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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原作者康兆奎 正文 解放前成都社会的军阀、官僚、地主、恶霸、特务、袍哥、土匪、流氓等等，互相勾结，互相包庇，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把一个省会“首善之区”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本文所述这四大“歪人”，恰巧是成都市的四方各有一个，那就是东门的黄亚光、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剑泉）、西南门的蒋浩澄。他们各自拥有一帮恶棍，称霸一方，“上吃王侯将相，下吃鳏寡孤独”，人们称之为“四大天王”。这四个人有许多共同点：第一，都是流氓无赖和小老幺出身，在成都“炼丹”起势；第二，都是袍哥、特务、军官三重身份；第三，都是成都警备部的谍查，成了“症候”；第四，最后都搞暴乱，打游击，抗拒解放。 我在警备部稽查处搞特务工作多年，从组长一直爬到乡区情报所副所长，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 这四大“歪人”的结局，有三个坚决与人民为敌，顽固到底，伏法受诛，罪有应得；有一个悔改较好，获得政府宽大。这是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政策的具体体现。现分别介绍他们的情况于后。  西霸天徐子昌徐子昌，绰号“笑头和尚”，随时装起一副笑脸，哪怕对你恨之入骨，表面上也声色不露。由于他阴险狡诈，最会打滥条，江湖上都喊他“徐师爷”。其实他胸无点墨。他原籍郫县三原乡，1920年流浪来成都，在熊克武的宪兵队当宪兵。一个偶然机会，被邓锡侯的团长钟沛然（绰号钟乌龟）看中了，把他调去当排长。后来出川参加张发奎部队当连长，受伤后，在上海医病，认识二十一军参谋处长严啸虎。回四川后，他先后投拜在郫县袍哥总舵把子方茂山和钟次方（绰号钟幺爸）两人名下，开始大搞袍哥活动，笼络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臭名的恶人，仿效小说上瓦岗寨的故事，邀约这些“叫鸡公”如邓锡侯部的喻载阳、荣昌义、张北斗，田颂尧部的钟子良，刘文辉部的冷少康，以及黄亚光和匪首赵连玉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有了这个集团组织，他在成都吃得开了，就被吸收到当时担负成都治安责任的“三军联合办事处”当上侦缉组一名要角，开始在交通路开设烟馆和赌场，抽头吃利。  1933年，廖海涛任成都第一任警备司令时，徐子昌被委为西区谍查主任，他和当时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陈子惠、刘嘉兴、谢楷成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久就由外勤主任升为“督查”。蒋尚朴当警备司令时，将督办公署情报处的戚良斋调来当谍查长，徐子昌作副谍查长。徐见戚良斋的毒气大，号召力强，心怀猜忌，用了蒋浩澄之计，将戚良斋排挤出去，他就当上谍查长了。 严啸虎当司令后，徐子昌办案更为卖力，深得严的信任不久就提升他为督查长。他就大肆布置党羽，重用同乡高金山、周青云、蒋浩澄等人，结成所谓“温郫帮”，而把戚良斋所用的汤国华、周国清、黄亚光等，一个一个排挤出去，于是稽查处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贴心豆办”，他的气焰就越来越高了。 徐子昌在警备部能够步步高升，换了三个司令，都离不得他。而且越来越红，除他本人善于因应外，也由于有几个强有力的后台，如军阀陈益廷、老袍哥舵把子吴毅侯、钟次方等都是竭力支持他的。他又自己成立了西城社袍哥码头，他当总舵把子，一些趋炎附势的袍哥，在他码头“归标”的就有一两千人。再其次是他的人缘很广，上对军政头目，“五老七贤”.则厚颜巴结；下对土匪恶棍，九流三教，则广为结纳。因而逐渐养成气候，成为成都市毒气很大的人物。  成都市的治安历来很糟，大小抢劫杀人案件，很少真正破案。徐子昌身为督查长，惯搞“自买自卖”，在案子紧，过不了关时，常常是诬陷一两个腰杆硬不起的人出来替死案，他还借此表现办案有功。如1940年轰动成都的金城银行大抢案，上面追得紧，徐子昌就把温江的袁老幺诬为主犯，判了死刑。当法庭上捆绑袁老幺时，袁抗辩无效，看见徐子昌站在庭上，就大声呼叫：“徐子昌，我在鬼门关等你！”徐骄傲地大声回答说：“鬼门关等我的人多，你娃娃还挤不进场。”全堂为之哄然大笑。又如桂花巷陈兰亭的亲戚被抢劫案发生后，因陈当过师长，又是有名的袍哥大爷，决不善罢干休，坚决要警备司令严啸虎限期破案，严只得严饬徐子昌、蒋浩澄迅速破案，不得延误。徐看见“水紧”，从容不迫地把一个曾经当过土匪但早已洗手不干的曾体仁，栽赃陷害，逮捕处死，使陈兰亭无话可说。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徐子昌阴险毒辣的鬼喊伎俩，他在警备部十几年，不知诬陷了多少人。 一般人说他“刮鬼皮起家”，事情的经过如下：1942年抗战期中，成都空袭严重，当时政府计划在成都四郊扩建疏散区。徐子昌看准这是个发财机会，因为西区是他的天下，就建议在老西门外规划疏散区域，修建疏散房屋。政府正想利用“地头蛇”的力量来推动这个计划，于是就叫他来主办。徐子昌取得这项权力之后，首先就规定挖掘“乱葬坟”和拆除破庙旧寺作为修建疏散房舍的基地，并利用挖坟的生基砖石和拆房的旧料作为修建疏散房屋的材料。他招集了得力爪牙和狗腿子二三百人，分成十个组，在老西门外花牌坊营门口一带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挖坟”工程。他在开工的大会上说：“……现在东区有黄亚光，南区有杜培根，西区有张耀光，北区有赖合三，内面有蒋浩澄，他们无钱不想，我怎好和他们争夺？现在我的生财之道，就是起乱葬坟，整死人比整活人好些，整死人不会开腔，整活人要叫唤……。”他又叫多挖回民和满人的坟，他说，回、满少数民族，在成都人数分散，无人敢来过问。挖坟时不管有主无主，见坟就挖，除了生基砖。殉葬财物、拆房木料，完全由他吞没了不算，他还进一步想霸占别人有产权的坟地。他支持地痞流氓（他的爪牙）出面，冒充“死人”的子孙后代，叩头作揖，愿意贱价出卖这些坟地。他就随便给两个钱买了，正式立了卖契，就这样霸占了1300多亩地皮。以后真正有产权的人出来过问时，他拿出卖契，反咬别人一口，说是无理敲诈，受害的人，只有含血喷天，有冤无处伸了。  徐子昌旧宅 由于敞别人的祖坟，霸占别人的产业，他不花一文钱。就在外西花牌坊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公馆，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并宣称要继续建造一座宫殿式大厦，定名为“徐氏宗祠”，还要塑造他父母和他本人的三座“长生禄位像”。  徐子昌生财之道还多，凡是成都经营得好、能赚钱的生意，他却用空头存款支票强迫入股，或者干脆强占干股坐分别人红利。饮食业中，他占股的有30家左右，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他占股的在100家以上。他又和吴毅侯、肖树人等三人合资在春熙北段修建“三益公”，内设戏院、茶馆、浴室、餐厅等等。成都的浴室有男女同浴的所谓“家庭包厢”，就是三益公的江汉浴室首先兴起来的。大大败坏了成都的风气，而徐子昌的孽钱却越积越多了。 徐子昌不过是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特务头头，是严啸虎的手下人，和成都一些军、师、旅长相比，品级很低，根本站不出来。但他却敢和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对着干，抢当“国大代表”就可以看出他猖獗到何等地步了。 1948年，蒋介石想当总统，玩了一套选举“国大代表”的丑剧。成都市应产生的“国大代表”，已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孙震。孙是四川的知名军人，任过川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任郑州绥靖主任，指挥着几十万兵马。他要当国大代表，又已由中央圈定，应当毫无问题。殊不知黑松林里跳出个徐子昌，他硬要在成都竞选国大代表，要和孙副长官“对手”，一见高低。尽管事前成都市政当局多方派人向徐疏通，请他退让，他都不干。他仗恃拥有大小袍哥和土特务，搞十几万张选票毫无问题。在四门组织了若干竞选办事处，由黄亚光、蒋浩澄、银剑泉……等吃铁吐火的人主持，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他的党羽还为他筹集法币两亿多元作竞选费，并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为他效劳到底。他的竞选声势越来越大，把全市都闹震了。孙震为此暗地里有点着急，怕“阴沟里翻船”，输不起这个面子。而最着急的人，还是省主席邓锡侯，他知道孙震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如果“中央圈选”的都出了岔子，他怎好向蒋介石交代？他的主席纱帽恐也难保。要解决这个僵局，只有向徐许上一个“包袱”，徐才会让步。于是叫保安处刘兆黎准备一个区保安副司令的缺给徐子昌，同时派副官长黄瑾怀给严啸虎和几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请他们叫徐子昌让步，徐认为已经抓了“耿面子”，才顺风转舵，卖个人情给邓锡侯，同时又赢得了孙震的谢意，于是才掩旗息鼓地退出竞选。 徐子昌作的恶事，真是罄竹难书。不但他恶，他的妻子“徐大娘”也是一个有名的女恶霸。某次，她叫茶房王某提开水来沏茶，不慎，她被溅上一点水，便把装满开水的大壶，向王某头上打去，王立被烫翻在地，惨痛嚎叫，医治无效，结果死去。王姓家属，请求抚恤，反被徐子昌痛骂一场，派爪牙将其赶走。 徐子昌蹂躏女性的手段极为残酷，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把一个家住三倒拐的贫穷人家的妇女吴玉林强奸了，并强迫她的女儿白慧娟到川剧团去学唱戏，后来白唱得比较有名气了，入也长得漂亮，看不起徐，不同徐往来，徐就怀恨在心。有一次，徐在一家餐馆请客，派人去叫白慧娟来陪酒，遭到白慧娟拒绝。徐子昌大怒.立派兄弟伙数人赶到她唱戏的剧院，在后台将她毒打之后，并用匕首把她的面部划了几刀，登时血流如注，惨叫不已，这些恶棍走后，剧团同人才送她去医疗。后来伤虽治愈，她不能再出台唱戏了！解放后曾有人编写了一出川戏演唱，戏名就叫“红杜鹃”，以控诉徐的罪行。 东霸天黄亚光 黄亚光又名黄正光，成都外东青莲下街的人，他贼眉贼眼，流里流气，歪戴帽子，烟容满面，是一个大鸦片鬼。他到处做坏事，绷劲仗，摆滥摊子，挣到一个绰号叫“尸水”，意思是走一路，滥一路，又臭又恶！他父亲黄隆兴是东门外袍哥舵把子，祖父也是老袍哥，舅父杨海山是外东“集义和”码头的舵把子。他的姐姐既是女袍哥，又投身在天主教堂，当上了“神女”，因之他们全家的住房，都是天主教堂为他修建的。这一家人在外东既有袍哥的封建势力，又有教会的洋势力，横行霸道，莫有人敢冒犯他们。 黄亚光从小就在他父亲码头上当“凤尾老幺”（舵把子儿子的称呼），养成一付凶横狡诈的性格。1920年，他刚刚成人，便受到得胜乡团练大队长邓守臣的赏识，当上了分队长。从此，他在外东一带公开包庇烟馆，聚赌抽头，掌红吃黑，勒索乡民，逐步发展到在天桥秘密设厂造假钞票。 1927年，他新成立一个“少英社”袍哥码头，自己当舵把子，继承了“袍哥世家”的衣钵。当时成都是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驻防，联合组织了一个“三军联合办事处”。田部有一个团长张少全参加值勤，他想扩大势力，支使其兄张少林出面。招纳各帮恶势力头头，结拜兄弟，取名为“小桃园”.借以网络各方“出色”人物。黄亚光首先参加，其他参加的都是三个军的著名坏人，刘部有高俊、朱平安、冷少康、邓国成；邓部有张北斗；田部有钟子良，其他还有同样货色的李学义、王明书、周方涛等。他们在张少全家中举行“小桃园”结拜大典。从此，黄亚光就和本市防区军队挂上了钩，声名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不久张少全为了贩运烟毒的方便，介绍黄亚光到松潘“汉军统领”杨抚权处当连长。去了不久，汉军统领奉命“援甘”（甘肃），结果全军瓦解，黄亚光乘机大抢财物，逃回川北一带躲藏起来。 继后黄亚光听说，“小桃园”的把兄邓大春（原在“汉军统领”部队里当营长）回到成都当上了卫戍司令部的谍查长，急忙回成都向邓大春讨了一个东区谍查主任的官职，凭借这个名义，有了害人的权柄，他就大肆作恶。有一次，他秘密抓捕了两个排字工人余成德和王元富，诬为共产党，酷刑拷打，逼交同伙名单，先后逮捕30余人，造成冤狱，来向上司讨好立功。后来刘湘统一四川，成都卫戍司令部改为警备部，因为他在东区的恶势力很大，继续让他当东区谍查主任。直到抗日战争以后，蒋浩澄和徐子昌想方打条排挤他，他又看见“军统”的势头更高，比土特务吃香，于是就参加“军统”，给行辕的特务头子郑锡麟当走狗，担任通讯员、行动组长等职务，和军统重要分子杨超群、陈翔元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又兼任十区区民代表主席，把他的哥老组织“少英社”渗入一批军统特务，改名为“群益总社”，用“精、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十个字命名组成十个分社，从东门外头瓦窑到三瓦窑顺府河一带布满他的爪牙，使这一带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所有外东的船帮、旅馆、茶坊、酒店、赌场、妓院都归他掌握，听他支配，给他“上寿”，他真是成了独霸一方的“大王”了！他的兄弟伙还在城内分别控制了三个戏院——春熙大舞台、三益公戏院和昌宜电影院，并勾结广元大匪首唐能、平武大匪首宋北海（绰号宋皇帝），用枪弹在松潘、黑水一带掉烟，运到成都贩卖，大做鸦片烟生意。 他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主要依靠邓锡侯的副官长黄瑾怀作靠山。他对外宣称黄瑾怀是他的“自家人”。甚至省主席王瓒绪也不知什么原因，曾经多次提到他，说：“黄亚光很不错。”因此他狂妄自大，好像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加之后来成了军统特务，自认为贴扰了“中央”，气焰就更为嚣张。外东第十区区长裴野堂，因不大满意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支使兄弟伙将裴驱走。估倒上面改委了傅伯良；1948年他又把傅伯良取销，支持他的兄弟伙李英、范钧安正副区长。 黄亚光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豢养了一个狗头军师罗仲宜，专门给他出谋划策，编方打条。他又掌握了一批吃人不眨眼的死党，为他出死力，充打手，如谢安仲、钟杰、李英、范钧安、郑光和等都是到处惹事生非，敲诈勒索，吃人无厌的坏人。 1945年，黄亚光的恶势力发展到了北门。当时北门城隍庙摊贩云集，颇为热闹，来往的人很多，他就叫手下爪牙在庙内公开摆设赌场，聚赌抽头。庙内和尚不明底细，出来干涉。黄亚光就命手下姚昌富扯出手枪，当场打死和尚，叫姚回灌县避案。和尚冤死，无人敢来过问，治安机关，也不了了之。  1947年，黄亚光侵占外东安顺桥一带地段，派他的兄弟伙周方昆招商摆摊设点，收取重押重租，大肆盘剥，稍有迟慢，不打就罚，这些非法收入，全部为他所有。后来，某次大水灾，安顺桥被水冲垮，他就派狗腿子黄永顺、王宏太借修桥为名，挨家挨户估派修桥费。这笔工程经费，由他掌握，大部分贪污中饱，并乘机撵走桥侧居民，强占民房约300多平方。受害的人申诉无门，景况极为凄惨。 黄亚光爱哼两句川戏，每天晚上群益社码头上都摆设“围鼓”，吹打弹唱，鼓乐唯天，闹得四邻不安，居民敢怒而不敢言。黄亚光为了炫耀他的恶势力，叫来打、唱的所有兄弟伙，一律把手枪摆在面前，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用以大壮声威。外面围着听打唱的人们，看见这种凶恶场面，吓得不敢大声咳嗽，高声说话。围鼓闹完，总是深更半夜，黄亚光回他青莲下街的“公馆”。一两百兄弟伙一手打电简照路，一手提枪，排成长长的火巷子，他走中间，前呼后拥，送他回府。这样煊赫的排场，活像一个“土皇帝”。 他不但对老百姓很恶，就是对他的兄弟伙也一样歹毒，毫不手软。如某次，围鼓要开场了，拉胡琴的管同定因母亲病倒在床。要亲自照料，没有来。黄亚光登时大怒，把两眼一瞪，骂道：“老管是不是与共产党贴标语去了。”当晚就有人去告知管同定，管知道黄亚光手段毒辣，只要他对你不满意，随便拣点事，你一家人都吃不消，当时吓得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偷偷离开成都，抛弃家庭，到外面逃命去了。可见黄平常手段恶毒，人人怕他，到了什么地步。 解放前夕，他在游干班受训毕业，是“一百单八将”中的要角，担任游干班联络员，积极组织打游击的队伍，于1950年1月落网。通过公审，人民政府把他判处极刑，人心大快，尤其是东门一带的老百姓高兴，他们争相走告说：“这一下我们抬得起头了！” 贪鄙残毒的银剑泉银剑泉又名银运华，成都人，是一个无赖之徒，额上有个刀把子印记，配上那付凶横面孔，更显得狰狞可怖。他对上善于舐贴逢迎，奴颜婢膝，对一般人则专讲利害，翻脸无情，扯根眉毛就不认人。他是北门外李家巷一家小棺材铺老板的儿子，十二三岁就干坏事。那时成都电灯还不普遍，规定住户晚上要点檐灯照明。银运华每晚半夜起来偷窃各住户檐灯的灯油，卖了作零花钱。后来稍大一点，就学操袍哥，打滚龙，在外北卢怀三的哥老码头——“庆福公”当小老幺。人虽小，手段狠毒，坏点子多，恶名日渐昭著。当时有所谓“五方夹一杰”，指的是：银方、蒲方、吴方、赵方、艾方、另有一个钟杰，都是北门一带的无赖流氓，而以银运华居首，这几个结成死党，到处横行霸道，估吃霸赊。 银运华有个叔伯妹子嫁给邓锡侯的警卫团长刘耀奎，凭这点裙带关系，他被刘耀奎介绍给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副官长孙岳军当听差，他跟孙岳军贴得紧，说孙是他的表叔，人前人后，称呼得非常肉麻，于是孙就赏了他一个“谍查员”。有了这个特务头衔，可以公开端枪耍炮，增加了他作恶的本钱。 有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严啸虎（平时他是见不着的）灵机一动，想借此表现一番，赶忙抢前敬礼，向严告密说，他已侦查清楚，有共产党地下分子潜伏在市内某处活动。严当即派了一连士兵同银一道至北门五泉街去围捕，结果有一人当场被打死。严啸虎认为他很能干，便提升为警备部上尉副官，兼办他公馆的“内差”，从此他就直接贴拢严司令了。舐贴逢迎，本是银运华的看家本领，他对严的一家上下等等都巴结得无微无至。严公馆的人都称赞银副官会办事、很能干，于是他就一天比一天重要起来，成为严身边的“红人”了。 1942年，严啸虎和当时“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的参谋长文某有关系，派银运华到西安去联系。他乘机搞走私活动，为严偷运了两卡车新生纱厂的四平棉纱回成都，给严赚了一大笔钱，深得严的欢心，升他为警备部少校副官主任，这一下银运华不再是跑腿副官，而是副官头头了。他认为在警备部的基础已经打稳，就想利用“袍哥”作为他的羽翼，培植他的恶势力，以便进一步发展。 1944年，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组织了一个袍哥码头叫“合叙同”，一共成立了39个分支社。银运华趁此机会把孙岳军捧出来当蓉南、蓉北两个分社的社长，自己当副社长，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又把空军二路司令部的黄清云请出来做“坐堂大爷”以壮声势，并引黄去见严啸虎，单是送严一份贽见礼，就是100石大米，严啸虎马上封黄一个“少校副官”。 1945年，银运华便自己开山插旗，成立袍哥码头——华成社（含义是银运华成功）。为了扩大声势，他联络成都县大恶霸曾次金和华阳县大恶霸田泽孚，共同当华成社的首领，迅速发展到37个分支社，人数达3万以上，银运华在哥老中就算是响当当的“硬火”了。 由于银运华善于捧贴，受到严啸虎的宠信，加以他的爪牙一天天地增多，在成都的恶势力一天天地增大，严更加要利用他，不久他就当上警备部的副稽查长（稽查长是蒋浩澄）。其后乡区稽查处成立，严又升他为该处的稽查长。不久，乡区稽查处改为乡区情报所，他便充任所长，管辖通讯大队，包括成都县14个中队,华阳县25个中队，成都市30个中队，每个中队又有若干组长，每组有组员30名（特务），都由他委派华成社哥老分子和保甲长、流氓充任，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特务队伍。这支特务队伍，除镇压革命活动，侦捕进步人士外，大干贩卖枪支弹药，开设烟馆赌场，贩运毒品，抢劫、拉肥等等勾当。 他在商业场“吉安茶社”、提督西街魏家祠、提督东街三义庙等处，建立秘密买卖枪枝弹药的交易市场，和外地匪特取得联系，交易数量之大，相当惊人。他们干的抢劫、拉肥案件很多，比较突出的有抢裕华纱厂仓库，抢桂花巷陈兰亭师长的亲戚，抢保安司令部副官长的保险柜等等。至于抢驷马桥的盐边运货商人，在东门大桥抢汽车等类的案件，就太多了。当时抢了人，根本无法破案，如果对方“底码子”硬，事情闹大了，上级出来过问，应付不了，他们就诬陷一两个人来当替死鬼。比如裕华纱厂的抢案，邓锡侯严令侦破，银运华便勾结龙王场惯匪李道生诬供是杨幺老虎干的，并派人把杨打死，割下首级交案。 银运华在1947年成都涨大水的时候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岷江水势凶猛，把成都外北各家木商堆放在河坝的几万根木材，全部冲走，银运华趁机派人去沿府河一带，命令当地人民打捞，每根给打捞费五角，一共捞起木料几千根，全部掠为私有，并不上报，木商也不敢问。这笔横财，约达一二十万银元之巨。 银运华的魔手，还伸入成都市三大投机市场。他在安乐寺市场：正娱花园黄金市场、沁园棉纱市场，都派有贴身爪牙在那里操纵把持。如安乐寺市场的周玉林，棉纱市场的杨书云……都是他的特务组长，也是华成社分支社的社长。安乐寺市场管理所主任李子宜、黄金云……都是他的特务组长，中央银行出纳股长吴肇文、马宗骥……都要听他的使唤。为了进一步加深勾结，他还给吴肇文、马宗骥一个乡区情报所直属分队队长的特务官衔，彼此里应外合，进行市场投机。 他的兄弟银视礼每天带领曾应涛、杨云、陈瑞清等一批爪牙，在各个市场大肆买空卖空，弄虚作假，输打赢要，敲诈勒索。他也常到这几个市场巡视坐镇，表明银视礼就是他的化身，因此人人望而生畏。上当受骗的，只有捶胸顿足，哭诉无门，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发生的惨剧，一言难尽。1948年，成都现钞奇缺，安乐寺的现钞敷水高达70%~80%，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央银行提出大批现钞，在安乐寺大做敷水生意，把换到的支票又拿去提现，一进一出暴利几乎一倍。临近解放“应变”时，他利用职权，伪造名册（规定每人限购黄金二两）同央行吴、马等勾结，套购黄金千两以上，为了塞住个别人的嘴巴，给我提了20两，不给金子，只付一点差价，送了我银元100元，其余他完全独吞了。他凭借恶势力，把成都所有大小投机生意几乎做遍，掠夺的黑心钱，无法统计。 这个靠偷檐灯油起家的无赖，一跃而成为有钱有势，声名赫赫的大恶霸，在成都桂花巷正通顺街、德盛街等处，共有7个漂亮的大公馆，在倒石桥还修建了一座别墅。公馆里都有华贵的陈设，布置得非常富丽堂皇，并有漂亮的小轿车两部、吉普车一部。他还利用手段，估买了法国教堂的全部设备，内中单是各种名贵品种的“金鱼”就有一二千尾。他的太太带了一根钻石项链，其价值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因为他掌握几干特务，所以他的公馆里经常都有一二十个兄弟伙在侍侯他，邻里为之侧目。 解放前一年，他的后台彭焕章和严啸虎向王陵基保荐他当懋功县长，用意是想护送严的家眷到懋功避难，并以此为打游击的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料后来严的家眷被蒋介石弄到台湾，时局又急转直下，银来不及走马上任，蒋政权就土朋瓦解了。 他是“游干班”第四期毕业的所谓“一百单八将”中的有名人物，解放前夕，追随“游干班”班长王旭夫打游击，作垂死挣扎，任“西南游击第一路司令部少将高参”，与大恶霸曾次金联合。并电招其帮凶伪乡村情报所副所长康兆奎，率领武装特务200多人到草堂寺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部报到，委康为“少将副官长兼特科司令”，将当时所集中的乡村情报所的特务，编为五个中队。这支反革命武装，于1949年12月27日午前9时，在金堂西江河同解放军打了两个钟头，全军溃败，银运华、康兆奎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到成都自首。银自首后，反心不死，又潜逃到彭县海窝子藏起来，经人民政府查获，押回成都，于1950年3月公审处决，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阴险毒辣的蒋浩澄在四大恶霸中，蒋浩澄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不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一付凶像，外貌显得“憨厚老实”，“一团和气”，实际上是笑里藏刀，极为阴险。他有一套讼棍本领，笔尖下不知冤屈了多少好人。 他生长在温江县永兴乡，读过几年书，能挥毫弄笔，肚皮里“鬼转转”又多，凭这点本钱，当过保长、队长。当时温江有个总舵把子戚良斋，统摄恶势力，称霸全县，蒋浩澄多方设法亲近，对戚百般吹捧，但戚对他冷落，不予重视。以后戚在成都先后当卫戍部、警备部的稽查长、谍查长，在治安方面关了总火。蒋在温江郁郁不得志，窜到成都找戚良斋，想混个差使，戚仍未理他。蒋穷途潦倒，生活无着，只得在正府街法院附近摆个小摊摊代写状纸为生。一天，警备部的副稽查长徐子昌在法院附近茶馆坐着，要找人动笔写个文件，有人就把蒋浩澄叫来。蒋听说徐子昌是警备部有名的“关火”匠，就大献殷勤，曲意逢迎，并表示他与戚良斋是同乡。徐见他笔下很是来得，是一把好手，有意要栽培他，几天后，就把他介绍到警备部当文书。他很懂窍，立即把徐贴紧，办事非常卖力，才一年多，就被提拔为事务组长，成了徐子昌的干将。 徐子昌在警备部稽查处虽然“关火”，但总是副职，戚良斋才是正的，凡事还得戚点头才能算数，未免心里不服。“一林不藏二虎”，不免常有摩擦。徐子昌虽然嫉戚的权力大，但他的牌子远不如戚良斋“硬扎”，只有暂时隐忍，等待机会。蒋浩澄是“一踩九头跷”的机灵鬼，看透了徐子昌的内心，同时因戚良斋一向看他不起，心里早有宿恨，于是就想出一条既报复戚良斋又能进一步讨得徐子昌欢心的毒计来。他向徐挑拨说：“……如果不把戚良斋挤出警备部，你将来要吃大亏……”，徐也深以为然，便向他问计。他说：“现在我们在南门捉得双流柑子园的匪首××与戚有点关系，戚有心替这个匪首开脱，尚未出口，不如把收缴的财物、手枪连人一齐与他送去，表示此案可不必上报，把它阴消。戚如果中计接受，然后，你就向司令官密报他通匪庇匪，他就下不倒台了。”徐闻言大喜，立即照计而行，亲自将人赃送去，戚果然中计。收下不提。殊徐子昌跟即向警备司令蒋尚朴密报，说戚良斋通匪得钱卖放。蒋尚朴性如烈火，大为震怒，立将戚良斋叫来，略一讯问，就给他几耳光。副官长干子安见状，怕事闹大，戚性命难保，连忙劝阻，才将戚撤职。戚羞愤已极，回温江后便气死了。蒋浩澄还办了一份祭礼，赶回温江到戚家吊孝，痛哭流涕，极为悲伤，温江乡邻，纷纷赞美他，说他对戚良斋“情义深重”。戚走后正稽查长一职当然就由徐子昌升任。徐对蒋浩澄就更加信任，倚为左右手，蒋也由此而“红”起来。 蒋见成都许多“对红星”都有袍哥码头，自己也要插杆旗子壮壮声威，就成立“同声社”袍哥码头，抬徐子昌出来当总舵把子，他当副总舵把子，完全掌握着实权，并拉入了王瓒绪的副官长张济安作名誉社长，很快就发展了十几个分支社，脚脚爪爪竞达两三万人，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光，势力也就更膨胀了。 蒋浩澄是徐子昌一手提拔的，尽管再“红”，也冒不过徐子昌，这一点他很清楚。他不采用原来徐子昌搞垮戚良斋的办法，而是采用另一套更高明的作法。他积极鼓动徐子昌去竞选“市参议员”，提高政治地位，作为最后竞选“国大代表”的基础。他向徐说：“如果计划成功，你将来政治前途，真是远大得很。……”徐子昌听了他的话，集中人力财力活动，终于当上了成都市的“参议员”和“候补国大代表”，涉足于政治舞台。他有了这两重身份，自然不屑于再当土特务的“稽查长”，于是蒋浩澄毫不费力地便坐上“稽查长”的宝座。 1948年，川康绥靖主任公署撤销，把绥署的稽查处（军统掌握）与警备部稽查处合并，军统特务周迅予任处长，蒋浩澄任副处长。他掌握了很厉害的作恶分子李鹤田、吴安民（巨匪吴机关枪的儿子）、“水红桃子”、“引魂童子”等惯匪为他贩枪、贩毒、招纳亡命。为非作歹，成都市北区完全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因为他很狡猾，包庇匪徒的手段，也比别人高，例如： 1948年9月22日夜晚，鼓楼北四街某旅馆发生抢案，抢走了九口袋钞票。被害人是个鸦片烟贩子，出事后，立即向警备部报案。我当时是警备部乡区情报所银剑泉手下的总务股长，这案子就是我手下的王鹏飞作的，他还拿了四口袋钞票交给我岳母保管，把我瞒着。9月23日是我的生日，宾客盈门，忽然蒋浩澄来电话。叫我到警备部去。蒋说：“昨夜发生抢案，你知道吗？”我说：“尚未据报，还不知道。我马上去摸清线索，再来汇报。”蒋说：“线索就在你身上，还去摸啥？”我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在我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说：“我已查清楚了，人是你的兄弟伙，抢来的赃物还在你家里”。我说：“是谁?”他说：“王鹏飞。”登时把我的脸都气青了。我说：“他现在在我的家，马上就去逮捕。”蒋浩澄不慌不忙地又说：“好吧，我们先把人、赃拿到再想办法，你别着急呀！”于是他就一同到我家，我先入内，把王鹏飞的枪下了，恐这娃娃出黄手。然后请蒋进来，这娃娃一见蒋浩澄进来，就晓得事情“卯”了，立即说：“案子是我作的，我去打官司。”蒋说：“好！兄弟，你是个汉子！”立即铐了，并在我岳母处拿出四口袋钞票，人、赃一齐带走。 蒋浩澄真是利害，他知道银剑泉是严司令的红人，我又是银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抢人的又是乡区情报所的谍查，案子穿了会伤严司令的面子，把银剑泉也得罪了，所以他胸有成竹地去见严司令，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严司令沉默不语。他就见机地说：“这件案子，司令交给我来办。”严司令说：“好罢，交给你去妥善处理。”蒋浩澄退下来，就扯好一条报导消息交报馆立即登出，大意是：“……鼓楼北四街抢案，匪首投案自首，并交出全部赃物……”。他这杆笔真不简单，把严司令、银剑泉和我的面子都顾到.受害人也无话说，全部赃物完璧归赵，不久把王鹏飞也释放了，包庇得十分巧妙。由于警备部破案神速，在功劳簿上当然给他大书一笔。 “同声社”的码头，就设在草市街留春茶馆，所以蒋浩澄的脚脚爪爪把北区都布满了，因而在北区任何选举的选票，都基本上控制在他手里。正府街太和号酱园老板胡叔樵，能够选上“市参议员”就因有蒋浩澄“扎起”，谁敢不选。不过他从不赤膊上阵。总是由他的“贴心豆办”李鹤田、吴安民出面。 1948年，“新新”新闻报馆举办了一次募捐演戏，地点就在三益公大戏院，蒋浩澄戏瘾发作，他要出台票演一出“霸王别姬”。给他开脸子的没有注意，把脸子开花了，他一出马门，第三排有个观众，看见脸谱花了，大声发笑，他听见大怒，把胡子扯来丢了，大声骂道：“你这个杂种，敢笑老子！”刷的一声，从袍衣内扯出手枪，一时台上台下他的百十个兄弟伙，都咔嚓一声，亮出手枪，上了红槽，场内秩序大乱。新新新闻记者张善，赶忙出来打拱作揖，陪礼招呼。这位观众也是有面子的人（前几排都是坐的豪商巨富），当时吓得不敢动弹，还是由张善请昌四爷（尔大）、吴毅侯这两个老舵把子把这位观众送出戏院。他这一笑，几乎丢命，三益公也几乎被打得稀烂。 蒋浩澄平常这样说：“哪个要想在警备部来当谍查，要先缴三个脑壳！”就是说，不杀三个人，就不配当特务。如龙王场的惯匪李道生，就是缴了三个脑壳，才当上警备部的北区谍查组长。警备部里像李道生这样的土匪很多，大多数是杀了人缴了脑壳来的。 1949年12月，蒋浩澄与徐子昌领了大批枪支弹药藏在花牌坊徐子昌家，准备拖回温江打游击（温江专署委蒋为第一区联防大队长）。这时，有地下党人梅子乾对蒋进行启发教育，劝其勿执迷不悟，要临危自救，立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蒋才未到温江专署报到，把所带的特务队伍和枪支弹药在乡下藏起来。解放后，潜来成都，向公安机关自首，并把他与徐子昌、黄亚光、银运华等搞暴乱的计划，坦白交代。由于他幡然改悔，有立功表现，得到人民的宽恕，从宽判刑五年，1956年刑满释放，人民政府还给他安置了工作。 （吴绍伯整理) 资料来源： 《四川文史资料选粹》第六卷 社会民情编及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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