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姜建华，闻名于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中国之行。1978年秋日，人们口中多了一个国际音乐大师为中国二胡曲《二泉映月》泪流满面的故事。其中的演奏者，时年仅16岁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拉着二胡稳步成长，先后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新日本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合作，出版了二十余张专辑，更于1993年首次在日本音乐界为二胡开宗立派，在日本高校设立了中国民乐二胡专业课程，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在海外传播民族音乐的标志性人物。  1990年，卡内基音乐厅百年乐季期间，姜建华与上海交响乐团受邀访问演出 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时任院长王次炤邀请姜建华回母校演出，并聘为客座教授。从艺半个世纪, 旅日三十七载，姜建华逐渐将事业重心调整回国内。除2007年重回母校任教、2008年与小泽征尔再次合作以外，她继续在国内各大城市举办音乐会，并于2022年12月26日接受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赤井秀一向她与丈夫杨宝元颁发的在外公馆长表彰，回馈他们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的贡献。30年来，二胡演奏家姜建华开辟道路、鼓舞气势、引领风潮的努力，代表了海外中国音乐家锐意进取的不凡追求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至深感情。  2022年，日本大使赤井秀一向姜建华、杨宝元夫妇颁发表彰书。由于疫情原因，表彰仪式在线上进行 一、中国故事：“二泉”与“红梅” 姜建华自小与二胡结缘，与家世有关。家人们都拉二胡、京胡，唱越剧、昆曲、淮剧，舅舅见她无师自通，用二胡拉起了歌，于是说服其父让她正式学琴。12岁（1974年）时，姜建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为陈自明等老师招来的第一批学生。 入学后不久，姜建华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汇报演出中脱颖而出，又通过了严苛的全国性选拔，准备代表国家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和香港地区访问演出。在集训中，第一次接触了交响乐团和民乐小乐队，她一头扎进曹鹏老师指挥的《智取威虎山》里帮着拉京二胡，技术得到快速提高。这是姜建华音乐意识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她回忆①： 在8个月的集训当中，每天好像都在上主课。除了二胡演奏家萧白镛老师以外，小提琴首席潘寅林等众多老师都在教我。我整天听到交响乐的声音，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从这里开始，我知道了二胡将要成为我的专业，也知道了上台要应该是什么样的。 此后，姜建华常代表学校出外演出，或被借调到中央乐团（1996年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等文艺团体。1978年6月，恰在中央音乐学院正式恢复第一批全国招生当天，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到访。得知他前晚刚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二泉映月》等作品，学校组织了小提琴、双簧管、钢琴、琵琶演奏，并让姜建华表演《二泉映月》和日本民歌《樱花》。谁知刚听完《二泉映月》，观众席上的小泽先生已掩面流泪，连《樱花》也不听了。更让姜建华感到意外的是，小泽先生下午又返回了学校，“他在同一天上、下午，听了两次，实际上，大家看到的现场照片是第二次拍的”②。原来，小泽先生回到住处，对《二泉映月》有了新的体会，专门带着日本NHK电视台再来摄录。那天下午，姜建华再次坐在钢琴前，小泽先生紧挨着钢琴坐，近看二胡演奏。曲终，他说：“没想到这个曲子原来是这个意思！二胡能拉得这么悲伤，都要断肠了！我要是昨天之前听过二胡版本，就不敢演了。”不久后，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头条《小泽先生感动的泪》，小泽征尔为《二泉映月》流泪的故事将他、姜建华、二胡三个关键词紧紧连在一起。  1989年4月，姜建华与小泽征尔在柏林爱乐音乐厅排练 1974年至1982年，姜建华经历附中保送大学，毕业留校。1980年，作曲家吴厚元老师想调回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作为应聘业务考试，民乐系领导和方堃老师请他为姜建华创作了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经姜建华首演之后，迅速传播，成为经典。这段姜建华精神深处的创作故事，是她个人经历中的又一个传奇，而更令人珍视的，是当年这群专业人士的热情。小泽征尔一行对二胡及其有无乐队作品的询问，提醒了校方、吴厚元、姜建华，于是委约、创作、演奏即起而行之，各以自身所长，积极推进。这两段故事也引出了姜建华之后近四十年旅日人生的主旋律——二胡音乐事业。 二、旅日探索：“古典”与“流行” 但开风气不为师。1978年，小泽征尔跟姜建华第一次碰面时说：“我一定要把你的二胡带出世界，让日本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了解这件乐器，让大家认识你。”有缘初见，再有回响。1982年，姜建华代表学校参加德国柏林东方音乐节，正在柏林的小泽先生看到演出广告，专门找到旅馆留下字条，约定双方再见。之后，姜建华参加日本武藏野音乐厅音乐会开幕式，钢伴老师认识小泽先生的弟弟，又邀请姜建华出席了正在当晚举办的小泽先生的音乐会。第三次相见，小泽先生再提：“其实你可以考虑来日本，有更多的机会把二胡介绍给更多人。”  1989年，小泽征尔、姜建华、作曲家石并真木合影 当时的姜建华虽还年轻，已评上一级演奏员，此前频繁参与对外交流的经历对她内心有着深刻影响。她意识到，能一直与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乃至乐队合作，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二胡，将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要知道1979年时，她已经拒绝过访华的世界指挥大师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首席迈克尔·施瓦贝资助其出国改学小提琴的盛情。也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作曲家安生庆为创作《风影》特地到中国，找到姜建华详细了解二胡。日方的敬业使姜建华特别敬佩，最终慎重地下了决心。  1979年，德国指挥家卡拉扬访华时，被姜建华的音乐所感动 1986年，姜建华获批赴日。10月10日，一落地日本，直接进入音乐厅排练。三天以后，在三得利音乐厅开幕式音乐会上，她第一次正式以独奏家身份登上舞台，与小泽征尔指挥的新日本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安生庆为开幕式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风影》，宣告了姜建华旅日生涯的开始。此后，她将携带世界故事的中国乐器二胡走进更为广阔的世界，先是进入小泽先生的母校桐朋学园大学学作曲，很快签约公司成为职业演奏家，逐渐赢得更多日本作曲家为她和二胡创作的机会，其中就有1987年与坂本龙一合作的电影配乐录音。  1986年11月，三得利音乐厅开幕前，姜建华与小泽征尔指挥的新日本爱乐乐团排练《风影》（安生庆曲） 《末代皇帝》是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以外国视角拍摄的关于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传记题材电影，在导演的构想中，影片很大程度上通过二胡等具有符号性乐器来彰显主角的中国背景。坂本龙一在关于影片创作的纪录片中谈到，那时在日本演奏中国民族乐器的人不多，此前不太了解中国民乐。姜建华回忆，一开始坂本龙一想要寻找更多的东西，他和自己、琵琶演奏家杨宝元、古筝演奏家姜小青等在录音棚里一边创作，一边调整，一边录制，用了将近一天，“最后的配乐选用了五声性旋律，简单又让人感动得流泪，跟片子特别贴合”。然而，片中溥仪的淑妃文绣决意离婚的配乐《Rain》采用了东方主义曲风和现代音乐手法，要求二胡揉弦的味道偏向流行，加之，西洋管弦乐队要求二胡演奏协同频率，促使姜建华必须调整二胡演奏的传统音乐语言。最终，姜建华和二胡的表现力再次让世界惊艳，《末代皇帝》电影配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及格莱美奖，坂本龙一此后多次邀请她参加自己专辑的编曲、拍摄，并客串音乐会。  1988年4月，《末代皇帝》夺得奥斯卡奖后，坂本龙一、姜建华（右二）等音乐家在日本举办电影原声音乐会 比较与上述两位日本音乐家的合作，姜建华认为，小泽先生影响了古典音乐圈子的受众，让她有幸在日本几乎所有的音乐厅演奏过二胡，奠定了二胡在古典音乐界的影响和地位。而坂本龙一的一系列流行作品，包括电影《末代皇帝》配乐，受众面广，曝光率高，由此延伸出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收获了很多二胡新观众。而随着这批年轻人步入中年，成为老师，影响学生，二胡在海外的艺术根基也愈发深厚。“古典”与“流行”的共同作用，让姜建华打开了思维和眼界，更让二胡如鱼得水、异地开花，演绎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作品。日前，笔者与音乐学家王耀华老师谈起如今国外已经有二十多万人会拉二胡，都感慨正是姜建华迈出的这一步引领了二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传播。  2002年，与坂本龙一在录音室中合影 三、舞台两端：练习与演奏 作为二胡在日本发展的关键人物，姜建华说：“机缘奠定了中国二胡在日本的地位，而不仅仅因为我这个人。东方人不完全喜欢特别外在的音乐，小提琴声音对日本观众来说不稀奇，而二胡是很内向的一件乐器，近似人声，好像在哭泣又似在歌唱，更容易进入人心深处。就像小泽先生说，东方音乐的魅力在于以内涵打动人心。日本近代的音乐喜欢寻求一种安慰感、慰藉感，二胡是人心里的声音，刚好满足了人们对这种音色的需求。”  2004年，与斯卡拉歌剧院合奏团演出 日本音乐厅基本不用麦克风，大乐队容易埋没二胡声音，这激发姜建华用技术去控制音量与音色的平衡，终于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了合乎音高且特别响亮的声音。她除了长期注意观察自己在台上的感觉以及观众的反应之外，在演出之前，甚至压抑、控制自己的活力激情和表达欲望，尽量少练，到了台上再自然地从内在爆发出来，把能量送给每一个观众。姜建华对东方音乐悲欣交集的理解，让她觉得练习和演奏彼此互通是一个道理。她一直喜欢为了表达音乐而练琴。直到今天，她理解的练琴依然落点在音乐演奏意义上的传达。她说： 为音乐会练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只追求会拉这首曲子的想法，将让我不想演奏。比如四重奏，集中一起练琴，座次方向上，对着谁，怎么下弓子，如何产生共鸣，整体混响效果就不一样，脑子想的不能光是自己。所以，我不仅练习自己的声部技巧，还会想象着音乐会整体的现场去练习，想象着怎么能够感受到音乐融为一体，让受众产生共鸣。  2002年，与作曲家加古隆 同样，从练习和演奏出发，她又提出了二胡的构造问题。在上海出生的她从小熟悉江南丝竹，那时胡琴的触弦点和演奏法与当下大不相同，不需要太大的琴筒，配合小琵琶、小扬琴，味道就已足够。但是，当代二胡高音区声音小的问题便凸显出来，比如演奏《流浪者之歌》，激动情绪需要高音支撑，借助大音量来解决听感压抑，但是这一区间的二胡音量明显不足。尽管姜建华借助个人技术可以将高音演奏得饱满洪亮，但并不能要求一般演奏者都要达到这种特殊经验和技巧。因此，她提醒：“乐器改革要注意，即使我们有了通过技巧解决发声音量小的办法，乐器依然需要解决高音音量的问题，但又不能改得没了文化底蕴。这是我一路走过来，心里最大的一个课题。” 2003年，与喜多郎一同接受采访 四、二胡世界：语言与发音点 在与姜建华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她的远见和大局观。也许是深刻感受到二胡具有西洋音乐不具备的东方戏剧性，也许是始终惦记着自己担负中日文化交流的责任，1993年，姜建华开创性地在日本高崎艺术大学建立了中国二胡专业距今已经整30年。要知道，在当年的日本，姜建华非为牟利，甚至是在应接不暇的商业演出情况下坚持无私投入，投身于异国的二胡教育事业，必然成为两国现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她回忆： 1993年，高崎艺术大学特邀我为二胡这件中国乐器设立专业。二胡能够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日本高等院校被正式设立为一个专业，向日本人传授，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进步。 无独有偶，姜建华的先生杨宝元当时也在东京艺术大学校任教，教授中国琵琶，校方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专业。从对姜建华以及中国二胡、琵琶等的接纳度和民众喜爱程度来看，日本社会似乎相当开放。实际上，自20世纪以来，日本一直也在积极发展改良本土乐器和乐队形式，尤其弹拨乐器三味线采借了许多其他国家乐器的发展思路，但其本土拉弦乐器胡弓在性能和表现力上存在不少局限。让人自然猜想，二胡包括相应专业在日本落地开花是否有着某些隐性的心理背景。 1999年，与日本小提琴家叶加濑大郎（左）共同演出 不论如何，时代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近代日本对于吸收东西方乐器发展经验已无严格禁忌，2003年，姜建华的专辑《故乡热情》获得日本第17届金碟大赏的特别奖，同年，女子十二乐坊等中国新民乐代表在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一炮而红并屡获唱片大奖，都证实了日本听众对东方乐器音色与性能的喜爱。在姜建华看来，日本社会节奏比较快，要在社会上现有的弦乐器里找到一种带有浓厚东方色彩、柔和得像女人的内心，又能具有强大歌唱性的独特音色，除了二胡，可能真的没有第二选择；但她也看到，日本人在现代改革乐器和音乐作品还是有意保持着骨子里的民族性。 1995年，与日本尺八演奏家横山胜也（中）太鼓演奏家林英哲（右）合影 2000年，与日本三味线演奏家本条秀太郎演出 姜建华强调，二胡没有指板，这也恰恰是二胡自身语言特征，一开始就要让日本观众懂得这一点，对理解二胡乃至中国音乐来讲至关重要。因此，她在日本的音乐会中往往设计有四成中国作品，就为教会大家聆听二胡不同的语言：“不同风格的二胡作品按弦方法应有区别：日本音乐很安静，内心要保持深沉，手指要往淡了走，不能揉多；西洋音乐是颗粒性的，要通过立住手指的感觉去体现，才能成功。所以，中国话就用中国话的发音说，外国话用外国话的发音表达，这是最起码的。” 1995年，小泽征尔六十大寿庆祝音乐会后台，与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合影 结语 1978年，姜建华初遇小泽征尔，开启了世界对她与中国二胡的认识，而真正让日本和世界应用、拓展二胡，应归功于姜建华。1993年，她在日本高校开创性地设立了中国二胡专业，2007年，二胡已经在日本稳了脚跟，当她把回国的事情告诉小泽征尔时，他高兴极了，“你应该回中国。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把你带出中国，现在把你还回去。” 自1974年入学从业至今第五十年，包括旅日三十七年，姜建华从未离开过舞台和学校。在近年国内外的音乐会舞台上，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流露在音乐中的健朗。这个词一般不用来形容女性演奏家，甚至不一定用来形容二胡，但是对应姜建华鲜活的生命力和拼搏感却是完全合拍的。2022年12月的武汉舞台上，阳康初愈的她依然在倾力演绎。她不断突破、延展音乐人生的可能，如同参天大树的枝条有力扩张，赋予二胡探索世界的顽强毅力。 *注释： ① 高舒《整弦东瀛——专访二胡演奏家姜建华》，《爱乐》2022年第1期。 ② 文中姜建华老师的回忆均来自笔者分别于2021年8月，2023年1月和2月对她的采访。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现当代中国民族乐器发展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8CD178）、2023年度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人才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人民音乐》2023年第3期 高舒 博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副主编，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排版 单奕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