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一到周末就拉着身边的人去旧货市场转悠。他们挨个摊子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一块旧秒表，一台快散架的旧天平，几个旧望远镜筒……都能让他当宝贝似的收下。
有一次，他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玻璃，当即就拿起来左瞧瞧、右看看。卖主心里纳闷，不就是一块玻璃吗？后来，这位科学家把这块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
这个爱“捡破烂”的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战略科学家”王大珩。
王大珩，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原籍江苏吴县。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气象天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少时，王大珩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气象和天文，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很大兴趣，对他日后投身光学与仪器制造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17岁的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前往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进修光学。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合照
（第一排左一为王大珩）
1941年，王大珩转入谢菲尔德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进行光学玻璃的相关研究。翌年，还未拿到博士学位的王大珩，主动放弃了继续攻读学位，选择到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担任研究实验部物理师。王大珩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照片
这个让他人觉得十分惋惜的抉择，王大珩自己却并不在意。他认为进入工厂一方面可以增强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还可以掌握保密性很强的关于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光学技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祖国未来的建设急需这种技术。1948年，王大珩回到祖国，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为了满足教学实验要求，王大珩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亲自动手，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解决了实验室所需的各种仪器设备。大连理工大学南院的136教室，是全校最好的阶梯教室之一，这个教室就是当年王大珩亲自设计的。郭永江回忆说：“他亲自拿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座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136教室建成后，距离适度、大而不散，声音效果和光线合适，教师们争着把自己的课安排在136教室。”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筹建仪器研制机构。当时我国正处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复杂时期，一切只能从零开始。面对各种不利的环境，王大珩并没有退却。他用折合700万公斤小米的经费，建成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所光学仪器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依托于王大珩建立的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实验室和实验工厂，光机所试制成功了“八大件”（即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光谱仪、电子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高温金相显微镜、多倍投影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精密仪器）。“八大件”的研制成功对于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光学仪器制造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后来，毛主席在参观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成果时，十分高兴地赞扬道:“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中，就会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会创造出来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根据国家不同的战略需要，王大珩领导光机所密切的参与到“两弹一星”等各种重大国防工程的科研攻关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王大珩带领科研人员，在一没经验、二没参照物的情形下，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并节省了研制时间。由他主持改装的测量核爆火球尺寸的高速摄影机，成功记录下首次原子弹爆炸的珍贵影像，为我国核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试验数据。1965年，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中国自主研制成功了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150-1型光学电影经纬仪”。时至今日，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长春光机所研制的150大型电影经纬仪同年，王大珩参与到了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的制订工作中，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紧接着，他又主持了空间侦察相机的研制任务，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航天相机。为了表彰他在“两弹一星”工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99年，王大珩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相继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前苏联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西欧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一时间高科技浪潮席卷全球。面对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1986年初，我国召开了针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会后王大珩思虑万千，他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也应该早日制定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相应对策！在与陈芳允相谈后，王大珩写下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随后他们又找到王淦昌和杨嘉墀一同反复修改，耗时一个月完成了终稿。1986年3月3日，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四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3月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商讨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相关事宜。此后的半年时间，100多名专家分成12个小组，仔细研究实施细节，最终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计划实施时间为15年，总经费投入100亿元人民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作为“863”计划的倡导者之一，王大珩时刻关心着“863”计划实施后的情况，他还亲自点拨了一些重点领域的发展——在航天技术领域，他提出要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好载人航天应用；在发展高级空间光学系统时，他提出要打破常规，采用非球面方案的意见。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各自攻关，令中国的航天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多次联名上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2000年，王大珩、杨嘉墀等联名提出发展中国汽车电子信息产业，抢占未来世界汽车计算平台制高点的建议；2003年，他与几位老院士一起再一次上书党中央，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要以大飞机的研制发展带动众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和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大幅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左起：王大珩、张维、侯祥麟、张光斗、师昌绪、罗沛霖）“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这是王大珩七十岁生日时自己作的一首诗，也是他从事光学一生的真实写照。2002年3月，国际天文学联合将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大珩星”。这颗星，秉承着王大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的科学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王大珩
（1915.2-2011.7）
应用光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