匠及后裔又参考云冈石窟，相继开凿龙门石窟，“凉州模式”随之弥散中原大地。
（五）文学光华 河西人士的文学创作，主要以实用性为主，保留了抒情的传统，给北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促使北魏文学形态发生变化。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北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归附士人的诗歌以文传心，情景交融，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宗钦的《赠高允诗》：“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蓓。”又如段承根的《赠李宝诗》：“闻诸交旧，累圣叠曜。淳源虽漓，民怀余劭。思乐哲人，静以镇躁。蔼彼繁音，和此清调。”程骏的《庆国颂表》，句子长短不一，辞采华丽，是一篇具有骈文特色的文章。再如胡叟的五言诗《示程伯达》：“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鮀，盻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对仗工整，比兴、用典得当，表达了内心的不满。当时的河西也成为北魏文学家向往的地方，他们纷纷在游历中为之吟诗称颂，如北魏到东魏时期文学家，“北地三才”之一温子升有《凉州乐歌》二首，就是典型代表。其一为：“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其二为：“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河西作为唐朝边关要塞之地，诸多怀有建功立业情怀的诗人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皆在此地戍边驻守，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凉州生活风貌的边塞诗。凉州本籍诗人李益的诗歌创作活动在唐朝具有重大影响，位列“大历十才子”而载入史册。唐诗品牌曲调《凉州词》，是五凉文化继续在凉州保存传承、进而在隋唐时期与中原文化再次交流融合而诞生的典型成果。凉州词又称“凉州曲”，是凉州歌的唱词，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凉州大曲”是“西凉乐”的发展和继续，也是在西凉伎乐基础上派生的多段大型歌舞音乐，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产生的具有专业艺术水准和浓厚民族风格的第一个大曲。唐开元年间，音乐家郭知运将在凉州搜集的“凉州曲”曲谱献给唐玄宗，玄宗命教坊翻成宫廷乐谱并配以新词传唱，并以曲谱产生地凉州为曲调名，“凉州词”因之诞生。自此“凉州”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进驻中国文学史，成为唐朝边塞诗的标志。唐朝时创作“凉州词”成为一种时尚，王之涣、王翰、孟浩然、张籍、薛逢、柳中庸等著名诗人皆有《凉州词》问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展现出壮阔苍凉的边塞景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凉州词》是千年历史陶冶下的不朽遗存，是经受汉风唐韵洗礼、五凉文化陶冶的文字精粹，是古城武威悠久灿烂的文化见证，千古传诵，至今不衰，彰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是凉州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凉州因此也成为中国文人心头的一道永恒的精神边疆。
（六）乐舞艺术 北魏平定凉州之后，由于河西向中原内陆输送了一大批“乐工”“伶人”等艺术人才，这批“乐工”“伶人”及其后裔或集于庙堂之上，或散在村坞之间，承前启后，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使得流行于河西地区的西凉乐舞风靡于中原内陆，为魏周乐舞的复兴建立了功勋。“晋永嘉之乱，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长安，获秦雅乐。故二国有其器服工人”。统一河西后，北魏继承了这份遗产，“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获雅乐器服工人，并存之”。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乐仪制度。太武帝拓跋焘将河西《秦汉乐》改名称为《西凉乐》。《旧唐书·音乐志》载：“（西凉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而后，《西凉乐》在北朝广泛传播，据《隋书·百官志》载，北齐中书省“司进御之音乐”中就有《西凉乐》。由此可知，《西凉乐》是由西域音乐和汉族音乐经过长期的融汇，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完整的套曲。据文献记载，《西凉乐》有许多风格独特的乐舞曲，其中名曲有《杨泽新声》《神白马》《永世乐》《万世丰》《于阗佛曲》《敦煌行》等等。由于《西凉乐》吸取了中西音乐的长处，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因此在魏周之际，还被称之为“国伎“，可见艺术地位之高，后来也理所当然成为隋唐燕乐中的一部大曲。《龟兹乐》《天竺乐》也成为隋唐国乐。《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最为闲雅。”《乐府诗集·乐苑》记叙得更加详细：“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以为九部。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而总谓之燕乐。”凉州在隋代改称为武威郡，唐朝时复改为凉州。《新唐书·乐志》说：“天宝间乐调，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而《凉州》大曲便是这一时期在《西凉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除了“凉州大曲”，唐玄宗开元中，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流行于凉州的大型歌舞曲“婆罗门曲”（天竺舞曲），受到了长安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此后“婆罗门曲”屡经加工提高，特别是得到了深通音律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工整理并将其改编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从此，被改编后的“婆罗门曲”成为大唐歌舞大曲的“领衔”之作而盛极一时。
（七）都城格局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姑臧城，本为匈奴所筑，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前凉时期，经过张轨、张茂及张骏数代的增筑与扩建，逐渐形成了五城的布局规模，由东、西苑城，北城，匈奴城，南城构成。里面有谦光殿、四时宫。规模宏大，拟于中夏，成为河西城邑的模范。曾是前凉、后凉、南凉和北凉都城。根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考证，这一时期的姑臧城一反传统都城的“南宫北市”格局，开创了“宫北市南”的都城新格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七年（493年），命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大将董爵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洛阳新都。尚书李冲因“机敏有巧思”，全面负责洛阳城的总体规划，是洛阳新都蓝图的设计者。李冲为西凉王李暠曾孙，深受河西文化熏陶，在营建过程中，把姑臧“宫北市南”的格局融入新都洛阳的营建中，延及后世，影响了隋唐长安城都城的布局，标志着都城建筑文化中“宫北市南”的五凉都城特色成为北魏洛阳城及后世都城营建的典范。这是五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五凉文化中的精华之一。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
 五凉文化在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如歌岁月中，历经大唐盛世、神秘西夏、大元一统、明清文风的洗涤，在武威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大地上，五凉余音和着“书城不夜”的琅琅书声，伴着威武雄壮的攻鼓舞，文脉绵长，韵味悠扬，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谱写了“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武威城市精神的华丽篇章。 （一）英才辈出 五凉崇儒重教之风，历经隋唐、宋（西夏）至元、明、清，文风兴盛不衰。五凉之都，英华荟萃，人才辈出，张澍、聂守仁、李蕴芳、郭楷、潘挹奎、张美如、李铭汉、李于锴、李鼎文等一大批文化学者，书写出凉州文化千古流芳的壮美诗篇。 （二）匾额文脉 明清以来，武威文化教育繁荣，学风浓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存和汇集了一大批匾额艺术佳作。这些匾额，以其博大精深的人文思想、精绝的艺术表现、精湛的制作工艺构成了一道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武威文庙文昌宫桂籍殿前廊檐下悬挂着 44 块匾额，匾文用典绝妙、寓意深刻，书写飘逸潇洒、朴拙雄健、遒劲俊美，可略窥一斑。
（三）非遗文化 五凉文化是河西地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头。贤孝、宝卷中的报应故事、孝悌事迹与儒释道思想的长期熏染不无关系，攻鼓舞、狮子舞继承了西凉乐舞的元素和特点。在姹紫嫣红的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五凉文化可谓余绪其中。凉州贤孝演唱内容、音乐曲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辞腔调，散发着五凉文化的余韵。凉州宝卷演唱内容大多源于敦煌变文，有着五凉时期佛教文化的影子。凉州攻鼓子其总体格调与古代西凉乐舞之“软”“健”之风颇相吻合，具有典型的西凉乐舞遗风。五凉时期，杂技百戏经西域传入河西，后广为流行。狮子舞成为西凉乐伎中的一种特色舞蹈形式。
五凉文化是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产品。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三个源头融汇一体，制度文化、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层次贯通一线，内容浩繁，气象万千。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史不绝书，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历久弥新的璀璨光芒。五凉文化特色鲜明，内涵博大，底蕴深厚，见证了丝路重镇武威的灿烂辉煌，是历史留给武威人民的巨大财富，为武威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穷魅力。 （本文节选自《武威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武威历史文化研究》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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