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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书法艺术发展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初唐书法有包括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的“初唐楷书四 大家”，以及陆柬之、孙过庭等人，他们各有风貌，开启了“唐书尚法”的新格局。 唐代楷书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欧阳询的书法从晋、北魏走来，吸收了“二王”书法的秀逸雅致和魏碑险绝健劲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笔力险劲、骨气劲峭、法度谨严、结构独异的书风。其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 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又汲取北朝峻拔淳朴书风而渐变其体，由篆隶书得笔，晋帖得韵，隋碑得神，最终形成笔力遒劲、结构险峻的“圆畅方挺”的新体。
隋炀帝大业年间，欧阳询写下了《隋尚书左仆射元长寿碑》。唐朝建国之际，欧阳询已是年逾六旬的老者。入唐之后的二十余年，是其人生最丰满而光彩的时期，期间留下了不少传世名作，书法史上才有了“欧体”的称呼。欧阳询本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太宗接位后，礼遇父亲身边老臣但并不亲近，把他安排到东宫做太子率更令，因而后世又称欧阳询为“欧阳率更”。欧阳询在东宫虽无案牍之劳形，写碑的差事却不少，且多是丰碑巨制。按北宋金石家的著录统计，欧阳询在 唐朝写的碑志有十通以上。其中，有大臣、名僧的墓碑和墓志，也有皇家宫馆陵园的铭刻文字。欧阳询篆隶楷行皆精，其篆书在《九成宫醴泉铭》碑额上可以看到，隶书如《房彦谦碑》，然其行书只是一笔之转的楷书快写体，结字是纵斜的姿态，令人动色，但因“惊奇跳宕，伤于清雅之致”。米芾在湖州写就的行书《苕溪诗帖》和《蜀书帖》，变本加厉地发挥了欧阳询行书的纵斜之势。欧阳询以楷书著称，其楷书笔画方锐挺直，字形瘦削，结构森严，犹如“矛戟森列”。结字上半部分宽舒，下半部分紧敛，造成一种重心偏低却又高耸的态势，既“稳”且“险”。欧阳询“笔力劲险”，宋朝米芾称之为“险绝”，清朝人说他敢用“险笔”，总不离一个“险”。欧体的“劲险”赢得了书家的赞叹，也因“劲险刻厉”而失于温秀，寡于润色，有人喻为“金刚瞋目，力士挥拳”。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指出:“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书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成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苏轼评其书谓:“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纵观其所书《化度寺碑》《皇甫诞碑》和《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诸碑，于平正中见险绝，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可谓“出类拨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明项穆语)，皆为唐代楷书典范。其中《化度寺碑》清劲秀健，楷书法度最为严谨。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一生精研欧集，对欧书各碑细察甚详，对此碑极力推崇。曾在题跋中言之:“若以唐代书格而论，则《化度》第一，《醴泉》次之，《虞恭》又次之。若以欲追晋法而论，则《化度》第一，《虞恭》次之，《醴泉》又次之。”《化度寺碑》原碑在长安(今西安)终南山佛寺，北宋庆历年间石毁后翻刻甚多。翻刻本分南瘦北肥两种。相传北宋庆历初年，范雍在南山佛寺曾见《化度寺碑》原石，叹为至宝。寺中僧人误以为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而弃，碑断为三石。后经南宋靖康之乱，残石碎佚。宋时有人依据宋拓本翻刻，后陆续翻刻甚多。书界所称道的《化度寺碑》，多指遗落在宋时的唐代原石，其临摩镌石极为精绝。后人误将宋人翻刻本当作唐朝原石，仍声称唐石宋拓，这主要是翁方纲的错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敦煌石室曾发现旧拓《化度寺碑》剪裱残本六页，即敦煌残本，后为法国人伯希和携往国外，分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敦煌残本幅面单薄，每面四行，行计五字，残字或剪或涂，仅余二百三十六字，文献收录屡有错载，误记为二百二十六字。《化度寺碑》传世拓本中，唯吴县吴氏四欧堂藏成亲王旧藏本，简称“四欧堂本”，此本石花与断痕最为自然，乃唐刻原拓孤本；册首有吴湖帆绘《勘碑图》《化度寺碑式》。册中有翁方纲、罗振玉、吴湖帆、伯希和、沈尹默等人题跋，李鸿裔、朱孝臧、吴梅、蒋祖诒、叶恭绰等观款，册尾另装入“敦煌残本”影印件。此本经明王偁(孟阳)、陈伯恭，清成亲王、荣郡王、潘祖荫等收藏，至潘氏又将其作为侄女潘静淑的陪嫁物，归今人吴湖帆收藏，吴氏合其所藏宋拓欧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温彦博碑》三碑拓本为一匣，名曰“四欧秘笈”，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由于《化度寺碑》原石早在唐或五代已断裂，敦煌残本可能为残唐五代至宋初间翻刻后不久所拓，又据王壮弘考证敦煌残本“实也是翻刻本”，故“四欧堂本”与敦煌残本二者非出一石。《化度寺碑》早于《九成宫》一年而书，除了字型稍小之外，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之处，皆小心收敛，故二者形神酷肖，风格极为相似，可谓欧阳询楷书理性规范的极致。《化度寺碑》书法平正清穆、丰腴悦泽，用笔瘦劲刚猛，结体内敛修长，法度森严，其妙处在于严谨缜密、神气深隐，具有体方笔圆之妙，有超尘绝世之概，在结构空间的表现上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唐代其他书法家难以比拟的。同时，此碑模勒之工，非后世所及，故称楷法极则。《化度寺碑》清明、平稳，没有丝毫的紊乱波动，点画表现得有力、细致，所以，谨严有余舒展不足。但在结构方面，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化度寺碑》似乎比《九成宫》写得更凝练一些，这便是杨守敬看出它比《九成宫》醇古的地方。元赵孟頫跋此碑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明人王世贞更以为此碑“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清杨守敬《学书 迩言》评曰:“欧书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碑》为最烜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为:“《化度》出于《晖福寺》及《惠辅造像记》耳。”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特意用了“渊穆”二字，以区别于欧阳询的其他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欧阳询书法一向所具有的北方书风，残留的已经不多，而呈现出强烈的自我面目。从某些用笔特色来看，后来的柳公权似乎得力于此碑者颇多。楷书妙在性情，能气形质。“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唐朝人对楷书的结构有特别的研究，因专讲结构，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功。孙过庭云:“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规矩至极，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则出乎法度者至纵”。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以线条美为书法的本质，对结构美的研究似 乎较为冷漠，直到唐初欧阳询的出现，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和书法空间的构筑表现才被重视。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其《传授诀》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轻重，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方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敬正。”欧阳询以为八法尚不能包括 一切字的点画，故增益减少其 所有无，著运行《八诀》，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同时，欧阳询的《结构三十六法》是他对书法空间意识的研究成果，概括了楷书布势的基本规律，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成为楷书准绳。明代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清代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该法从书写前的精神准备、执笔方法、书写意境到结构原则与墨色的掌握，从肥瘦刚柔的控制、总体布局的原则到各种结构的要领等入手，简练而又全面地概括了作书的道理。尤其对诸如“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覆盖”......不同结构的组合、移位、变形，相同字的变化，异体字的写法等诸多问题，阐释得简 明而清晰。欧阳询的楷书结构规律对书法空间构筑的贡献，一直被后世所重视。陈振濂如此评说欧阳询:“他的成功似乎向后人揭示出一种奇怪的风格范型：一方面，他是以整齐与正规的缰绳去套住北碑那脱缰野马似的纵横恣肆，这看起来有点像李斯秦篆对诡怪陆离的金文大篆的改造，似乎为书法家们所不取；另一方面，他在规整的结构基调上酌取北碑的线条风格，从而体现出与魏碑相近的险劲气息，这一点又颇使书法家们心醉神驰。他的存在标志着楷书在书法史上取得了真正的无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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