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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抗日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从未远离我们。对于这两场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它宏大的一面。然而，战争终究是由普通人承担的，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两场战争中一个很小的截面，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以及他们走向战场之后面临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和挣扎，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革命和战争如何在普通人身上交错。 齐小林(男，1977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共革命史、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2007年底准备将“华北根据地的社会保障”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进行了一年多的理论和资料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困惑越来越多。在准备这一课题时，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军人家属优待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很多中共士兵却因家属优待问题而逃亡。中共士兵英勇、无畏、坚定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他们会因家庭问题逃亡？我感到诧异、困惑，甚至有些不安。当他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业师李金铮教授时，李教授敏锐地意识到中共士兵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课题：首先，中共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兵源问题，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其次，应将中共士兵问题置于华北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将士兵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符号，只有这样思考，士兵逃亡现象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切入，是否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  河北档案馆 2009年2月他到河北省档案馆查阅档案，希望有所发现。河北省档案馆藏有大量的参军动员、士兵家属优待的档案，反映了农民为什么参军、怎样参军、参军之后能否巩固、怎样巩固等问题，诸多问题在逻辑上成为相对完整的体系。将上述情况向其业师作了汇报后，李金铮教授认为应从革命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角度把握农民参军及其相关问题，“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是一个有价值的题目。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齐小林在河北省档案馆、赞皇县档案馆、平山县档案馆、唐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耗时七个月，在阅读整理原始档案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此前研究者未曾注意的历史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查阅资料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永远是件充满遗憾的工作，事实上，华北各省、市、县级档案馆藏有大量关于本论题的资料。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难以作更多的调查与整理，只能留待以后弥补这一缺憾。其次，充分而翔实地占有原始档案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在方法上有所创新，才能有所突破。第一，将农民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考察其面对中共革命的心态与行为，以及导致这种心态与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展现中共革命真实的面相，探讨革命时代普通农民生存生活的理念。第二，重视过程的重现，采用“事件一过程”的分析法，将士兵及其家庭、乡村社会、民众心理、革命策略之间的互动作为研究的主线，在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中把握各种力量的复杂关系，使有思想、有自身利益、有自己行为模式的个人回到历史现场。第三，对于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于事件过程的再现，绝非仅仅为了研究视角的转变，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如克里福德·格尔兹所言，“细小的行为之处具有一片文化的土壤”，普通农民日常行为体现出的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无疑最原始、最丰富、最坚韧、最持久，从普通民众面对中共政策措施复杂的行为中，从中共政策措施的演变中，我们可以透视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 正文 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历史学者即不断探究中共胜利的原因。根据马克·赛尔登的总结，对中共胜利的原因大体有四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强调中共社会经济纲领满足了农民利益；一种强调民族主义对农民的感召力；一种强调中共在根据地内实施的民主改革；一种强调中共强有力的组织操纵社会的能力。以上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陷。事实上，“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将中共的胜利归结到某一种或几种原因自然均有失偏颇。我认为，与其孜孜以求中共胜利的原因，倒不如摒弃因中共胜利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尽量避免倒放电影式的研究方法，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中共革命曲折艰辛的历程，进而深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 1937—1949年，在华北根据地，农民是中共军队的主体。探讨了农民参军的动机、顾虑与意愿，参军动员的过程以及农民的应对，士兵的逃亡与归队，士兵家属的优待等问题，力图将农民参军及其相关问题置于革命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尽可能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存在，并在此基础之上对革命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提出一得之见。 传统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是促使农民参军的重要原因。但研究表明，为生活所迫、摆脱困境、提升社会地位是多数农民参军的动机。对家庭的眷恋和顾虑、对时局的迷茫、对死亡的恐惧始终是农民参军的顾虑和障碍。这些与民族主义、阶级革命毫不搭边。在华北乡村，贫农、雇农和游民弱势而边缘，易于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他们的参军意愿较之乡村社会其他群体的参军意愿更为强烈。如彭德怀所言：  八路军东渡黄河 八路军初来华北时，经过一个时期，就有很多贫苦的农民来参军。这是最下层的分子，这个阶层是最革命的。他们参军的动机，一种是由于民族压迫，认为八路军一到，则可一吐积恨。同时他们知道八路军过去是红军，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另一种是由于阶级仇恨而来参加八路军。另外还有为了发财，受富人气而想报复等等。这些动机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本研究的统计数据证明了彭的论断：不管在抗日战争时期抑或在解放战争时期，贫农、雇农和游民在参军者中所占的比例始终高于其在乡村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家庭越是贫苦的参军的越多”。中共基层政权的区村干部深谙其中道理，因此在参军动员中多将这部分人作为主要动员目标。  推行减租减息 中共推行包括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在内的政治经济改革，试图通过满足农民利益增强其参军意愿，但历史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理论的预设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改革为小农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增加了农民发展经济的欲望和对家庭的依恋；另一方面，互惠互利是农民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多数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但认为以牺牲生命和家庭利益回报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不值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必然地增强农民的参军意愿。  减租减息版画 需要指出的是，以分类的办法论述农民参军动机、顾虑与意愿难免遮蔽历史的丰富性。事实上，农民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村庄内部宗族关系、人际关系等无不对其参军意愿产生影响。总之，农民的具体境遇不同，其参军的动机和顾虑必然复杂多样，但不管怎样，参军意愿的高低总是由两者的此消彼长决定着。 在动员农民参军中，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的作用在于确立农民参军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影响并约束着农民的思想与行为，成为促使农民参军、逃亡战士归队的外在的意识形态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仅凭意识形态的压力，尚不足以促使农民参军。动员农民参军必须采取契合农民心理的方法：日常生活的苦难、适当的物质利益的满足、人情等乡土社会的规则熟练有效的利用等，对于动员农民参军、逃亡战士归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苦难的强调、对农民物质利益的适当满足，可以视为阶级话语的具体表达，这体现了革命话语与乡土社会融合的一方面。  翻身农民踊跃参军 区村干部是中共武装动员工作具体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一方面，区村干部熟知农民心理与需求，能够娴熟利用物质诱导、人情等乡土规则动员农民参军；另一方面，由于区村干部的参军意愿并不比其他农民强烈，为了避免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人参军、归队，部分区村干部在动员农民参军过程中采取了强迫、欺骗、收买等错误的办法。某些区村干部在动员农民参军与逃亡战士归队中支应、敷衍的偏向，既有尽量不得罪人的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有维护村庄利益的意图。 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部分农民参军意愿较高，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也有部分农民参军意愿较低，逃跑、分家、装病、造病，或隐匿于后方机关学校商店，规避中共的参军动员；甚至不惜与基层政权发生冲突；参军之后也有相当比例的士兵逃亡。  军人家属优待证 优待士兵家属对于动员农民参军与中共军队的巩固至关重要，民族主义、阶级革命、负担公平是士兵家属优待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财政经济状况紧张的情况下，用有限的物力、劳力帮助生活最窘迫的士兵家属，兼顾搏节与效率是中共优待士兵家属政策追求的目标。优待士兵家属樽节与效率的实现受多重因素的制约：首先，多数农民未将对士兵家属的优待视为自己光荣的义务，而认为是自己的负担，在优待中支应、敷衍，优待士兵家属的有效供给减少；其次，部分士兵家属雇佣思想、平均主义的思想严重，士兵家属的优待需求增加；最后，区村干部在优待士兵家属中既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也存在“人在人情在”的偏私。各根据地逐渐承认，优待士兵家属既是政治性问题，但本质上更是经济问题，倾向于利用乡村社会固有的经济与道德规则，实现士兵家属优待的撙节与效率。 通过对华北根据地农民参军及相关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农民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农民在中共革命中的心态与行为长期以来被学界忽略，他们的存在似乎仅为证明中共革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革命政策的正确性。通过农民参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不管时代的主题如何变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生产生活是其思维和行动的起点，也是其终点，这在革命被神圣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决不会是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的”。农民与革命之间有利益契合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革命的发生与胜利；需要强调的是，农民与革命之间同样存在利益冲突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乡村社会固有的血缘、地缘、业缘网络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工具，这在动荡的革命战争年代尤为明显。面对革命政策和措施，多数农民判断于己有利即遵守和利用，反之则规避和破坏。 革命与乡土规则之间呈现出冲突、矛盾、融合的复杂关系。一方面，革命的措施需要符合普通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道德准则、行为方式，也需要符合乡村社会的经济规则；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固有文化塑造出的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道德准则、行为方式和经济规则，也阻碍某些革命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未彻底改造之前，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亦不会得到彻底改造，它不仅塑造着农民这个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塑造着革命的领导者。总之，革命绝非书斋里高蹈而纯净的理论与理想，而是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革命之成功必须适应并利用乡村社会固有的规则，但与此同时也必然需要忍受其带给革命的诸多窒碍。两种状况共存共生，不可能仅有前者而无后者。乡村社会规则之于革命无疑是把双刃剑。 晚清以来，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为学界所关注，中共革命无疑继承了这一趋势。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政治经济改革以及阶级划分，重新整合了乡村社会，确立了农民对中共政权的政治认同，并由此推断中共可以此为基础有效地向乡村社会汲取各种资源。农民参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没有证明学界普遍的认识：华北根据地内农民逃避参军动员、规避代耕勤务的现象始终存在；不同级别政权之间、军地之间关于参军动员、士兵家属优待之间的矛盾争执长期存在；参军动员、逃亡战士归队、士兵家属优待中，区村干部强迫、收买、欺骗、支应的现象也长期存在；从参军动员、逃亡战士归队与士兵家属优待的角度考察，很难说明中共政权的高效率。由此可见，尽管中共力图以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统合乡村社会，但包括区村干部在内的多数农民对待外来权力的态度和认知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在乡村社会自然经济基础及建立在此种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经济准则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任何外在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均会面临政权内卷化的危机。  农民耕地 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复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历史表面的喧嚣与激荡，去透视散落在历史进程中的尘埃，我们会发现，社会深层规则、民众固有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共革命的进程和面貌，也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客观地讲，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或明或暗地感受到社会深层规则、民众固有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对我们的影响，都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撕扯。 资料来源: 根据《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删节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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