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表哥的回忆录（23）

1976年8月，我从抚顺师范学校毕业（中专学历），被分配到抚顺市第八中学任教。抚顺八中校址在望花区，位于市区南端，俗称南沟，属城乡接合部，抚顺市通往抚顺县南部农村的公路从学校旁经过。这条路当时是土路，八中老师形象地称它为'水泥扬灰'路，下雨时，道路泥泞；晴天时，汽车驶过或刮风，路上扬起的尘土使人睁不开眼睛。从八中再向南两公里，即是抚顺县塔峪乡所在地。八中离抚顺西露天矿很近，道路东侧的一排排红砖平房是六七十年代建的矿工住宅，八中的学生几乎都是矿工子弟。

八中在公路西侧，是一个土墙围成的大院，校园外四周是大片菜地。校园里有几十棵大杨树，远远望去，平坦的田间上凸起一片苍翠，那是令人羡慕和敬仰的神圣之地。校园的南面是一个五十年代落成的'工字形'平房建筑，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主要在这里。学校操场北侧有三排平房，南边一排是四个教室，西边一排是教师宿舍、食堂等，北边一排是教师住宅，住着十几户八中的教师。

八中是五十年代建校的老学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很多教师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是'文革'前中师毕业、从小学调来的优秀教师；近几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师毕业生占了很大一部分。

当时学校还是'文革'后的模式，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的体制；中学没有高中初中之分，统称为六年、七年、八年、九年。'文革'前，国家教育部门对不同学历的教师教不同层次的学生是有严格要求的，即中师毕业教小学，大专毕业教初中，本科毕业教高中。由于'文革'前期各类学校停止招生，'文革'后期虽招收部分工农兵学员，但也满足不了中小学学额普增的现状。因此造成许多小学教师和我们中师毕业（工农兵学员）教中学的现象。教育界流行的一句话是：'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我们在校期间几乎没上专业课，哪来的'一桶水？'我是'文革'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所掌握的仅仅是'文革'前八年正规教育所学的那点基础知识，并且下乡六年，几乎都忘光了。由于我那八年学得比较扎实，我还是作为毕业生中基础知识比较好的，分到了中学；我们班基础知识差的都分到了小学。

我到八中后，学校让我教八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并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对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完全按照教学参考书认真备课，讲的课肯定枯燥无味，我当时只能是这样，可以想见我讲课时是多么的尴尬。好在我是新教师，学校并不十分苛求；其次是绝大多数学生也并不注重学习，但你讲课的水平和认真的程度，这些学生还是能听懂和看明白的。两个班的学生没有到学校反映我讲课不行，我应该感谢他们。我在备课和课堂讲解方面下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困扰我更大的难题是组织教学。因为有些淘气的学生根本就不学，他们坐在教室里等于倍受煎熬，必然做出一些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这些情况都需要及时处理，否则教学计划往往完不成。除了教学之外，当时学校的课外活动也非常多。我刚到八中，新学期先不上课，我带着全班学生到西露天矿电务段学工一个月。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组织学生吊唁，参加追悼会。那时学生每学期交三元钱的学杂费，班主任每天都要催促，甚至到期末了才能把在学费收完。每年一次的运动会、春节联欢会都要班主任组织、策划，甚至冬季取暖、教室窗户护栏的安置、破损桌椅的修复，都需要班主任操心。

1977年秋季开学，我接了七年级的一个班，继续当班主任。为了开展好班级工作，一连几个晚上，我到班干部和比较落后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学生都住在学校附近，矿工的居住条件非常窘迫，两家住三间窄小的平房，中间一间是两家的厨房。我在学生的引导下，借着手电微弱的光，绕过一个又一个发亮的积水坑洼，沿着柔软泥泞的便道，一家一家地走访。很多家长像接待尊贵的客人，恭敬地给我递烟倒茶。因为我小时候吃过老师家访告状的苦果，所以我不告状，对学生以表扬为主，委婉地说出学生存在的问题。从以后的班级情况看，这次家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讲好课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开始注重语文专业知识的学习，并涉猎一些政治、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我还通过听课、交谈等方式，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教学方法。

1978年春，抚顺市教育学院开办了业余师专（大专学历）的教师培训，通过考试招收在职中学教师。我当时已有参加当年高考的准备，不想考业余师专。我在考试前临时动议参加考试，居然被录取了。业余师专利用星期天半天时间集中面授，教师是教育学院和中学的优秀教师。他们精彩的讲授，使我大开眼界。我在望花片学习了几个月，直到考入全日制师专。

在八中工作一年以后，我基本上适应了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但艰苦的生活也在考验着我。八中教师独身宿舍住着十来名教师，每天三顿饭在食堂就餐，一位甄姓大嫂给我们做饭。三顿饭都是粗粮，经常是玉米面饼子、白菜汤，细粮我们自己支配。有特殊事赶不上吃饭，就得自己做，我们都备有锅碗等餐具。当时经济落后，离学校最近的饭店需要步行20多分钟。一次我用厨房的大蒸锅热饭，不慎将锅底烧漏了，经人调解，赔了五元钱。

八中的交通极其不便，当时从抚顺站前到南沟终点的5路公交车，下午三点半就没车了。西露天矿办公大楼所在地古城子有电车（主要解决市内矿区职工通勤的轨道列车，按时段发车），电车站距八中步行需40多分钟。如果晚上回八中，必须乘电车到古城子，再走到学校。一次我从沈阳回来，到学校已经接近半夜了。这种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使许多青年教师不安心在八中工作。一位青年女教师，当别人给她介绍对象时，她提出的一个条件是，把她调到离市中心较近、交通方便的学校。几年以后，在亲属家几位老教师谈起八中时，一位校长说，宁可在市区条件好的学校当教师，也不去八中当校长。说明那时在城市里，单位的工作环境、地理位置对人的工作和生活是多么重要。多年以后，许多八中有名望、有资历的教师，纷纷离开八中，到环境好、交通方便的学校任教。

还有两件事经常困扰我们住宿的教师。因为学校地处菜地中间，夏日、秋季的蚊虫非常多，瓢虫（胖小）落满纱窗。每天中午和晚上睡觉前，我们都要将落满棚顶、黑压压的苍蝇痛打一通，否则，它将无时无刻地与你'亲昵'。为了睡好觉，我们只好睡在蚊帐里，半夜我们常常被钻进蚊帐的蚊子咬醒。我们宿舍是火炕，

天冷需要烧煤取暖。勤杂工下班以后，或者星期天，我们只能自己烧煤取暖。

孟子在《告子句下》中说：'人则无法家拂士，出者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我在农村奋斗了六年，又经过两年师范的学习，得到了人民教师这样一份工作。工作虽然不十分理想，但每月43元的工资，也能维持一个人的独身生活。教育教学工作繁忙，但慢慢也习惯了。但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还没有成家立业的青年来说，八中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经常困扰着我，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人们都承认城乡差别，但身在八中的我，更清楚城市里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时在抚顺市，无论是教师，还是工人，调转到理想的工作单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在八中工作时，我经常想，我出生在大城市（沈阳市），我的理想其实还是想追求城市的生活。可离开农村后，还是享受不到城市的优越条件，眼望着大片的农田和凸凹不平的土路，心中常有一种难言的苦楚；一种要离开八中，到条件好的单位工作，已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中止了11年的高考制度，并且允许'文革'前'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我在沈阳陪母亲看病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到大学继续读书的愿望此时已在我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由于弟弟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母亲治病需要照顾，所以我没参加1977年的高考。弟弟如愿考上了辽大，更激励我报考的信心，我决心奋力一搏。在教育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我制定了详细的备考计划。数学是我的弱项，我读到初二，当时还没有开几何课程。我从线段和平面三角开始自学，我利用下午自习课，给我班的学生讲解几何知识，名曰'补习'。在备考中，我在数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所用的时间最多。政治、历史、地理都属于理解和死记硬背的，因为我教语文，语文我没怎么下功夫。在学校工作，我备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经常找教地理的王殿义老师，向他询问和探讨地理知识。学校几个报考的老师，还邀请了教政治的崔润泽老师为我们作重点辅导。

考试前两个月，我开始了复习的冲刺。每天早晨五点钟，我迎着初升的太阳，坐在操场的一角，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晚饭后我到办公室，一直看到午夜12点。那时候，我像一张洁白的纸，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地吸吮着人类文明的成果。那些天，我白天正常工作，业余时间七八个小时都用在备考上，既不觉得累，也没有倦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坐在门口靠墙的第一座。七月天气热，拿到试卷的我不免紧张，做题时大汗淋漓，监考老师递我手巾，让我擦。考数学时，一看卷子我就懵了：平面几何是三角形和圆形套在一起的求证题，我根本没有复习到圆，这样的题我根本做不了。还有一道题是求一个圆锥体的侧面积，这道题4分。我会计算表面积，但不知道侧面积是什么概念，实际侧面积就是表面积减掉底面积和顶面积，这道题我也没做出来。整整两个小时，我都纠结在'侧面积'这个概念上了，我只做了因式分解和方程两道小题。直到铃响，我才带着遗憾和内疚的心情交卷。五科都考完后，我总的感觉发挥得不错，也深深地体会到真才实学来不得半点懒惰和捷径。我当时想，如果有谁比我考得好，那我真得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过了几天，我校参加评卷的马连老师告诉我考试成绩：语文62分、数学8.8分、政治75分、历史71分、地理84分，总分300.8分。辽宁省1978年高考录取分数控制线是：理科304分、文科280分，我高出文科控制线20分。

考前我填报的志愿是：吉林师范学院（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学院、辽宁第二师范学院（后改为沈阳师范学院），专业是中文。考生年龄的要求是一般不超过25岁。'文革'前'老三届'学生都超龄了，那年我27周岁。

1978年高考考生中'老三届'占很大部分，'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居多，应届毕业生极少。全国大约610万考生参加考试，共录取了40.2万人，录取率约6.6%。

我考的分数可以进本科院校，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录取。一是招办曾征求我是否可以到辽大“走读”（学校上课，放学回家模式）的意见，但最终我放弃了“走读”的大好机会，据说“走读”生不久就全部住校了。二是我弟弟在辽大当时的辅导员曹老师可以帮忙，让我进入辽大哲学系。我想兄弟俩都学哲学，没啥意思。这种短见又阻止了我的大学本科之路。三是我当时已处了对象（条件是我必须考上大学），据说辽宁师范学院已准备录取我，但我对象家担心我上了辽师，就存在抛弃他家女孩的可能，他们通过市招办将我留在了抚顺。12月上旬，我接到录取通知书，被沈阳师范学院抚顺师专班中文系录取。

当年八中还有一名应届毕业生（九年）被抚顺石油学院录取。学校曾大肆宣扬学校考上两名大学生，以此表明校的教学质量是如何的好，足以说明1978年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

八中的老师和我教的学生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纷纷向我祝贺。语文组老师特意为我开了欢送会，许多老师为我构想了美好的前景，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我带的班的许多学生也表现出恋恋不舍的心情。再见了！八中，你是我回城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你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在这里，我初尝了教书的苦与乐，品味了人生的艰与辛。再见了！我朝夕相处的各位老师，是你们让我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是你们的帮助我才有了今天的进步。再见了！纯朴可爱的学生们，关卫东、林晔、王淑芬、刘春香．....．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你们，愿你们好好学习，不断进步，健康成长！

两年前，我来到八中，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我曾感慨自己命运的多舛。如果我到了一个优越的环境里，我也不可能产生跳出龙门的想法，也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动力来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感谢八中，感谢学校里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

1978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的两个学生用手推车推着我的全部家当﹣﹣一个大木箱，走了两个多小时，把我送到位于高尔山下的抚顺师专学生宿舍。那天，我到学校报到了，开始了大学生的生活。