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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当时从军统了解到的情况，日本方面为什么能这么紧密配合汪精卫，在他出走后才几天就重新发表声明，'调整中日邦交方针'，主要是汪在重庆时，曾秘密派遣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科长董道宁，经香港去日本联系过。这两个'日本通'从抗战一开始就一直与日本有勾结。日方一向主张拉拢汪的大特务也有两个，一是日本'南满铁路'驻南京的代表西义显；另一是日本参谋本部的影佐祯昭。他们一向认为汪可以代表中国不主张抗日的投降势力，因汪不但是国民党副总裁，还是国民党国防会议副主席（总裁和主席为蒋介石）并兼任国民参政会的议长，是全国一人之下的人。所以，他一脱离重庆，日本方面便决定了要支持他。日本的陆相板垣还代表首相近卫写了一封信给汪，表示坚决支持新生的反共政权，要彻底消灭有共产党参与的抗日政府。所以，汪才敢于在艳电中公开提出要国民党政府根据日方三原则交换诚意，恢复和平，还特别强调日本既已改变主张，和平谈判之途径已开等一派投降论调。而当时重庆方面的主战与主和两派虽为此而展开过激烈争论，但由于人民抗战热情高涨，主和派也知道汪逆这种反共投敌的叛国行为得不到人民宽恕，最后才不得不同意于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与此同时，却又让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去函劝汪要悬崖勒马，早日返回重庆……汪接信后马上回一信与孔。这两封信都没有公开，我只记得汪复孔的信中有两句是流传开了的，是说他主张投降'是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这种侮辱国人之词，曾激起了主战派极大的愤怒。但蒋介石还是派汪逆系统中一向与汪私交较深的中央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劝说，汪即使不回重庆也不要与日本人去合作。  汪即向谷表示他愿去法国居住。谷正鼎回来向蒋转达后，蒋再次派谷去河内，除给汪和陈璧君等送去出国护照外，还送去一笔巨款劝他早日离开河内这一是非场合到法国去定居。结果，汪不但没有去法国的迹象，还暗中去策动云南地方当局脱离国民党中央而搞独立活动。当时军统派去云南和河内等处的特务，侦察到汪亲笔写了一信，从河内派人送往昆明云南最高负责人。送信的人无法直接送到收信人手中，要经过他的亲信机要秘书之手，这个人却是军统早就收买了的一个特务。他一看到这信，马上秘密启开拍成照片送交给军统云南省站。信的内容大致是说：'艳电主张已为日方所接受……弟久居河内，欲有所裨益于云南，待先生之布置已三月有余，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到时弟回内陆，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则事半而功倍……'谁知这信让收信人看到之日，也是蒋介石同时看到之时。这是明明白白要在云南地方树起反国民党中央和反蒋旗帜后，汪再返回云南，这样附和的人就会很多，蒋介石就无法应付了。 这封信使得蒋介石咬牙切齿，他立即把军统头子戴笠叫去，要他马上派遣一支暗杀队去河内将汪精卫杀掉。戴笠便派我姐夫余乐醒和陈恭澍负责这一工作。余乐醒刚从军统局临澧特务训练班副主任下来未安排工作，因他在苏联学过特务，在军统局中一向训练特务，是早年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生活多年，能操一口流利法语，去河内十分合适。他奉命后，即找我商量，要我为他选派可靠的行动特务。我推荐了当时在军统特务总队行动组工作的旧部陈邦国、程步云，这两人随我去上海工作时是很亡命的。  余自己又挑选了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唐英杰，这是一个武术很好的山东人。陈恭澍也向戴笠要了在军统中一向搞暗杀的王鲁翘等三人，这个由这样几个人组成的特别行动组，由余、陈带领分批潜人河内。当时军统派在河内的特务许念曾、方炳西，都是国民党外交部驻河内领事馆的人员，他们便以重金在汪精卫居住的高朗街寓所斜对面租到一幢二层楼房，并买了一辆汽车，准备跟在汪的汽车后面，找机会在路上将汪干掉。每次都由余乐醒亲自驾车，怕雇用的人不可靠。余留法时在雷诺汽车厂实习多年，所以汽车开得很好，到河内后便考上了驾驶执照。他们驾车跟踪汪精卫时，有两次在路上本来可以很顺利完成任务，都因临时发生意外而失去机会。特别是有一次汪的汽车经过河内的达莫桥时，遇上这桥快要吊起来，让河中的船通过时，两岸所有汽车都得等在那里约半小时左右。那次他们紧追在汪的汽车后面，只要一停车，汪车里的人都会被杀掉，一个也逃不了。而事情竟那么凑巧，汪所乘的汽车到达时，离停止通行还有一分多钟，便抢先过去了。等余乐醒开的车追上来，却被挡住了，失去了这一次机会。 正当他们准备另找机会下手时，军统又得到密报，日本方面已派特务犬养健从东京赶到河内，正在与汪商谈接汪去上海筹备组织伪政府。犬养健系日本大特务犬养穆堂之子，与汪早有勾结，汪也在做去上海的种种准备。军统在香港的特务也侦察到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和儿子曾孟济正准备离开香港去河内。从各方情况分析，汪随时有离开河内之可能。戴笠又被蒋介石叫去骂了一顿，便电责余乐醒、陈恭澍为何迟迟不执行杀汪命令。他们才决定于3月21日晚上冲入汪的寓所内进行暗杀。当时在高朗街住的人除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外，只有秘书陈国琦（陈璧君的侄儿）和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以及两名警卫。余、陈两人都知道戴笠的脾气，如不执行而让汪走了，回去非受严厉处分不可。对于搞暗杀工作来说，在没有内线帮助又不熟悉对象家中环境的情况下，要进去搞暗杀是非常不利的。只因戴笠催促，故他们决定在晚间翻墙而入。  当天，他们观察了一个整天，汪没有出门，而是在寓所二楼那间较大的房内活动，便认定汪是住在那间房内，在半夜看到房内熄灯后，由王鲁翘率领唐英杰、陈邦国等五名特务越墙进去。余乐醒和陈恭澍则在对面房内观看动静。王在军统中一向是杀人不眨眼的行动员，经验丰富，其余五个也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在出发前，按照惯例，余、陈向他们每人敬酒一杯，再三叮嘱：一定要完成任务。六个特务也都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生还，而且都保证万一被捕决不供出余、陈两人和他们住的地方。王鲁翘临出门时还紧握余、陈两人的手，含着眼泪表示决心以死来报答军统多年培育之恩，并请他俩一定向戴笠报告，他为服从命令而无所畏惧，如死了，请加厚抚恤他的妻儿。 当时这六个特务的分工是两人在外面放风兼保卫掩护，四人从后花园墙上越人，又留下两人在下面警卫。王鲁翘带唐英杰直趋二楼那间白天看到汪在内的大房间，他们用力推门，里面门得很紧没法推开，原来携带的一柄准备用来劈门的利斧，因翻墙时掉在花园草地上没有找到，便只好用枪柄将房门上面一块小玻璃打碎。这是平日用来看外面推敲门用的，里面还挂有一块绒布。这个小窗只有五寸见方而且较高，无法把手伸进去开门，只好用手电筒向里面照射以便射击。在打碎玻璃时，王鲁翘在外面已听出房内的人惊慌忙乱的声音，谁知又偏偏这么凑巧，平日他们看到汪精卫整天在里面活动的房间，那天却让给了曾仲鸣夫妇。因曾的妻子方君璧刚由香港到达河内，汪就让他们住在那里，自己搬到隔壁去住了。  当特务在外推门时，方君璧睡在床边，早吓得滚下床来，钻到床下去了。曾仲鸣也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准备下床。特务从手电筒光中看到曾仲鸣光着的身子和汪精卫差不多，肯定是汪无疑，便两支手枪一齐从小窗口射了进去。当他们看到倒 在床上的曾仲鸣鲜血大量涌出向床下直流，认定必死，才匆匆下楼。汪的两个住在楼下的警卫，一听到楼上的枪声，有一个刚一冲出房门，就被守卫在楼下的特务一枪击倒，那一个便紧关房门不敢出来。汪的秘书陈国琦也是听到枪响刚一探身出房，就被特务一枪击在手臂上也不敢出来了。等四名特务从里面逃出时，越南的巡警已闻枪声从四面包围过来。巡警们知道这些人都带了枪，都不敢靠近而是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除王鲁翘和唐英杰从小巷内逃掉外，陈邦国等四人不但街道不熟，更不懂话，只有拼命分散逃跑。而追的巡警越来越多，四人最后都跑得精疲力尽而晕倒，才被警察抓去。由于他们什么都不说，所以便囚禁在河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去越南受降时，军统才派员去大肆鼓吹，将四人作为爱国志士迎接出来。余乐醒等另外四人则在国民党驻河内领事馆的掩护下回到了重庆，被戴笠狠狠骂了一顿。  河内的报纸和越南通讯社于第二天发布消息，曾仲鸣被暴徒当场击毙，曾妻与秘书则只受轻伤。汪精卫夫妇在隔壁房内吓得直哆嗦，一直等到河内警察局局长赶来，他才敢开门出来。 汪精卫一向有糖尿病，自从1935年11月间在南京被刺未死，有一颗子弹尚留在体内未取出，所以很容易发肝火动气。曾仲鸣之死，他很清楚是成了他的替死鬼，曾是他最亲信的部下，曾的姐姐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老会员，与汪夫妇有很深的交情，曾妻方君璧又是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涛的胞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今一死一伤，汪气愤已极，为了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说明他主张'和平救国'是得到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同意过的，便于五天之后，写了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在香港和国外及上海等沦陷区报纸上发表出来，当时曾引起国民党内从蒋介石到基层干部与老百姓的极大震惊。 1937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汉口中央银行会议室里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中所讨论的关于准备与日本和谈的内幕重点抖了出来，以证明他发表的艳电是有根据的。那次会议是汪以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身份主持的，出席的常委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列席的有陈果夫、陈布雷、徐谟等。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会议主题是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调停中日战争中，接到德国应日本方面要求，转达中国政府的七个条件，其中有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国民党军队的不驻兵区、扩大上海停战区、共同反共、停止排日等，与他的艳电所主张的并无多大差别。而且这些条件，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听了也认为可以考虑接受，并立即要徐谟陪陶德曼去南京和他面谈。汪精卫也跟着赶到南京，并与在南京的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军事将领，应召一同与蒋商谈。对于日方提出的七个条件，蒋表示：德国愿意调停，不应拒绝。而日方提出的七条，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不过华北虽不驻军，但政权仍应保留，并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由于日方军人不愿停止进攻，陶德曼的调停没有结果。后来退到重庆，还是准备继续与日谈和等，一大堆为外界所不知道的一段丑闻内幕公布出来后，在国民党内部曾发生过很大很久的骚动。不少人便攻击戴笠和军统，说这一暗杀激怒了汪精卫，才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抖了出来，特别是几天以后汪精卫离开河内去了上海，这时攻击军统和戴笠的人就更多了，都说如果不去打这几枪，汪精卫便会去法国而不致去上海。因为在上海显然是要组织伪政府与重庆对抗。另有不少人却说这是蒋汪在做戏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看的，故意打死曾仲鸣而使汪去投敌，就不会使日方怀疑。关于这一点，我曾问过我姐夫余乐醒，也询问过当时河内的总领事许念曾，以及胜利后从越南释放回来，由我推荐去的陈邦国、程步云，都说不是故意打死曾仲鸣而不打死汪精卫，那次的任务和目标的确是去杀汪的，误中'副车'，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戴笠正在重庆受到各方面攻击时，幸好传来日本派人秘密护送汪去上海的情报，证明汪去上海，是与日方早已勾结谈判过的预谋，即使不打死曾仲鸣，汪也不会去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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