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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滇史 2023-08-05 发布于云南

许多有关傣族或境外缅甸掸族历史的论著在论及傣族或傣掸民族的早期历史时,都会提到“滇越”,即把史籍中记载的“滇越”说成是傣族或傣掸民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过去,由于对傣掸民族历史了解不多,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泰学研究的深入,各种新的文献被陆续整理出来,特别是傣掸民族自己的一些文献被陆续翻译成汉文或英文,一些建立在新的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因而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笔者在多年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收集到的中外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跨国境”的角度对中缅边境一带的傣掸民族的历史做进一步的综合考察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即“滇越”并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与傣掸民族历史没有关系。对此,我将在本文予以论证。

“滇越”一名,见载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中提到:“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是现在所知的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条关于“滇越”的记载。

“滇越”到底在何处?为何人所建?由于《史记》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因此,要探讨这一问题,只能根据这条简单的记载和一些其他资料来进行分析判断。过去,人们多根据《史记》中说其在“昆明”“西可千余里”的记载,认为“昆明”为古代洱海一带的民族,大致就在今德宏地区,而今天的德宏地区又恰好是傣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且古代傣族地区也一直有产象和“乘象”的记载。而且,“滇越”一词中刚好既有一个“滇”字又有一个“越”字,而一般又认为傣族的早期历史与古代的“百越”有关。因此,人们多判定,这个“名曰滇越”的“乘象国”就是傣族先民在今天德宏一带建立的一个古国。如有人就解释说:“所以称为滇越者,以示为滇国以外的越人或属于滇国的越人之意。”[1]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滇越”是傣掸民族先民在今德宏地区建立的一个古国的论断已越来越难以站得住脚了。新的资料暂且不提,只要先认真对现有资料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滇越”这个词既与“滇”无关,也与“越”无涉。

首先,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巂、昆明”。由此可知,“滇”和“昆明”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滇”的位置在偏东地区,即今滇池一带,而“昆明”则在偏西的同师和榆之间。同师,《汉书》作桐师,在今滇西龙陵一带。榆亦作叶榆,汉县名,先属益州,后隶永昌,在今洱海地区。又《通典·边防典》三记载:“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榆河”。据此可知,“昆明国”在大理、永昌、腾冲、顺宁之间。因此,远在“昆明”西边千余里的“滇越”与隔着“昆明”的位于更东边的“滇”没有任何关系。把“滇越”理解为“滇国以外的越人或属于滇国的越人”是很牵强的,因为“滇”和“滇越”之间还隔着一个“昆明”族群,如果说其西边真有一支“越”人的话,那用与其相近的族名或地名来作为“所属”或“方位”定语指称他们时,也不应当称为“滇越”,而应称为“昆明越”才对。因此,“滇越”实与“滇”无关。但不知为什么过去学者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又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永昌郡“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獠,其渠帅皆曰王”。又“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这里提到的人当中有“闽越濮”和“闽濮”,都带有一个“闽”字,是不是和福建有关呢?我想,恐怕不会有人这样认为吧?

其次,“滇越”的“越”与“百越”的“越”也没有关系。我国古代南方沿海地区的主要居民通称为“越”,如《通考·舆地考·古南越条》记载:“自岭西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然而,“滇越”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地方,与当时“百越”的主要分布区相隔甚远。而且,早期“越”(百越)主要是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的族群,而当时分布在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濮”(百濮)。[2]因此,怎么会在“百越”分布区以西的“百濮”地区的西边又突然冒出一支“越”人来呢?当然,也有学者为了自圆其说,把西南地区的“百濮”视为与“百越”同类,进而把“滇越”同“百濮”再同“百越”联系起来。[3]但我觉得,证据似乎不是很充足。

我认为,史籍中出现“越”字有时只是一个译音词,并不是只要一出现“越”字便都与“百越”有关。例如,《华阳国志》记载:“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闵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这里提到了一个“僄越”,也有人将其分读为“僄、越”,但很少有人认为这个“越”或与“僄”并列的“越”与“百越”有关。又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也没有人把这个“盘越国”或“汉越王”与“百越”联系在一起。又如《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所属32个部落中有一个叫“逝越”,还有史籍提到印度有个古国名叫“迦毘罗越”。这些部落名或国名均带有“越”字,但也没有人将它们与“百越”联系在一起。贾耽还记载说:“安南经交趾……至文单外城,又行一日至内城,一日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这里提到一个“罗越”国,据考证,“罗越”国位于马来半岛南部,是古代孟人建立的一个古国。[4]但其译名中的一个词或一个音节在我国史书中还是被译写作“越”。因此,不能因为“滇越”这个名称中有个“越”字就说其一定与“百越”有关。江应樑先生曾认为:“'滇越’一名,既称之为'越’,自应是百越族属”。[5]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牵强的说法。

又有人认为,“滇越”就是“腾越”,而“腾越”就是“越赕”,“越赕’又属“百越”,由此来推论“滇越”是傣族先民所建之国。乾隆时《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曾认为:“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滇越。旧志曰:五岭外古称南越,亦曰百越。交广滇南滨海,接壤腾越,风气俗沿类之,越赕其百越之一乎?”江应樑先生在《傣族史》一书中赞同这一推断,认为“《腾越州志》所说'越赕其百越之一乎’,这一推断有一定道理,”进而认为:“说滇越即今之腾冲(腾越),还是近似的。”并补充说:“但我们认为,局限于只指腾冲一地,未免区域过于狭小,滇越应是今德宏州及其附近并其南部的大片地带。”而“德宏州及其附近地,自古就是傣族分布区域,亦即百越分布地。”[6]因此,“滇越”就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滇越”是“腾越”的说法主要出自《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志》的修撰者吴楷和屠述濂,但他们两人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虽然他们明明知道“……今自建昌、姚安、鹤庆、丽江以达于吐蕃,野人之境,皆古昆明夷也。”但他们又始终拘泥于声音相近,一口认定说“滇越”就是“腾越”。然而,根据贾耽所记天竺里程来计算,他们发现不能自圆其说:“……若使滇越即腾越,其相距不过四五日程,何以经柏始昌、吕越之殒命,郭昌、卫广之斩虏,不但大夏不可通,即滇越亦不可得哉?”对于这样一个合理的疑问,他们却又作了一个荒唐的解释:“盖其时不敢度博南、越兰津故也。”而说“腾越”即“越赕”,“越赕”即“百越”,则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肯定,只是推测说“越赕其百越之一乎?”故更不能以此作为“滇越”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古国的证据。

还有人认为,“滇越”就是后来史书中提到的“哀牢”。[7]

最早提到“哀牢”的当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关于“哀牢”的族属,目前人们还有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哀牢”属于“越”,是傣族和中南半岛泰老族系的先民。但也有人认为“哀牢”属于“昆明”族群。[8]还有人认为,哀牢人即“濮人”。[9]

这里且先不管“哀牢”的族属问题,先谈一谈“哀牢”究竟是不是“滇越”的问题。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已知,“滇越”是在“昆明”以西可千余里的地方,而“昆明”人当时主要分布在从洱海到腾冲一带,其西千余里的地方肯定还要在这地区以西更远的地方。“哀牢”在什么地方呢?《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平十二年,哀牢王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段记载中似乎已经说明“哀牢”故地就在所置的哀牢、博南二县一带,所以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永昌郡,古哀牢国也。”因此,可以认为,东汉时期的“哀牢”,其分布区主要是在今大理、保山一带。这一带恰好也是西汉时“昆明”的分布区。而且,这可能还是其西迁以后的分布地,其早先的势力中心在东南边的哀牢山一带。[10]因此,说西汉时的“滇越”就是东汉时的“哀牢”,首先地理方位就不符。因为“滇越”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地方,也应在“哀牢”以西千余里的地方,而不可能是在“哀牢”地。

因此,在“昆明”以西可千余里的“滇越”和与“昆明”同在一个区域的后来的“哀牢”并不在一地,或者说,后来史书中提到的“哀牢”不是先前的“滇越”。即使“哀牢”就是后来的傣族的先民,也不能证明“滇越”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说“滇越”是傣族先民在今德宏一带建立的国家的学者还提到的一个证据就是“掸国”。公元以后,“滇越”不再见于记载,但后来的史书又提到说,公元1—2世纪时,有一个“掸国”前来东汉朝廷朝贡。由于最先提到“掸国”贡使的史籍中记载说他们是从“永昌徼外”来的,而今天滇西境外又恰好是缅甸掸族的聚居区掸邦,且缅甸掸族与我国傣族又是同源民族,因此,一些人认为,“掸国”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滇西的德宏与境外缅甸掸邦一带。“掸国”就是“滇越”。[11]

其实,不仅说“掸国”是“滇越”没有什么根据,说“掸国”是傣族民族在滇西和境外缅甸掸邦一带建立的国家也是一个错误。关于这个问题,连认为“滇越”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的江应樑先生也加以否定,认为“掸国”既不在今滇西与缅甸掸邦一带,也与傣掸民族历史无关。[12]继江先生之后,又有缅甸学者陈孺性先生撰文加以澄清。[13]再后来,笔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也撰文谈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否定了“掸国”是傣掸民族在中缅边境地区建立的国家的说法。[14]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此前的许多考释,都不能证明“滇越”的方位是在今云南德宏地区,也不能证明它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那么“滇越”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是哪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呢?

汶江先生对“滇越”作了专门的考证。[15]汶江先生对《史记》关于“滇越”的记载进行分析后认为,“滇越”既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地方,而“昆明”又在大理、永昌、腾冲、顺宁之间,因此,远在其西千余里的“滇越”必然在上缅甸或印度东北部阿萨姆一带。而“根据现有史料,在公元前3世纪,上缅甸不曾有过任何国家的存在,而印度却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232),孔雀王朝的势力就已扩张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因此,“滇越”的方位大体可以断定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一带。

为了证实这一看法,汶江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根据中国史书《魏略》和《后汉书》以及其他一些史籍的记载,公元以后这一带地区有一个古国叫“盘越”。《魏略·西戎传》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人小,与中国等,蜀人贾似至焉。”《后汉书·西域传》又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也。”校补注曰:“案盘起,《通志》作越。”此处的“盘起”显然是“盘越”之讹。此外,《梁书》卷45《中天竺国传》所记与《后汉书》大致相同,但作“盘越”而不作“盘起”;再如《南史》卷78载:“从月氏、高附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列国数十,每置国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记载的也是“盘越”。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史籍中提到的这个“盘越”及其周边的诸多小国“皆身毒也”,均是印度境内的小王国;第二,其方位“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州近。”因此汶江先生认为,《史记》中提到的“滇越”就是后来一些史籍中提到的“盘越”,其方位就在今印度东北部阿萨姆一带。

为了进一步证明“滇越”就是“盘越”,而“盘越”就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一带,汶江先生又举了后来我国史籍中关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Kamarupa)的记载,即《大唐西域记》卷10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诊,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汶江先生认为,这段记载中有三点可以证明“滇越”就是“迦摩缕波”:

第一,迦摩缕波国境接西南夷,其间又无别的国家,与《史记》中记载的“滇越”情形相同。

第二,里程相当。汶江先生认为,迦摩缕波国恰好在永昌、腾冲以西1000多里的地方,进而认为,“迦摩缕波”即《旧唐书》中记载的“固没卢国”。并以贾耽入四夷路程的记载推断自腾冲至固没卢国路程合计共1800里。又认为:“贾耽所记路线较为偏南,绕过大秦婆罗门国,如果由安西城向正西,绕过赵岗隘口(Chaukan Pass)直趋迦摩缕波,还要近几百里路。据《大唐西域记》载,迦摩缕波至四川西南界'可两月行’,按唐制陆行每日五十里计算,约合三千里。减去川滇间一半路程,腾冲与迦摩缕波间也只有一千余里。”又根据樊绰《蛮书》记载分析认为,川滇边界至羊苴咩城(大理)共19驿,1054里,再加羊苴咩城至永昌200里,剩下的路程也只有1000余里。再引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牂牁条”载有从四川经永昌至迦摩缕波的路程:“……遂检《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从蜀川南去,经余姚、越嶲、不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夷,……今从属南蛮,北接亘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吐蕃国之南界,西越几重高山峻岭,涉历山谷,凡三数千里,过吐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南界迦摩缕波国。”认为“情况也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

第三,迦摩缕波国以产象特多、象军特盛著称,这也与《史记》中所说“滇越”是“乘象之国”相映证。

除了上述三点外,汶江先生还举了印度古籍中关于迦摩缕波的记载,认为在印度古籍中,迦摩缕波也是最早和中国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地方。例如,史诗《摩诃婆罗多》卷二《大会篇》中说,“支那人”支持“东辉国”的军队,“其中有个福授王,他曾和高贵的般度之子鏖战一场。”“基拉塔、支那人还有许多滨海之民都支持东辉国的大军。”这里的“东辉国”(Pragjo-tisa)即是迦摩缕波的古名之一。

另外,在该史诗《战备篇》中也提到说福授(Bhagadatta)的军队是由辉煌如金的支那人以及基拉塔人所组成。而且,这位福授王也以善于指挥象军出名,这与《史记》中提到的“滇越”是“乘象国”的情况相符。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迦摩缕波的古名除了“东辉国”以外,还被称为Danava(鬼怪蛮獠等义)国,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森林篇》(Vanaparva)、《战备篇》以及《诃利世系》(Harivamsa)中都用过这个称呼。传说中的迦摩缕波第一个国王即名为Maharanga Danava,汶江先生认为,“滇越”的古音Dian-vat即是Dan(à)va的对音。

因此,汶江先生认为,“滇越”是位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一带的一个古国,这个古国在稍后的中国古籍中被讹写成“盘越”或另有一个名称叫“盘越”,而其原名就是“迦摩缕波”,又叫“东辉国”,还被称为Danava(鬼怪国),而Danava的对音正是“滇越”。

继汶江先生之后,又有缅甸学者陈孺性先生对“滇越”作了专门的考证。[16]陈孺性先生认为,“滇越”确实就是后来史籍中提到的“盘越”,而“盘越”又是“僄越”。如《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时期,永昌一带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向达先生曾认为,这里的“僄越”就是“盘越”。陈孺性先生赞同这一看法,并进一步认为,“盘越”或“僄越”又是后来另一些史籍中提到的“骠国”(亦写作“剽国”或“氵剽国”)。[17]

为什么呢?陈孺性先生认为,“盘越”一词中的“盘”的中古音为buan,即梵语Brahma一词内Brah的译音,也即Brahma一词之略。并举例说,古代孟族(中南半岛的古代民族,今为泰国和缅甸等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亦将Brahma一词音译为Bram或Brum,Brahm一词在梵语中是“清净”的意思。“盘越”一词中的“越”的中古音为vad或vat,中国佛学典籍常以“越”作为梵语vastu或巴利语vatthu的略译,其意为“地域”或“国家”,如“迦毘罗越”的“越”,就是vastu或vatthu之略。《新唐书·骠国传》中提到的骠国的32个部落之一“逝越”,其名称还原为巴利语即是Jeyyavaddhana。其意为“胜势增长”。总之,“盘越”一词即为梵语Brahma-vastuh或巴利语Brahma-vatthu的简略译音,其意为“清净地域”或“清净国”。Brahma-vastu或brahma-vatthu就是古代骠人的国名。而后来缅人从青藏高原下到今缅甸本部以后,逐渐同化了骠人,但却依然采用了骠人的国名Brahma-vastu或Brahma-vatthu,只是将其中的Brahma讹为Mrahma,今天缅甸的国名Myanma(r)也源于这个词。

同时,由于“盘越”(Brahma-vastu或Brahma-vatthu)的居民是“骠人”(又写为“僄人”,原发音为Pyu或Pu),因而有时也称这个国家为Pu-vastu或Pu-vastu(Pyu-vastu或Pyu-vatthu),意为“骠人(或'人’)的地域或国家,”简略音译即为“越”。

因此,中国史书中提到的“越”也就是“盘越”,即“越”和“盘越”是同一个国家,即骠人的国家,其主体居民是古代缅甸的骠人。

那么,“僄越”和“盘越”同“滇越”又有什么关系呢?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曾记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等,蜀人贾似至焉。”这段记载中提到“盘越国”又叫“汉越王”,“王”也许是“国”之讹,这里且先不去管它。向达先生曾指出,这里的“盘越”或“汉越”即是“僄越”,[18] 但向达先生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盘越”或“汉越”就是“越”。陈孺性先生则进一步分析认为,因为在中国古籍中,“僄越”的“僄”有时也写成“剽”“漂”或“骠”,如《唐会要》记载:“魏晋间,有著《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去:'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国,……’”《太平御览》香部云:“《广志》曰:'艾纳香出剽国。’”《唐会要》又说:“骠,一作漂。”因此,“僄”、“剽”等字也可能会被写成“漂”,“僄越”也可能会被写成“漂越”。而“漂”与“汉”(繁体“汉”)字形相近,也许有人误将“漂越”写成了“汉越”(“汉越”),所以《魏略·西戎传》中说的“盘越国,一名汉(汉)越王,”实应是“盘越国,一名漂越王。”即“盘越”(Brahma-vastu或Brahma-vatthu)与“漂越”(越,Pu-vastu或Pu-vatthu)均为骠国的名称。

又因为“漂”字与“滇”字字形相近,因此,“'滇越’乃'漂越’之讹误,亦即是Pu-vastu或Pu-vatthu的略译,意即'漂人或剽人或人或骠人之地域’。”[19]

方国瑜先生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又名“汉越”这段话时也曾认为:“汉(汉)越应滇越之误。”[20]但没有说为什么会误。缅甸学者陈孺性先生则进一步认为,“滇越”与“汉(汉)越”均为“漂越”之误。[21]“滇越”实际上就是古代缅甸骠人的国家“越”,是当时人对“越”的另一种写法“漂越”误写后所造成的。

但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会把“越”写成“漂越”呢?陈孺性先生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武帝报告了西南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通道后,奉武帝之命派遣了王然于等人入云南开辟通往西边的道路,因受“昆明”所阻而未果,但却知道了其西可千余里有个“乘象”的国家叫“漂越”。“司马迁似曾阅读过王然于等人的报告,所谓'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一节,或许并非司马迁本人之言,而直接摘录自王然于等人的报告,这是我的臆测……原始资料内究竟怎样写,我们已无由知晓。也许王然于等人的报告内原写作'漂越’,司马迁的原稿本内似亦写作'漂越’,只是传抄《史记》者,以为'汉既求大夏始通滇国,’乃将'漂越’误写作'滇越”,也未可知。”[22]

当然,这毕竟只是一个推测,还需要用资料来加以证明。

那么,“滇越”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到底是由什么人建立的国家?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汶江先生和陈儒性先生的这两篇专门对“滇越”进行考证的文章来看,都没有说“滇越”是在云南,更没有说是傣族先民所建的国家。

此外,蒙文通先生在其《越史丛考》一书中,对“百越”诸多支系及有关问题,包括西南的许多与越史有关的民族及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释,也未提及“滇越”。专门研究越史的老前辈也从不认为“滇越”与“越”有关。

相反,倒是一些研究傣族历史的学者,尽管对“滇越”并没有作过深入的考证,却很轻易地就认定“滇越”是傣族先民在今云南德宏一带建立的国家,而且多是人云亦云。

退一步说,即使是考证“滇越”就在今云南德宏州和中缅边境一带乃至今缅甸掸邦地区,甚至其他一些后来有傣掸民族或与之同源的民族居住的地方,也不能说它就是傣族或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德宏地区的傣族和境外缅甸的掸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他们今天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上?或者说德宏地区的傣族和境外与之同源的缅甸掸族是不是就是他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土著?或者说,是不是至少在我们所讨论的“滇越”这一时期傣族或傣掸民族的先民就已经分布在他们今天分布的这些地区了?江应樑先生认为:“傣族是云南的土著,现今傣族集居的地区,正是历史上傣族的老家”。[23]《傣族简史》一书认为:滇越的分布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宏,德宏应是滇越的东部区域,其中部区域当在今缅甸北部,相当于现今掸邦所辖范围;其西部区域则及于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和阿萨姆,差不多蔓延到了普拉乌普特拉河南岸的峡谷和平坝。滇越的这种分布,既与史书关于昆明以西千余里即滇越的记载相符,也与傣掸历来的活动范围相符。[24]过去许多研究傣掸民族历史的学者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我认为,如果不先入为主地把“滇越”和“掸国”等古国同傣族或傣掸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是很难再找到“滇越”这个时期德宏地区和缅甸就已有傣掸民族先民活动的其他记载。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傣族很早就已居住在今天他们所居的这些地区了。但是,到底有多早?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里的土著?或者说是不是“滇越”时期傣掸民族的先民就已经分布在德宏及境外缅甸掸邦一带了?我认为,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虽然《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东汉时永昌郡有多种民族,如“闽濮’“鸠僚”、“越”“躶濮”和“身毒之民”等等,其中“鸠僚”应当就是傣族的先民,但这个时期他们究竟分布在哪里?是不是就已经分布在今天德宏州及境外缅甸掸邦一带了?从汉文史籍中,我们还是找不到更可靠的记载。

相反,从傣掸民族自己的文献中,我们得知的情况却是:他们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从其他地方迁到今天德宏地区、中缅边境一带的。例如,方国瑜先生在其《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中,引述了法国人阑番佛巴德里的《泰族侵入印度之那考》录引的一段故事,说公元568年,天神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根仑(KunLung译为“坤龙”似乎更准确些——引者),次子叫根兰(KunLai,似应译为“坤莱”-引者),扶黄金梯下降到瑞丽江谷道。不久,二人争夺这片土地,遂致分裂,长子携起七子据有太公(Tagaung)、摩埃(Moue)、郎奔(Lampon)、孟养(MongYong)、举腊(Kula)、阿瓦(Ava)、猛拱(MoungKung);老二根兰(坤莱)则为瑞丽江谷道中猛丽(MongRi)、猛兰(MongLan)各地部落之始祖。[25]

英国人埃里亚斯在其《上缅甸及云南西部掸族历史概述》一书中引述的一段关于瑞丽江流域一带傣掸民族的传说也提到,当地傣掸民族的始祖也是天神的两个儿子,名字也叫坤龙(KunLung)和坤莱(KunLai),他们来到当地的时间也是公元568年。[26]

在缅甸学者芒莱根据流传于缅甸的一部掸文史籍译成英文的关于勐卯的故事中,勐卯的建立者也是从天上下来的两兄弟坤龙(KunLung)和坤莱(KunLai)中的弟弟坤莱,其创建勐卯的时间也是公元568年。[27]

另外,在我国云南德宏发现的一部傣文史籍《银云瑞雾的勐果占壁简史》中,关于勐卯王国的建立的传说又是这样的:勐卯这个地方,原来的地名叫姐东。在佛祖释迦牟尼成佛后的1274年,即萨戛里93年(公元730年),有一对以种地为生的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艾”。“艾”长大后,在水潭边遇一龙女,后与龙女生下一子,取名“混等”。这位“混等”就成了勐卯的第一代国王。“混等”在勐卯做了72年国王,至萨戛里197年庚寅,这位“混等王”才去世,享年88岁。混等王去世后,召混鲁继承王位。召混鲁仍然建都于等贺(即勐卯),管理着整个傣族居住的地方。召混鲁有一子名召混来(疑即前面引述的几段缅甸掸族传说中提到的KunLai,即坤莱)。萨戛里277年(公元914年),召混鲁才安安静静的离开了人世。召混来在父王去世后继承王位,他无儿无女,在位38年,享年87年,于萨戛里313年(公元950年)去世……[28]

这些传说虽然都带有神话色彩,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些传说中反映的傣掸民族迁入当地建立邦国的历史还是可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傣掸民族自己的这些传说,他们的势力抵达瑞丽江一带和缅甸境内掸邦地区的时间最早也只是早到公元6世纪。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以后,中国汉文史籍才开始明确提到滇西一带有了傣族早期的一些部落,如樊绰《云南志》中开始记载滇西及其附近地区出现了“大赕”“茫昌”“茫盛恐”“茫炸”“茫施”等等。与前面所引的傣掸民族自己的史籍相映证,我认为,滇西及境外一带的傣掸民族应该是公元5-6世纪才从其他地区迁来的。

又据缅甸东掸邦首府景栋一带流传的一部《景栋编年史》记载:当地最早的居民是“拉佤人”(Lva)或“佤族人”(Va)。后来,这些佤族人才被泰国北部孟人王国“哈里奔猜”的泰族首领芒莱王的后裔所征服。[29]

缅甸还有文献提到,从前景栋地区的“索巴”(Sawbwa,即头人)在即位加冕典礼上,要举行一种仪式:即从当地山区佤族山寨中请下一些佤族老人来,让他们坐在“王位”上吃东西。而当他们打开装食物的包正欲吃时,一位被称为“叭莱”(PhyaLai,意为“驱赶”)的掸族官员便冲过来象征性地戏谑他们,并把他们从“王位”上赶走。这一仪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景栋索巴召蒙坎乔英塔冷时才被废除。[30]

《景栋编年史》的记载和关于这个仪式的记载也都表明,景栋地区的掸人是后来才入主当地的。若按《景栋编年史》的记载,景栋的掸族是在芒莱王以后(公元13世纪以后)才从泰国北部迁入当地的。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记载比较明确的中国汉文史籍和中缅傣掸民族的文献来看,今天云南德宏地区及境外缅甸掸邦一带的傣掸民族是在较晚的时期才从别的地方迁去的。因此,说傣掸民族“自古以来”或“很早”就生活在今天他们生活的云南德宏地区及境外缅甸掸邦地区,并试图以此来证明“滇越”是傣族先民或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或者反过来,先入为主地把“滇越”说成是傣掸民族的先民或他们建立的国家,然后以此来证明傣掸民族“自古以来”或“很早”就生活在今天他们生活的云南德宏地区及境外缅甸掸邦地区,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因此,我的看法是,从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不断出现的新资料,特别是傣掸民族自己的一些新资料来看,被许多研究傣族历史的学者视为“当然“的关于“滇越”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古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注释:

[1] 侯方岳、李景煜:《滇越、掸、傣源流》,第75页,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2] 蒋炳钊:《“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第1-16页,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江应樑:《傣族史》,第94-9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4] 陈序经:《猛族诸国考》,第133页,自印本。

[5][6] 江应樑:《傣族史》,第9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7] 申旭:《老挝泰老系民族探源》(下),载《东南亚》1987年第2期,第29页。

[8]《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第13-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2页,中华书局,1987。

[10] 黄惠焜:《傣族文化与中原文明》,第33页,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11]《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第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12] 江应樑:《傣族史》,附录1《傣族史涉及东汉掸国的商榷》,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13] 陈孺性:《掸国考》载(台湾)《大陆杂志》第83卷第4期(1991年),第145-148页。

[14] 何平:《“掸国”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关于“掸国”问题的再考察》,载《东南亚》1998年第4期,第55-69页。

[15] 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总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6][18] 向达:《蛮书校注》,第234页,中华书局,1962。

[17][19][21][22] 陈孺性:《关于“僄越”“盘越”与“滇越”的考释》,载(台湾)《大陆杂志》第84卷第5期,第193-202页。

[20]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0页,中华书局,1987。

[23] 江应樑:《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第118页,见《贝叶文化论》。

[24]《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第5-6页。

[25]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第2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26] N.Elias,“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s in Upper Burma and Western Yunnan”,Calcutta,1876,p.13.

[27] Sao Saimong Mangrai,“The Shan States and the British Annexation”,Cornell University,Second Printing,1969,Appendix,p.iv.

[28] 召帕雅坦玛铁·卡章戛:《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诸王史》,第15-16页,龚肃政译,杨永生整理注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29]“The Padaeng Chronicle and the Jengtung State Chronicle Translated”,

translated by Sao Saimong Mangrai,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1981,P.3.

[30] Sao Saimong Mangrai,“The Shan States and the British Annexation ”,Cornell University,Second Printing,1969,P.268-269.

何平(1956~),男,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东南亚问题及中国与东南亚跨境民族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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