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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世界，看到别人决定了的事，一般不要去劝说。 比如刘邦打进咸阳宫，马上陷入一种癫狂状态，赖在温柔乡里不走了。 这个时候，谁劝都不好使。  当然了，此时此刻，清醒的人也没几个，大部分也都打砸抢去了。 史书里的原话是“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这么多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大事，如今终于胜利了，干成了，还不趁机多捞点硬通货？ 少数几个另类，萧何去打捞政府的档案、文书、图册去了，樊哙倒是堵着刘邦一顿劝，但就是不好使。 这个时候张良来了，给刘邦递了几句话，翻成白话大概是说——  主公啊，你知道秦国为啥土崩瓦解吗？ 还不是因为政策残暴无道，所以您才能有今天，舒舒服服躺在大秦的宫殿里。 咱是为天下苍生起义兵，除暴政来的，那就应该节俭朴素，保持本色，不能刚一攻下咸阳，就醉卧温柔乡啊——这不就是“助纣为虐”吗？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觉得，您还是听樊哙的，赶紧走吧！ ——刘邦听了这话，这才一个激灵爬起来，封存了秦廷的珍宝美人，收队出城，回军霸上。 史书里没说樊哙是怎么劝说刘邦的，总之不管用，但张良一开口，怎么就劝得动刘邦呢？ 因为他挑明了刘邦集团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政治正确性”，让刘邦自己醒悟了，再不走，自己就丢了政治正确性，距离土崩瓦解不远了。  都是当时的一方诸侯，刘邦和项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人家项羽可是楚国大贵族的后裔，据司马迁说，他们家是“世为楚将”，另据唐朝人的考证，项羽的祖先本姓姬，和周王室同宗，早年被封在项国，后来就取国名为项氏，总而言之就是，血统高贵极了，生来就是“王侯将相”的料。 说白了，项羽他们这一拨人，天生就具有“血统正确性”。 刘邦算什么？ 往上数几代，都是修理地球的农民，最开始连个名字都没有，就叫个刘老三（刘季），幸亏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了一嗓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老三也跟着拉杆子起兵，后来因为“楚怀王之约”，动了在关中封王的心思，一路杀奔过来，灭了秦朝。  但是你陈胜吴广，连同刘邦，出身都很低微，你们凭什么封王拜相呢？ 凭的就是诛暴秦、起义军、救民于水火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张良所谓的“为天下百姓除暴政”，要不然，人家张良作为韩国王族的后代，包括后来六国的一些旧贵族，叔孙通这样的儒生，在当年那个讲究出身和血统的贵族时代，人家凭什么，跟你一个沛县草民刘老三混呢？ 那些具有“血统正确性”的人，行事自然可以任性一些，比如项羽在巨鹿之战后坑杀了秦国二十万降卒，后来火烧阿房宫，作风比秦军还暴虐，但是无所谓啊，这毫不影响他的“血统正确性”，无论如何，只要能打胜仗，人家总归是要称王称霸的。  但是“政治正确性”就非常脆弱了，必须要安抚人心、善待百姓，才能师出有名，一旦搞成打砸抢，那和流寇有啥区别？可不就要树倒猢狲散了？ 刘邦是楚汉第一明白人，从来也是从谏如流，只要点醒了这一点，他会改动的比谁都快。因为他知道，项羽可以犯错一百次，也改变不了天生的血统，他刘邦只要错一次，丢失了政治正确性，那可真就万劫不复了。 就像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中，原本议会军实力占优，但却畏手畏脚，不敢和国王查理一世死磕，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刘邦集团，至少是沛县这帮子弟兵，必须高举道义的大旗，以为天下百姓除暴政，作为政治正确，他只能选择简约宽松的“约法三章”，选择约束自己的欲望，收队出城。因为刘邦只要放纵一次，把自己变成了“暴政”，就败坏了这种“政治正确性”，你拿什么去和六国那些旧贵族去争夺天下呢？ 到了后来项羽杀进关中，在秦朝的废墟上封了18路诸侯，咱们从头数一遍，貌似也只有刘邦是纯纯的草根出身，就靠牢牢抓住“政治正确性”，与天下诸侯比肩，裂土封王的。 18路诸侯，大部分是六国旧贵族和原六国的将相，少部分好像是平民出身，但也沾是了项羽“血统正确”的光。 比如塞王司马欣，他和曹参一样，原本是个狱吏，但毕竟祖上是名门，而且因为当年救过项羽的叔叔项梁一命，命运和项家就紧密绑定了，只要是项羽封王，肯定有他一杯羹。  再比如九江王英布，这个确确实实是布衣出身，但早年间他是项羽手下的第一猛将，刘邦封锁的函谷关就是被他攻破的，所以英布也不用顾忌什么政治正确，抱紧项羽就能封王了。 后来刘邦为了夺回关中之地，起兵讨伐项羽，在天下诸侯中，又是第一个做姿态，身穿丧服为楚怀王发丧的。因为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义帝”，也就是楚怀王，已经被项羽杀害，刘邦此举，又一次占据了“政治正确性”的道德高地，至少在道义上，就压了项羽一头。 再到后来，楚汉战争进入残酷的拉锯阶段，刘邦在正面硬顶住项羽，萧何在后方，发动关中的兵源和粮食，源源不断支援前线。 当时关中的地区的民生，是非常悲惨的，有一年关中饥荒，饿殍遍野，刘邦没办法，只好让民众逃亡去汉中讨饭吃，兵员也早已枯竭，连半大小子都被征发去了前线。  但这不是刘邦的错，不妨碍他的“政治正确性”，因为有为“义帝”发丧复仇的铺垫在，有项羽在关中烧杀掳掠，在关东坑杀秦军20万降卒的深仇大恨在，关中老秦人都认定，眼下吃的苦，是为了打败项羽给父老乡亲报仇，忍一忍，跟着汉王干就好了，否则将来项羽和三秦的“还乡团”回来，深仇大恨会比现在还要苦。 就这样，楚汉战争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刘邦集团的“政治正确性”，完胜了项羽这些旧贵族的“血统正确性”，包括刘邦后来封的那些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多数都是起于草莽。 当然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当大汉王朝冉冉升起，天下乱极思治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稳定社会秩序的“血统正确性”，很快就回归了。  白马之盟上，高皇帝与群臣约定——
也就是通俗来讲的，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 这个国家，是皇族和功臣集团子孙万代的，王侯将相不得跳出这个圈子，不然的话，大家就一起消灭他。  当年秉持“政治正确性”而得了天下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家族和广大的功臣集团，马上就又确立了天下最大的“血统正确性”。 或者说，在和平时期，血统正确就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四百年大汉，秩序就这样稳定下来了，即使偶有波澜，也在这样双重正确性的旗帜笼罩下，很快恢复正轨。 在和平时期，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元芳，你怎么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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