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为最好，其次是吴承恩的
《西游记》，再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的较差的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我以为。 《红楼梦》是部悲剧作品，而且悲惨的彻头彻尾，这自然毋庸置疑，在此着重指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以及秦可卿、林黛玉、王熙凤、晴雯、尤二姐、夏金桂、鸳鸯和金钏儿等人的死亡，等等。可为什么写的就这么悲惨呢?这就得说说作者曹雪芹了。曹雪芹在虚岁十三的时候，即公元1727年，其曹家遭雍正获罪;在其虚岁十四岁的时候，即公元1728年正月元宵节之际，其曹家被雍正抄了家，随后，其跟随家人从江宁(南京)迁回北京，在京杭大运河之首一一通州张家湾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那里曾经有曹家的码头和商铺;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也生活过多年。青年时候的曹雪芹特别喜欢结交达官贵人，以图光复振兴曹氏家族，其想法非常好，而且肯定是会有的，但很幼稚，这只是理想而已，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曹雪芹是戴罪之臣之后(叔父曹頫，曹頫为曹家最后一任江宁织造。)，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其想法只会是天方夜谭。眼看仕途已绝望，曹雪芹内心如焚，焦急万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晚年”的曹雪芹在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极力劝说之下，又开始继续写书，对其家族的繁华和衰落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回忆，伟大的著作——《红楼梦》便诞生了。曹雪芹当然是得到了叔父曹頫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或者是叔父曹頫为曹雪芹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而这些创作素材有很多是口头的，更有很多可能就是笔墨的。因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公元1712年卒)和父亲曹颙(公元1714年或1715年卒)都病逝的时候，曹雪芹还没有出生，其是个遗腹子;康熙六次南巡，曹雪芹压根一次都没有见到过，但曹家四次接驾康熙，曹頫都亲眼目睹过，或亲身经历过。后来，曹雪芹和家人隐居在北京西山脚下，时间从公元1747年开始，曹雪芹时年三十三岁。曹雪芹在写作之余，经常会上山采药，给人治病，以救济乡邻，穷苦人家更是免费。如此看来，曹雪芹医德非常高尚，是个难得的好人，其与乡邻的关系很好。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其靠卖字画和朋友接济聊以度日，虚岁约五十左右就撒手人寰，天妒英才!曹雪芹的祖上在北京是遗留家产的，曾有商铺码头多家。不知何故，年轻时候的曹雪芹没有学习做生意，没有成为一位商人?大概曹雪芹不是块经商的材料，也许是其对经商从不感兴趣，压根就没有想过，毕竟是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很年少的时候，其曾经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我为什么非要说曹雪芹应该是学习做生意，成为一位商人呢?因为人一出生以后，就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生活，因为生存是最优秀的老师。换言之，人活着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还谈什么呢?古往今来，芸芸众生们不都是活在当下，但愿岁月静好吗?许多文人志士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在芸芸众生的眼里，他们只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异类”。当然，如果曹雪芹成为商人，人世间就不可能会有《红楼梦》了，人世间就少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可话又说回来，曹雪芹若是一位商人,一家人绝不至于被活活地饿死、病死，曹雪芹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子病死的，时间是公元1762年，因为无钱购买医治天花的药。爱子夭亡，曹雪芹陷入了巨大的忧伤和悲痛之中，且一度不能自拔;大约在爱子夭亡一年后，其自己也因贫病交加而病逝在乾隆年间的大年夜里，即公元1763年2月12日的除夕之夜。 曹雪芹大约是在公元1744年的时候就开始写《红楼梦》的，大约在公元1747年搬家隐居西山前，就写完了《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或者是叫《石头记》或《情僧录》的;与其说曹雪芹写小说，倒不如说其是在写回忆录，写其人生经历，因为曹雪芹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其家族由繁华富庶走向衰落，而自己由富贵风流的公子哥变成一个贫寒至极的罪臣之后，“生于繁华，终于沦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并非一帆风顺，中途因各种原因，其曾经中断了写作，比如“中年”丧妻，其它家庭琐事等;还有，曹雪芹曾于公元1759年坐船走京杭大运河到江宁(南京)故地重游，时间长达一年多，曹雪芹时年四十五岁，次年的重阳节时，又坐船走京杭大运河返回北京，回京后继续写《红楼梦》;曹雪芹南游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拜访亲友，怀旧散心，或者是为了生计，等等。总之，曹雪芹写《红楼梦》绝不是一气呵成的，其是在好友敦诚的苦劝和安慰之下，在北京西山隐居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艰辛，才终于完成了伟大的著作——《红楼梦》。好友敦诚的苦劝和安慰是有根据的，有诗为证：“……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此诗敦诚写于公元1757年，曹雪芹时年四十三岁。曹雪芹是于公元1747年开始才隐居北京西山的，在此之前，即在其结交达官贵人的时候就已经结交了好友敦诚、敦敏等，好友敦诚应该是在曹雪芹隐居西山之前就已经见过《红楼梦》的初稿一一《石头记》。如此看来，曹雪芹在没有隐居北京西山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或者说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而《红楼梦》的批阅和增删则是在其隐居北京西山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在曹雪芹去世二十一年后，《红楼梦》才成书的，是1784年的梦觉主人序红楼梦,即甲辰本红楼梦，是1953年在山西发现的。所以，曹雪芹是具有充分的时间完成《红楼梦》原稿创作的，至于说由无名氏或者说由高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纯属无稽之谈，而说《红楼梦》——程高本，它是由程伟元和高鹗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这倒是真的，或者说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曹雪芹已经去世了，其无法再整理了，更不必说出版了，其是根本没有能力出版自己的著作的。曹雪芹死后，其生前好友爱新觉罗·敦诚，即梦觉主人，为其巨著一一《石头记》或《风月宝鉴》正式定名为《红楼梦》，并且作了最好的序。如此说来，爱新觉罗·敦诚，还有程伟元和高鹗等人为《红楼梦》的保存、流传及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算是对曹雪芹的一些告慰吧。另外，畸笏叟(曹頫晚年出家后的名号)、脂砚斋(未出家当和尚时的曹頫、柳慧兰和许芳卿)、棠村(曹雪芹的堂弟)和杏斋等，尤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二十年如一日地对《红楼梦》进行了深刻细致的抄录和评批;事实上,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抄录和评批《红楼梦》要远远早于梦觉主人,他们在评批和抄录的时候,还没有《红楼梦》这个书名,那时仍叫《石头记》一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或《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即脂评本,亦叫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和戚本等,脂评本是最贴近曹雪芹创作思想的本子,应为最有价值的版本。因此，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对《红楼梦》亦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人研究《红楼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说起脂砚斋来，我必须补充一下。曹雪芹有可能最早使用“脂砚斋”这个名号对自己的著作进行评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脂砚斋很早就对曹雪芹的《石头记》进行评批，即在甲戌年(公元1754年)以前就进行了抄录和评批工作。话又说回来，说曹雪芹就是脂砚斋的“可能性”并不大，其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者。那么，“谁”究竟是脂砚斋呢?或者说，是脂砚斋可能性最大的人是“谁”呢?此人是与曹雪芹关系极为密切的人，应该是是曹雪芹身边的亲人，而且是不止为一个人，应该是三个人，我认为。那么，这三个人是谁呢?一是曹雪芹的叔父曹頫，其早年使用“脂砚斋”这个名号对《红楼梦》进行了大量的评批，而且是的的确确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其应该是贾宝玉的原型;’二是曹雪芹的续弦——柳慧兰，其应该是薛宝钗的原型;三是曹雪芹的红颜知己——许芳卿，其应该是史湘云的原型，许芳卿是曹雪芹南游回归的时候从苏州带回北京来的，即在公元1760年深秋重阳节之际。柳慧兰和许芳卿都是美丽聪慧至极的女子，且极为富有才华，其二人完全有能力、有资格对曹雪芹的著作——《石头记》进行认真细致的抄录和评批。如此说来，曹雪芹在有生之年也是非常幸运的，其有一位文采飞扬的叔父曹頫，曹頫颇有文采，擅长作诗，康熙和雍正都很欣赏他的文采。曹雪芹还遇到了三位美丽聪慧至极的女子，第一位是早早就病逝的梅氏，其应该是林黛玉的原型，后两位自然是柳慧兰和许芳卿了，尤其是柳慧兰和许芳卿，为《红楼梦》的再创作、保存、流传及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源自她们对《红楼梦》的无限热爱，这也正是《红楼梦》的极大的幸运! 说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为最好，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红楼梦》的文学艺术水准和境界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从《红楼梦》诞生以来，是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小说家们所无法超越的，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就算除了沈从文之外吧。《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巨著，从迷幻的神话写起，在离奇的神话中结束，但其内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包括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织补、服饰、美食等，所以不同类的人看了《红楼梦》以后，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也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理所当然的。《红楼梦》好比是一座巨大的古代宫殿，里面住着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又是那么的鲜活生动，绝不雷同，这是任何一个小说家做不到的，除了曹雪芹。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社会由繁盛正在走向衰退，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突出，战争或者暴乱随时都会发生，国家的命运摇摇欲坠，小人物更是渺茫至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各种悲剧必然会发生。曹雪芹由小时候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一下子转入到“成人”后的贫寒至极的生活，其饱尝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其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其他的人，当然包括小说家们所不具有的。这正是曹雪芹的不幸，也是其优势，这才产生了伟大的巨著一一《红楼梦》。一个没有在人生中经历大起大落的人，一个对社会生活没有深刻了解的人，一个对人性没有相当理解的人，一个非才华横溢的人，怎么能够驾奴了这样的巨著呢?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用自己的笔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康雍乾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生活，而且极其深刻地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及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鞭挞和批判，一针见血的，深入骨髓的，将这一切暴露给人们，暴露给世世代代的后人以及全世界，因为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是全世界的，是永垂不朽的!在《红楼梦》里，世界是美好的，也是肮脏的;人性是善良无私的，又是丑恶自私的;人生是极其残酷的,又是极其虚幻的，只是一场梦而已;统治阶级，包括上流社会里的贵族们，他们都是奢侈淫靡的，他们都是贪婪堕落的，他们都是无耻罪恶的。所以，可以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缩影，至少是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缩影。 关于《红楼梦》，还有一个问题困惑我了很久。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脂砚斋、畸笏叟和梦觉主人等人都对《红楼梦》只评批和抄录了八十回，后四十回没有评批和抄录?难道曹雪芹真的只写完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曹雪芹隐居北京西山十几年，绝对是有充足的创作时间完成的;而且，脂砚斋在生前亲眼目睹过曹雪芹修改增删《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内容。既然这样，那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那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合理，即脂砚斋、梦觉主人和畸笏叟等人都对《红楼梦》没有评批或抄录完，或者是只评批和抄录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他们根本就没有再见到(在曹雪芹病逝后)，或者是根本没有来得及评批和抄录就放弃了，亦或者是故去了。毕竟“文学”不当饭吃的，“文学家”的诞生对整个人类和社会是无比幸运的，但对于“文学家”个人和其家庭来说，则是极其不幸的，甚至会产生巨大的伤害，这是常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二十世纪大作家路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脂砚斋、梦觉主人和畸笏叟等都是人，他们都不是“神仙”，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他们也要生存，也要给人家做工，“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只能是极其奢侈、“贵族化”的东西! 跟曹雪芹不同，吴承恩是贡生，也是个做官的，虽说做的官不大。吴承恩是山阳县人，今淮安市淮安区人，生活在运河之畔。吴承恩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西游记》，中途因到浙江长兴做小县官而放弃，直到晚年因仕途困顿而辞官归故里，才又拿起笔来继续写《西游记》，一直到临终前才完成巨著一一《西游记》。据说，吴承恩为了写好孙悟空，在家里养了好多只猴子，其与猴子们朝夕相伴。由此可见，吴承恩是多么的煞费苦心，真不容易啊!吴承恩是明代中叶人，跟兰陵笑笑生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吴承恩对于封建制度，对于官场的黑暗及尔虞我诈，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其对于封建社会非常不满的，自然，其用自己的笔深刻细致地描写了出来，这便产生了伟大的巨著一一《西游记》。吴承恩在写“美猴王”一回时，用心良苦!一般人往往看热闹，看到石猴当了“王”成了“美猴王”的时候，便拍手称快。其实，这一回是在写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封建社会里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深入古代人们的骨髓，尤其是励志考取功名的文人。吴承恩亦不例外，在年轻的时候，也热衷于功名，但其一生只得了一个贡生，即秀才，一个能做官的秀才。如此看来，吴承恩在年轻的时候，也为功名利禄所困扰，所累。君不见当今社会里，芸芸众生们不也都在追逐名利吗?难怪西汉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皆为名利而往。吴承恩在写“大闹天宫”这一回，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孙悟空犯了天大的错误，就应该压在五行山下接受惩罚，其实不然也。吴承恩是在告诉世人们：玉皇大帝是能反叛的吗?那是千千万万都绝对不能的!玉皇大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统治着上天和人间的整个世界。皇帝是能随便反叛的吗?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利，其统治着他的所有子民们。吴承恩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生活在明代中叶时期，其深受中世纪正统思想所束缚，其深受封建社会的封建思想所限制，这是自然的。由此说来，吴承恩是不反皇帝的，其不是“造反派”，更不会是“革命党”，其对于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和罪恶是非常不满的，但对于封建社会的秩序又是默认的，或者说是无可奈何的。作为一个文人，吴承恩的思想又是超前的，觉醒的。你想一想，在几百年前，吴承恩能用其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孙悟空，旨在告诉人们许多“东西”，让当时的人们及后人们有所感悟，有所启迪，这已经就非常了不起了!吴承恩是深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的，其笔下的“花果山”就离其故里非常近的，那花果山就是道家佛家之地，我想：吴承恩对于花果山是不陌生的，其会经常去的，这是肯定会有的事情，当然主要说的是其不做官以后。晚年的吴承恩正是受了道家和佛家的影响，其才领悟到：一切名利皆为过眼浮云，世间一切皆为“空”。因此，这便有了《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 既然上面提到了孙悟空，我就再说一下孙悟空。孙悟空是《西游记》这部巨著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个最“厉害”的人物，本领极强，会七十二变，敢大闹天宫，会腾云驾雾，更重要的是，其手中还有一根可大可小、可粗可细的金箍棒。所以，
小孩子们都极其喜欢孙悟空的，我小时候也格外喜欢他。人到中年以后，经受了种种事情，饱尝了人情的冷淡和世态的炎凉，遭受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痛苦和烦恼，再看《西游记》，再看孙悟空，《西游记》是越看越看不下去了，而对孙悟空怎么都一点儿喜欢不起来了。在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的本领最高，担当的任务最为艰巨，危险也最大;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其除妖降魔，尽心尽力又尽职尽责地保护着师傅的安全以及照顾师傅的生活等，可谓“劳苦功高”，但其并不受师傅的待见，更得不到师傅的一点儿信任，其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或恩怨，还是圆满的完成了其担负的任务。孙悟空是生活在夹缝里的一个人物，是社会中的“中流砥柱”，是一个真正的“苦行僧”，我们的社会是根本离不开众多的“孙悟空”的，否则，社会就不会再向前发展，历史也不会前进的。既然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在此谈孙悟空，不为错的，就算是谈了《西游记》吧。 关于《西游记》和吴承恩，再补充一下。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写了许许多多的妖怪和妖精，孙悟空刚要打死，不是观音菩萨来讲情，就是如来佛祖来救驾。原来，这些所谓的“妖怪”和“妖精”，都是他们身边的，都是有后台和背景的，或者说就是他们“养”出来的。当今社会不亦如此吗?那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是怎么来的?他们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特权”，不是天天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他们大肆贪污、挥霍着纳税人的钱，他们整天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天理何在?公平何在?正义何在?自由何在?民主何在?真理何在? 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也生活在大运河之畔.罗贯中跟吴承恩不一样，其是个“造反派”，其在年轻的时候，同施耐庵一起跟随张士诚参加了反元起义，也就是说：罗贯中是反元朝皇帝的，是个典型的“造反派”，是一路诸侯，是一位“革命者”，虽说造反失败后隐居闭门著书了。正因如此，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政治性和军事性是极强的。实际上，《三国演义》可以用来指导政治家们的政治生活的，是可以指导军事家们的军事活动的。换言之，政治家们是离不开《三国演义》的，军事家们是可以用《三国演义》来带兵打仗的。据历史记载，清朝的皇太极就曾经用《三国演义》来率兵打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了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如曹操、刘备、孙权、周瑜、诸葛亮和关羽等大智慧级的人物，这是《水浒传》中的人物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三国时代风起云涌，跌宕起伏，自然产生了数不清的风流人物。正像两千多年后的新民主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更多更多的数不清的风流人物，如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话再说回来，罗贯中用其笔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众多的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以及无数的将士们那惊天动地的乱世斗争生活，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三国演义》是典型的历史小说，前面这样说是不为错的。罗贯中造反没有成功，又跟朱元璋不是一路人，自然隐居闭门著书了，其将自己的满怀理想和伟大抱负都统统地写进了《三国演义》里，别无他法。罗贯中毕竟是个文人，生逢乱世，一个文人还能干什么呢?一个文人的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微乎其微，是无法左右时势的，也根本不可能的。 《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中写的较差的一部，是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白话小说，而且是经过罗贯中修改加工过的，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罗贯中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拿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巨著到了福建的建阳，其想将这两部巨著刻板印刷，可惜的是，罗贯中无功而返。顺便说一下，四大名著中，《水浒传》创作的时间最早，早于《三国演义》，早于《西游记》，更远远早于《红楼梦》。 说一下作者施耐庵.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比罗贯中年长三十多岁，应是位长者，对于罗贯中而言。施耐庵是江苏兴化县人，曾经潜居淮安多年，其也是生活在运河之畔。在历史上，“梁山好汉们”是在江苏连云港一带因兵败被迫投降北宋朝廷的，绝对不是北宋朝廷派高太尉高俅(曾经是大文豪苏轼的小书童)到梁山上主动“招安”的。施耐庵之所以这么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施耐庵对于历史事件可能不太清楚，搞错了，毕竟是小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二是施耐庵故意而为之。总而言之，《水浒传》中就有了“梁山好汉”“招安”一说，有了后来“梁山好汉”们的悲惨结局。在这里，施耐庵和罗贯中想告诉人们或者后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也不是真反皇帝的，只不过造反的是他们心中绝不认可的蒙古族皇帝——忽必烈等，而不是汉族皇帝。所以，“梁山好汉”们在《水浒传》中便被“招安”了，让许许多多的后人们，也都认为“梁山好汉”们真的被“招安”了，而且还的的确确地认为“梁山好汉”们是不应该“招安”的。历史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历史绝不是一个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就应该是历史。 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的文人，文人骨子里大都是“忠君”的，他们跟其他大多数文人一样，是没有彻底的“革命性”的，他们是不会随意造反皇帝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他们会安于现状，接受现实，但他们又会对现实社会非常不满，却只能将郁闷不满的情绪发泄在自己的著作里，这就是文人的懦弱性，或者说是软弱性。施耐庵和罗贯中正是如此，他们都生活在元末明初，他们都经受了元朝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也自然会主动地加入反元的起义大军的，但他们经受不住挫折和考验，他们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反元事业”——在离开张士诚后，没有再加入到其他反元的起义军，或者是自己拉杆子造反，这是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悲哀就充分地体现在《水浒传》里。因为“革命”是暴力的，需要流血，需要牺牲，需要付出自己的一切代价，大多数人，一般的文人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现在，
需要再补充一下。《水浒传》这部文学巨著，以故事情节取胜，是很惹人阅读的，施耐庵和罗贯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无比喜爱，如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等。从人物塑造这一点上讲，施耐庵和罗贯中也是小说高手，是大家。不过，由于施耐庵和罗贯中受环境限制，或者深受封建社会背景的束缚和影响，《水浒传》中所写的人物都是一些江湖人物，有很多是“流氓”，说起来，他们充其量只能算作是“草莽英雄”，绝不是真英雄，更不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甚至有很多是大奸大恶之人，譬如宋江、吴用、李逵之流，这是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的本质区别。 最后再总结一下，施耐庵、罗贯中和吴承恩，还有曹雪芹，他们都是常年生活在大运河之畔的文人，他们都非常地熟悉京杭大运河畔的风俗人情及历史典故等。因此，可以说，没有京杭大运河，就没有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它们应该都属于运河文化;同样的，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亦不例外。
 简介：聂绪良，男，笔名、微信名：清风明月，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杨家庄小学。自幼酷爱文学，从十五六岁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上师范时是学校文学社的骨干，每次校刊都有作品发表，并且得到校领导及师生的一致好评。师范毕业后，从未放弃文学创作，并在国家级、省级及市级刊物上多次发表作品。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时评和历史人物点评的创作，并在各个平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得到全国各地众文友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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