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先叙篆文，合以古籀”，是什么意思？

前言

首先标举字形，据许慎所说“先叙篆文，合以古籀”。先列出来的是规范性的小篆正体字，是因“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

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不满于太学生们按照秦朝的隶书形体随意对经书含义进行牵强附会而采用更合于形体说解的小篆。

因为小篆形体因袭古文，不变者为多，有时也会以小篆为重文而把古文、籀文作为被释字字头，以先列古文后列小篆为变例，是因为许慎认为这样更符合据形推源的需要。

一方面，就其具体称引而言，《说文解字叙》中说“其称《诗》毛氏，皆古文也”，许慎说“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他认为“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阙意可得而说”，孔子整理六经时用的是古文，根据古文字的构成之意尚能解释清楚。

直到秦火烧除旧典，古文由此绝矣，遂导致今学者“怪旧艺而善野言”，所以为彰显儒家经典仍是应以古文为宗。

但其实经学者对比大量出土的战国古文献研究发现，《说文》所谓“古文”实际上应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战国以来久已不稀，加之历经秦火，古文所存数量有限，因此便选择了小篆。

此外，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书、北平侯张仓献书、河间献王献古书，其中都并无《毛诗》，王国维说：“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

其所以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

说明此时流传的《毛诗》已是据今文（通行文字）写成的版本了，所以许慎所说的“《毛诗》古文”已经不仅仅是指文字而是就学派而言了。

另一方面，其引《诗》中之字并非全是《毛诗》，据学者统计，《说文》引《诗》的字头中，所解之字与今本《诗经》中字形体相异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八。

究其原因，据郭全芝考察，汉武帝一朝法政严苛，故作为官方学说的三家诗必须按照官方要求，严格采用正字著录经书。

熹平四年时，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此次规范文字，所用即《鲁诗》文字，兼有齐韩异文，可见在文字方面，三家诗作为官方正字，一直备受重视。

而《毛诗》不立学官，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字形多有流变，形体趋于简易，没有严格采用正字而多用假借字、俗字、变体字等异文，《说文》的宗旨乃是通过说解字形释字本义，多取正字，故而对三家诗多有采用。

其次说解字义，许慎曰：“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

《说文》说解文字旨在稽考并诠释每一个字的音、形、义，使世界上的事物都能依理归类，以此来纠正对文字训释的曲解谬误，解学者疑。

为使与字义相关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能有据可依，故而广采通人，援引经书。在引《诗》时，也多采用传中的释义。

汉代《诗》今有齐鲁韩三家，古有《毛诗》一家，经学博士要通晓经义必以训诂为基础，因此今文学家必也能精通文字训诂之学。

如鲁申公授徒“以《诗经》训诂为教”，《说文》中也时常以“博士曰”直接征引今文博士的说解，《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四家诗的著录。

除了古文《毛诗故训传》之外，还录有今文《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如李先华所说：“'故’即训诂之意，既然都要讲训诂。

在涉及到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问题时，两派就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可以会通，取长补短的地方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今文学在治学方法上却不重小学，而是旨在研读发掘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期符合现实政治的解读需求。

而就各家诗说而言，《鲁诗》严谨务实，在三家诗中于经义“最为近之”，但其固守一家之说，抱残守缺之弊使学术得不到发展完善。

《齐诗》自翼奉起流于谶纬，好阴阳灾异之说；《韩诗》推衍诗义、断章取义。各有其弊而不能充分重视训诂之学，为古文学家所诘，得到“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的评价。

而古文经学重在从语言文字学角度上对经文进行研究整理，以求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彰明儒家经典，加上古学家多兼通今文，学术研究上能兼收并蓄，更加严谨质实。

因此相比之下，于训诂而言对三家诗只择善而从，而古学却有着坚实的文字基础与训诂传统，于是《说文》引《诗》释义便以《毛传》为本。

《说文解字叙》中所称“《诗》毛氏”，便是指《毛诗》与《毛传》，其引经证字多用《毛诗》，说字释义多采《毛传》。

首先，就其引《诗》用意而言，有引《诗》以证字义者，此时引《诗》中之字与被释字多相同，如《说文·示部》：“禂：祷牲马祭也，从示周声，《诗》曰：'旣禡旣禂。’”

此处所引《诗》中之字“禂”就与被释字相同，这样的情况在引《诗》中占了绝大比例。也有少数所引《诗》篇中的文字与被释字不相同。

这种情况多数是在汉字流传过程中因字形减省造成的，比如《说文·玉部》：“璱：玉英华相带如瑟弦，从玉瑟声，《诗》曰：'瑟彼玉瓒。’”

此处说解中，被释字就不同于《诗》中文字，“瑟”是“璱”的省借字。有引《诗》明字音者，此时引《诗》中之字与被释字不相同。

如《说文·玉部》：“玤：石之次玉者，以为系璧，从玉丰声，读若《诗》曰：'瓜瓞菶菶。’”有引《诗》说字形者。

此时引《诗》中不出现被释字，如《说文·士部》：“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

“壻”是男子的美称，又作为女子之夫的称谓，《尔雅·释亲》曰：“女子子之夫为壻。”此处引《诗》不仅证明字义，而且是为了说明字形从士的含义。

其次，就其引《诗》形式而言，大部分明言引《诗》，或称“《诗》曰”，如《说文·玉部》：“瑶：玉之美者，从玉䍃声，《诗》曰：'报之以琼瑶。’”

或称“《诗》云”，如《说文·鬥部》：“阋：恒讼也。从斗从兒。兒，善讼者也。《诗》云：'兄弟阋于墙。’”

或称“《诗》所谓”，如《说文·页部》：“：好皃。从页争声。《诗》所谓'首。’”这三种形式都是通过引《诗》以证字形。

许慎对字释义，《诗》篇中有出现的相同的字，引用诗句以为佐证，因此这三种情况只是征引时所用的“术语”不同，引《诗》作用相同。

或称“读若《诗》曰”，如《说文·目部》：“眓：视高皃。从目戉声。读若《诗》曰'施罛濊濊。’”

或称“读若诗”，如《说文·走部》：“䟈：走也。从走声。读若《诗》'威仪秩秩。’”或称“读若《诗》云”，如《说文·目部》：“䀣：直视也。从目必声。读若《诗》云'泌彼泉水。’”

“读若法”是古代常用的注音法，就是用一个读音相近的字来注音，在今天看来，《说文》中所引《诗》篇中的读音与被释字并不完全相同，一个原因是古今音变所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若法只求近似，因此所标的音本身并不十分准确。

此外，有少数不明言引《诗》者，或称引自其他经传，实则都是引于《诗》，如《说文·言部》：“话：合会善言也。从言声。

《传》曰：'告之话言。’”其称“《传》曰”，其实引文出自《诗·大雅·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

或直接引用《诗》而不称引者，如《说文·虫部》：“蝇：营营青蝇。虫之大腹者。从黾从虫。”不称引《诗》，但释文出自《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

另外，有称《诗》但《诗》无此文者若干例，其中有《说文》引文与今《诗》有异者，如《说文·口部》：“呬：东夷谓息为呬。从口四声。

《诗》曰：'犬夷呬矣。’”今《诗》无此文，据王应麟《诗考》考察，此文出自《诗·大雅·绵》：“昆夷駾矣，维其喙矣。”

此处是把两句诗合为一句来引用。有称《诗》实则引文出自其他经传者，如《说文·角部》：“衡：牛触，横大木其角。从角从大，行声。《诗》曰：'设其楅衡。’”其称引《诗》，但据段玉裁考证：“'《诗》曰’当作'《周礼》曰’”

两书都体现了许慎融合今古的学术态度，然而在融合程度上又有差异。《异义》是为了刊正五经之说而作的经学著作。

其中以所设篇题为中心，引《诗》时或在某篇题中或并引今古，或只引一家《诗》说与其他经说比较；在断以己意时，或从古，或从今。

或于古今皆有所从，或古今之说皆不从，有意消解今古对立的学派界限，是对今古《诗》说的融汇和对经义的自主判断，体现了对今古融合的初步尝试。

《说文》旨在为每个字溯源求本义，更加客观，对各家之说直接采用、化用而不称今古，是在《异义》基础上对今古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点对郑玄产生了深远影响，郑玄创立“郑学”，就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经学之长，破除经学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一统时代。

从此以后，今古文便截然一途，再不可分了。具体而言，《说文》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为古文训诂服务，古文解经既以求实为务，就必须站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文》首先是一本字典，引形正义，追求形义统一是它的首要原则与目标，遵循孟琢所说的“'小学’与'经学’之间的二元遴选标准”，就必须征引最能符合本义说解的说法而无所谓今古之分。

从这方面来说，它突破了经学框架的束缚，建立在超脱经学学派的基础之上。而鉴于古学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而今文不主训诂。

故体现为形义多采古文，有时也根据具体诗篇随文释义，以古为尊，成为一部“以字典形式出现的古文家说经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