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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悲怆葬礼 文/老恺 外祖父已经卧床很久了。除却少数流质，他已经基本无法进食，“胃癌晚期，几乎是吃什么呕吐什么。”后来母亲回忆道。母亲常带我回北直街娘家去看望他，他老人家躺在朝东的南厢房里那张中式大床上，盖着两条旧丝绸面的厚面被，白发似雪，脸色枯黄，消瘦的面颊深陷。母亲握着外祖父的手，尽量克制着心中的难过和他说着话，我紧贴着母亲，不敢抬头，心里十分害怕。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早春二月，冰雪消融，雨水将至，天气却依旧十分寒冷。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已经来日无多。
晚年的外祖父顾幼良先生，摄于1970年代初 一个阴天的下午，大约四点多钟的光景，我正和三舅家的表哥（年长我半岁）在北直街老宅的院子里绕着那棵老茶树厮打嘻戏。这时，父亲突然出现了，他神情异常严肃，要我们两个赶紧进屋，“……爷爷刚刚走了”。表哥撒腿就跑进屋去了，我提着一把玩具木头刀，瘟头瘟脑地跟在后面，在穿堂里，我遇到楼上的邻居羊婆婆正走下来，于是用一口结结巴巴的南京话大声向她报告，“我家死人了！”羊婆婆睁大眼睛，拍了下我额角头：“啊呀呀，介（gian）个小佬没（wu）么卿头啊！”那年，我刚满五岁，浑浑噩噩，懵懂无知，母亲一直认为我的心智发育要晚于同龄孩子许多——不开窍，我并不明白，死，意味着什么。 天黑了，蜡烛点起来了，人越聚越多，陆续有人送来了花圈，父亲和几位舅父在忙着写挽联，备烛台香案，布置灵堂。房间里，亲友们在给外祖父换上老衣，他的遗体已瘦得只剩下一具骨架，惨不忍睹，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失声哽咽。那天很晚，母亲才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来（无法请假的政治学习），我在人影幢幢中看见她一手掩面快步奔向停放灵枢的房间，喊了声“爹爹”就泣不成声…… 我懵懵懂懂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发呆。六岁的表哥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却比我懂事得多，他抱着外祖父换下来的衣物嚎啕大哭。 我们几个孩子被带到后院的五舅母家草草吃了晚饭后，入殓仪式开始了，对遗体行礼——传统的跪拜礼，没有垫膝用的蒲团（破四旧时都毁弃了），用的是一个草编的“焐饭窠”的盖子，形状大小与蒲团相仿，上面铺块旧布。两个近亲女眷左右搀扶外祖母——她老人家那年不到六十，并不老，只是悲伤而不能自己。子女们行礼之后是第三代，两个已成年的大姨表兄当先，我当时是最小的一个，排在末尾，跪下去后就忘了起来，直到父亲把我抱离。
1974年2月，外祖父葬礼上的花圈遗像，家族花圈挽联为父亲手书。 作为女婿，父亲当尽半子之孝，当夜，他一面守灵，一面为外祖父赶绘了一张遗像。在当时，黑白肖像的制作，除了去照相馆放大洗印外，主要是请街头画店的画师，在铅化纸上打好九宫格后，用炭精粉细细擦绘而就，难免死板、匠气。父亲是用木炭铅笔加炭精条按照学院派的素描方法画的，在画面上，外祖父神态慈祥、内蕴笑意——那是父亲特意修改的结果，他参照的原件是一张二寸的免冠证件照，照片上的外祖父却是嘴唇紧抿，神情肃穆，隐约透漏着一种悲凉与落寞。 外祖父原为私营业主，经营一所颇具规模的老字号酿造坊。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祖父开始被各种名目的运动不断地剥夺财产（公然地或变相地；被迫地或被诱地），工坊场屋设备钱款，逐一荡然无存，直到象被榨干的渣滓，失去了利用价值。但文革的厄运还是降临了，那时常州摆得上台面的工业资本家实在不多，需要靶子的时候，象外祖父这样的工坊业主也是要被充数的。抄家游斗肯定是无所幸免，最后仅留的私住房产，亦被强占大半。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外祖父一出场就已经是一副白发苍苍、未老先衰的摸样。母亲一直认为，外祖父的癌症，是心力交瘁而忧患成疾的，“是被（ba）活砺，慢慢觉（jiao）砺死咯！”。很难想象外祖父晚年的困境，政治上备受打击不算，经济上也开始捉襟见肘。那时候，家产早已散尽，他不多的退休工资，不但要养活他和外祖母老两口，有时还要补贴其他境况更为窘迫的亲友。而早年受惠于他的子侄后辈们，四散各方，有些迫于无奈，甚至必须和这个有“反动资本家”头衔的家长保持政治距离。 外祖父悄然无声地走了，年仅六十七岁。他去世的消息，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被传开了，常州城就这么大，亲戚、族人、旧友、故交、老街坊、老主顾们闻讯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有许多陌生人，从未听外祖父生前说起过。“介许多花圈啊，全是做人咯人缘唍（wan）！一个好人啊！少有佬。”楼上的羊婆婆一面数着堆满院子内外、不计其数的花圈和挽幛，喃喃说道。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纸花的世界，穿堂过道、后院明堂、前院夹弄，花圈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不计其数。这是外祖父一生积德行善的最后一幕，然而，这一切，他老人家都是无法看到的了。 出殡那天，春寒料峭，一早就下过一场小雨，天色更是无比阴郁。火葬场的殡车一大清早就开来了，那是一辆灰绿色的破三轮卡车，开起来“突突”地颠得很厉害。舅父给司机递了烟，以便尽可能地多地堆上了几个花圈。其余的送葬者，在早饭后也随即出发。十几辆黄鱼三轮车（分别借自小学、菜场、肉店、酱油店、煤球店、老虎灶、旧货店、纸盒厂、修建站等）和五六十辆五花八门的自行车，组成了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送殡队伍。 每辆三轮车正面架着一个大花圈，车上坐着老人、儿童和女眷们，当头的第一辆三轮车上，花圈最大，表哥抱着外祖父的遗像坐在上面；第二辆车上，是外祖母和另外两个舅母；我和母亲以及另外一位表姨母坐在第四辆车上，脚下还放着一只热水瓶和几只喝水的碗（用一只菜篮子装着）、几条云片糕，踩三轮车的是一位乡下的远房表舅，脚力很稳。父亲和其他成年男人们骑着自行车跟随其后，有的人后座上还带着稍大些的孩子，每人的车龙头上都插着一支淡黄色纸花，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北直街，化龙巷，局前街，和平路，东直街，解放路；元丰桥过了，东太平桥也过了，水门桥过了以后，很快就要在牌楼弄口左转了。沿河的破旧民居逐渐稀疏，河岸、码头、吊车、驳船，拉洋片般次第出现，送殡的队伍延绵百米，沿着大运河左岸缓慢前行，没有哀乐，没有哀号，甚至连呜咽声都被压抑在胸腔深处，只是默默地行进着。 春天到了，风声浩荡，水面上时而有驳船汽笛长鸣，惨白的阳光穿破薄薄的乌云，打向冰冷的水面，波光粼粼地闪烁着。多年以后，我依旧能回忆起这支沉默、冗长、内蕴着无限悲伤的送殡队伍，仿佛站在运河对岸看一部旧电影中的某个移动的远景。 一阵寒风吹过，我看到有一只鸟贴着水面掠过，朝着运河对岸污迹斑斑的工厂那边飞去，我转过头，目光追寻着飞鸟消失的方向，炫目的阳光却刺痛了我的双眼，我童年的心脏骤然间感到一种酸楚、一种莫名的委屈。我转向母亲，咧着嘴，做出一个要哭的表情，母亲一把抱住了我，我把头埋在母亲怀里“哇”地一声，无比绝望地哭泣起来……
1970年冬，我一周岁时在外祖父膝上，于常州北门老宅花园。 2011年早春二月，于南京秦淮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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